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者多数自称学历高，无不良嗜好

陈春鸣 画

　　在中国，有不孕不育问题的夫妇不少，一些家庭绕过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用私下“借精”的方式“造人”。

　　以“捐精”“不孕”为关键词在QQ上搜索，可以找到数百个QQ群。捐精者和求精者就潜伏在里边。近日，记者假扮成“求精者”混进多个群里，逐步揭开了这股地下暗涌。

　　算好排卵期、半小时搞定、以五次为限（这一群人奉行的“规则”之一）……表面上看，地下捐精很简单。实际上，这里涉及了法律、伦理和生理上的多重风险，对双方而言，很可能打开的是个令人苦恼的潘多拉盒子。

　　捐精者讲述

　　年近30岁的“阳光大男孩”：

　　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点血脉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在深圳一家快捷酒店的房间里，年近30岁的胡思有些局促不安，试图用笑话打破弥漫在空气里的尴尬。对面，是一个年长他几岁的上海女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2013年夏天，胡思在上海一个捐精群里认识了一个32岁的女子。该女子与丈夫开公司，经济条件很好，但男方在生育方面有问题。考虑到去医院做人工授精程序繁杂费时间，轮候一年还不一定能成，在丈夫的默许下，女人打“飞的”到深圳，直奔之前订好的酒店，接受胡思的“捐精”。

　　折腾几回后，上海女人趁胡思洗澡时，把一个五千块的“红包”悄悄塞进他的包里。

　　记者通过一个名为“真诚捐助孕借种求子群”的qq群联系上胡思，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脚踏NIKE的运动鞋，还背着一个斜挎的黑色单肩包，坐在肯德基一个角落里喝着可乐，一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我在公司做内审稽查的，就是企业内部可能有腐败行为，查查这个消耗是怎么来的。”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做了开场白。

　　14年前，高中未毕业的胡思走出老家，南下深圳闯荡，在工厂里做过普工，捉襟见肘时还睡过两次天桥。后来，他参加成人高考，拿下大专文凭，现在有了一个准备结婚的女朋友。

　　接受胡思“捐精”的上海女人后来说她怀孕了，胡思说：“其实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像是自己的宝贝被人偷了似的，感觉失落，又感觉自己很有成就。”胡思摆了摆手，以表达内心复杂的心态。

　　直到如今，那个五千元的红包还放在胡思的抽屉里。胡思向记者说：“我想可能是她不想欠我的,其实我也没觉得她欠我的，只要对小孩好就行了，红包在我这我反而觉得欠她的。”

　　“孩子老了也不养你，你不是白忙乎吗？”记者问道。

　　“伦理上不是我的，但科学上来讲是我的一部分，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后代。”胡思笑着，露出了一排白齿。

　　以“间接”方式备受追捧的博士：

　　不担心我的两个孩子会遇到

　　地下捐精的世界，既有主动出击的角色，也有守待人物。30岁的董昂，无疑是“弱攻击性”的那类人。

　　他戴着眼镜，长相斯文，说起话来条理清晰，而且善解人意。根据他提供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就业协议书等8份证件可以知道，他目前在广州某研究所工作，是华南一所985高校的生物学博士。

　　董昂说，去年底，广东阳江一个妇女上门求助，他帮忙计算好对方的排卵日，在这一天去酒店开了两个房间，这边厢用注射器取完精子，立刻拿到另一边推到女人的阴道内，后来对方顺利产子。董昂告诉记者，他用的是“实验室工作自备的无菌医用器材，避免精液染菌、活力下降和体积损失”。

　　博士头衔以及“间接”的方式，让董昂格外吃香，许多求精者找上门来“洽谈”。这几天，他趁着周末去给一个珠海女子“献精”。对他来说，捐精犹如水稻田里的“杂交实验”，只要计算科学，步骤正确，便能开花结果。

　　这个想多一份血脉，又不想背叛自己老婆的男人，奉行“科学主义”原则：“2014年测一个人的完整基因组，已经降到了1万美元级别，也就是说，花几万块人民币，十天半个月，就可以测完您本人的基因组。再过20、30年，在医院里基因测序就会跟验血一样常规，完全不必担心后代相遇的问题。”

　　董昂轻描淡写地说：“等孩子长大了，珠三角人口总量肯定超过一亿人，两个人（即同是他的孩子）遇到的概率有多少呢？而且（捐精）成功后，对方可以告诉我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医院，互相通知一下，以后孩子谈朋友，对方（接受捐精者）作为父母先问问对方的生日即可。”

    　探秘

　　真是“捐”那么单纯吗

　　由于绝大多数属于一对一联系，因此目前尚无法统计地下捐精者的人数，但显然其总量庞大。这个群体基本“单兵作战”，难为外界知晓。

　　记者发现，“真诚捐助孕借种求子群”的qq群有63人，欲捐精的人十分活跃，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年龄身高血型学历”为格式在群里发布个人简历，供求精者“挑选”。这里，既拼硬件也拼软件。

　　在“北京捐求精不孕求子群”，人数高达255人，群主和管理员不定时观察成员的个人信息和qq空间等，一旦发现伪造或隐瞒，会将其踢出群。

　　有的纯粹上网找女人

　　在胡思潜伏的QQ群里，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男人上网“寻猎”。记者以求精者身份一出现，就有超过10名男子主动来“勾搭”。他们许多都打着“无偿捐精”的旗号，但普遍希望能以直接的性行为方式进行，言语之间，充斥着许多躁动。

