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其间具有人民性的文学艺术作品，无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和历史的进步潮流。我们今天阅读欣赏那些脍炙人口的佳作，会由衷地感谢那些在封建制度下勇于面对现实的作家艺术家的创造。

    这时，不免想到另一个问题：即封建王朝迭替，专制主义延续，难道就不曾确立其官方文艺并以法律手段强制推广，使文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从而使之与表现人民意愿的文艺相抗衡？

    从现存的封建文书和历代帝王的有关“旨意”（批语之类）看，封建统治者不仅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而且的的确确以法律手段推行他们需要的有关风化体的文艺。在地主统治阶级心目中，所谓文艺，正是以其易于动人试听、具有形象说教的实用性，才成为维护等级制度和宣扬封建礼教的工具。

    明代法律规定杂剧戏文只许“装扮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和“演欢乐太平”。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立国后全部主张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主义。他以严刑峻法开路，对文艺近乎杀伐以绝，相当长的时间里连民间社火也一律禁止。官吏敢有演奏取乐者竟被施以酷刑，如洪武22年下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后来，又推行儒家思想，极力以礼教控制人民，因而，明代文艺法令明确规定文艺必须宣扬礼教“劝人为善”。当时的戏台多被令人生厌的封建论理道德说教为内容的戏剧占领，俗称“高台教化”。小说亦然，构成明代文学艺术中伦理化、说教化的倾向。另方面，封建帝王在地位稳定后，都要求文艺歌功颂德，“欢乐太平”，使不少文人变成犹如涂脂抹粉的“娼妓”。

    清代统治者，为了笼络和控制汉族地主知识分子，愚化人民群众，同样推崇儒教，大讲风化。未入关时，以关羽为效仿偶像，提倡愚忠；一统天下后，立即以法令规定各书肆“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只可刻印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经学理学”，对印刷品内容加以法定的限制。同明代一样，戏剧只许扮演“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目的唯“劝人为善”。

    明清两代的文艺立法，典型地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正统的文艺观，结果是官方提倡和维护的文艺赤裸裸地成了道德说教的工具，虽有歌舞、戏剧、词曲的形式，都不过是礼教的传声筒而已，苍白无力，形容枯槁，没有一丝儿感人之处。

    封建法允许存在的官方文艺随生随灭，在当时就未曾产生什么关乎“风化”的社会影响，更谈不上有传世之作。尽管封建法制能强制地规定文艺的内容，然而从未达到其目的，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愚昧、僵化和低能则由此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