上海三中院是司法改革试点的产物，而行政相对人同行政主体间的争议更多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从几年前区县层面出现“民告官”案，到后来多个区县、委办一把手出庭应诉，再到如今市政府多次坐上“被告席”，这样的演进非但没有什么丢脸，反而是一件好事——“原告”和“被告”本无好坏高下之分，将争议纳入司法轨道，本就是法治社会的常态，自然也是法治政府应有的担当。

　　然而，市政府的“零败诉”，却招致网上种种调侃和质疑。“242比0”的悬殊比例，让不少人觉得背后“必有故事”，于是推测这些诉讼都是“做做样子”，感叹“没什么好说”，甚至断言“告得赢才怪”。一句话，政府与法院出自“一个体系”，政府出庭应诉，“焉有不胜之理”。

　　这样的怀疑论逻辑，看上去很有市场，却显然不符合法治精神。任何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最终谁赢谁输，只能由事实、法律和证据说话，政府说了不算数，网友也说了不算数。“民告官”案自然概莫能外。就这242起案件，上海三中院行政庭庭长张文忠明确回应媒体：“我们审理案件不看原被告，判决市政府是否败诉，是要看法律依据和事实的。”换言之，不掌握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作出的推论，或是预设“××不该赢”、“××不会输”，都属于某种“有罪推定”。

　　但换个角度，这些毫无根据的怀疑论，既应当驳斥，也需要重视。举凡公共事件总有各种各样的怀疑论调，其中有的是刻意为之，有的则是出于本能。从中能够提炼出的一种“正能量”，就是倒逼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愈加严格地监视自身的工作程序——司法机关审理“民告官”案，需要百分百做到“不看原被告，只看法律和证据”；只要判决结果是严格据此形成的，就不必害怕外界的“流言蜚语”。而行政机关，也需要百分百地依法行政，尽可能不留漏洞空白，由此即便坐上被告席，也能保证“经得起告”。

　　在这方面，“零败诉”的结果给政府画上的，就不是一个句号。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直言，不是说市政府没有败诉，其行政行为就没有瑕疵，但这些瑕疵尚不足以否定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一个颇为严谨的判断：行政行为不违法，也就不会败诉；但不违法，只是依法行政的底线，绝不意味着高枕无忧。

　　就依法行政而言，“不败诉”只是基础性一步。就在上周，市政府法制办披露了《上海市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2010-2014）》有关情况，其中在全国范围内首创了可做纵向比较的政府“法治GDP”指标体系。这个由制度健全度、公众参与度、信息透明度、行为规范度、高效便民度、行为可问责度等六个二级指标及其下20余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测评出2015年上海的“法治GDP”为83.74分，较2010年增加了5.64分。这表明，上海依法行政状况总体良好、较过去趋好。但同满分之间尚存的16.26分差距，也意味着依法行政还未到功成之时。

　　在经济领域破除“唯GDP论”之后，用“法治GDP”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新的“指挥棒”，顺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方向，折射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而242起胜诉的“民告官”案，同这个“GDP”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内在关联。“零败诉”也好，“GDP”也罢，本质上都是对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的一种反映，也是一次鞭策。不妨期待，有朝一日政府克服执法不规范、界面不清晰等问题，让依法行政水平再上新台阶，届时非但“法治GDP”的指数会更加可观，“败诉率”甚至“被诉率”，也会有一个更完美的结果。（朱珉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