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畔，二沙岛，广东星海音乐厅临江而立，似一架撑起盖面的钢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扬手指挥的雕塑，挺立在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音乐厅外，面朝江水，仿佛仍沉浸于永不休止的一曲大合唱中。

　　一部《黄河大合唱》，写于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关键时刻，激荡着曾经的时代最强音。不朽的旋律，澎湃着冼星海毕生的激情，如今仍翻涌在人们的胸口。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听闻此曲后的赞誉，成为冼星海４０年短暂而伟大人生的注脚。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１９０５年生于澳门。他在缺衣少食、频频失学中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少年时代。酷爱音乐的少年冼星海，刻苦钻研音乐，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他先后在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半工半读。

　　１９２９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于当年冬天启程前往巴黎求学。在巴黎的最初几年，他做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看守电话的佣人……繁重琐屑的工作里，他抽出仅有时间学琴、读谱、练习作曲。巴黎寒冷的冬夜，青年冼星海在门窗破裂的一间七楼斗室里，点灯写作，借风述怀，写下三重奏《风》。此曲经电台播出引发关注，冼星海因而结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随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成为杜卡斯的学生。

　　冼星海喜欢看法国国庆游行，法国国歌声中民众爱护祖国的热情，猛烈地敲击他的心灵。想到多难的祖国，他于悲痛中起了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１９３５年冼星海回到了上海，刚开始以教别人拉小提琴和为一些电影创作音乐为生，后来他加入了上海演剧第二大队，并跟随这个大队到全中国的各个地方去宣传抗日思想。”在位于广州番禺的冼星海纪念馆里，讲解员朱婉霞无数次向参观者讲起，年轻的音乐家是如何从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喜怒、呼喊和抗争中吸收力量，用于音乐创作。

　　“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唱的‘吹起小喇叭，哒嘀哒嘀哒’，还有成年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二月里来呀好春光’。这些作品不仅民族风格极其明显，而且传唱度极广。”朱婉霞一边说一边唱了起来。

　　在武汉组织群众歌咏活动时，冼星海见到延安来的青年，发现他们“非常刻苦、有朝气、有热情”，深受感染。正当他在打听延安情况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他决定，去延安。

　　“在延安，他不仅入了党，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在鲁艺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说。冼妮娜生于延安，后来花很多时间研读关于父亲的史料。

　　１９３９年春，延安一个宽大的窑洞里正举行晚会，诗人光未然一气呵成地朗诵完新作《黄河吟》。冼星海听罢，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要为诗谱写成“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精心的准备后，冼星海６天完成《黄河大合唱》八首歌曲，并指挥鲁艺学员反复排练。

　　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１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１００余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著名记者斯诺在看过演出后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的、中西合璧的乐队。”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

　　“尽管生活背景完全不同，但这个作品对我们中华民族所起到的精神激励仍然存在。”冼星海纪念馆馆长曾昭明说，“好像一个获得累累战功的元勋，继续驰骋在我们国内外的乐坛上，这个作品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

　　在留下传世名作的同时，冼星海仍然在艺术上不断探求与拓荒。“我为建立中国的新音乐奋斗了多年，这种音乐必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灵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声。”他在日记中郑重地写下自己的追求。

　　受中共中央委托，冼星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为完成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与配乐工作。然而，突然爆发的苏德战争，让他进退维谷。受困在蒙古和前苏联期间，他疾病缠身，却笔耕不辍，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乐》等作品。１９４５年，因病重他被送往莫斯科治疗，病榻上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狂想曲》后，病逝他乡。

　　在冼星海故乡番禺，隔年分别会举办一次星海艺术节与星海合唱节。在冼星海纪念馆旁，一个合唱广场背靠小山坡，音乐家生前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响起：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