　　“这是我的研究生证”，上海一所211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发来证书，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见记者“犹豫不决”，他以一种急不可耐的语气，每隔几个小时问一遍：“在吗”、“考虑得怎么样？”“就当‘五一’来上海旅游下嘛”。

　　天津一位在科技公司做投资的男子，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霸道总裁”般的作风。他老婆生了个男孩，已经两岁多，之前“帮”过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以“直接”的方式“使”对方妻子生下一对龙凤胎。

　　这位忙于出差和应酬的“成功人士”，聊上几句便没有耐心，“你手机号能发给我吗，打个电话把事情都说清楚，我不会经常骚扰你的，我也没那时间，因为我也很忙。”

　　遭到拒绝后，他开始炫耀自己的身体状况，声称每天坚持锻炼，还会去健身俱乐部，成功概率高。最后他终于妥协，甩下一句“要不间接吧，我也不直接了”，并不忘强调，此次献精是多么不容易——“我不轻易给的，现在有时间，才帮忙”。

　　在记者调查的10个捐精者中，有8个人都以“间接成功率低”“不想那么累”“最终还是得直接”等理由，提出直接“相助”。

　　“有些人就是纯粹进群找女人的，思想不健康。”胡思眼里闪过一丝鄙夷，“大方向来看，是品德问题，会影响以后孩子性格，那样的人，精子就算很健康，你敢用吗？”

　　开价五万想赚钱还贷

　　依照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人类的精子禁止买卖，但在地下捐精这个隐秘世界，仍有人将精子标上价码推向黑市。

　　有一个24岁的河北男子，自称家庭条件不好，13岁出来打工，8年后用第一桶金开了家鞋厂，不料让朋友坑了，赔了一百多万元，现在还有35万元银行贷款没还，急需用钱，“不然也不会干这个”。

　　他向在QQ群里伪装成“求精者”的记者开出一口价——“五万”，而且还是“直接方式”。当被质疑价格过高时，他拉低了身段：“如果你们确实真诚，价钱可以商量。”

　　相比之下，北京一位高考630分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的服务简直算是“白菜价”——间接捐精，收费2000元，一直到对方成功受孕为止。

　　在这位大学生看来，这2000块钱，既是捐精期间的“误工费”，也是一种合理的“服务费”，如果不收费的话，反而会让人不安，“无偿捐助，听起来总有些不良企图，我倒是觉得收取一些适当的补助是合适的。”

　　尽管从法律上来看，捐精人与受精人之间的买卖协议，会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但这并不影响该男子将精子买卖理解为普通的商品交易。他说：“如果收费的话，我们之间也更好地履行协议，不收费的话，万一我中途退出，你也不好约束。”

　　生物学博士董昂透露，与正规途径相比，地下捐精更为“便宜”。“在医院，人工授精一次6000-8000元，成功率也不高，只有10-15%，弄下来花个十万八万元很正常。”

　　溯源

　　医院排队 望眼欲穿

　　根据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的官网数据，在我国，约有10%的夫妇有不孕不育的问题。35岁的杨娜，便是其中一员。

　　她来自惠州一个欠发达的村庄，丈夫脾气暴躁。由于一直没有孩子，丈夫经常对她恶言相向，喝了酒更经常打骂她，她腿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后来，丈夫做了检查，发现问题在于自己。“地下授精”于是开始进入这对夫妇的视野。

　　“去医院挺麻烦，次次挂号预约等候。而且在医院，只告诉你精液捐献者的血型，其他保密。在外边，可以挑学历、身高、长相。”这便是杨娜绕开医院，投入黑市的理由。

　　据了解，目前国内共有19个人类精子库。由于社会公众对捐精的认知仍有偏差，多地上演“精子荒”，有不孕夫妇的预约甚至排到了两年之后。

　　此外，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医院对捐授精程序要求严格，这本是好事，但心急的大龄夫妇却将这视为缺点。董昂说：“为了检查艾滋，精液捐献入精子库后，至少要在液氮中冻存半年以上，再检查有没有艾滋，拿出来用时活力至少下降40%，而‘自助捐’用新鲜精液，成功率不会低于10-15%。”

　　杨娜夫妇到东莞找人间接捐精，前后花了半年时间。现在她已经有了五个月身孕，丈夫对她态度稍好点，但打骂并未完全杜绝。杨娜陷入新的担忧：丈夫会疼爱孩子吗？以后会因非亲生而争吵吗？

　　“男人嘛，爱面子，孩子是终于有了，但心里边会有阴影，日子长了，可能会陷进孩子是他的还是我的这样的问题，家庭难平静。”胡思的话，或许正折射出了不孕家庭双重悖论的困境。

　　警钟

　　私相授受 风险不小

　　生理 女方或染性病艾滋

　　佛山一位要求匿名的生殖科医生告诉记者，捐精者身体状况往往是不透明的，有不良企图的人，甚至会隐瞒自己真实的健康信息，若直接发生性关系，女方可能会不幸感染疾病，严重的如梅毒、艾滋病等。就算是通过注射器等中介物授精，如果中介物感染细菌，也将会导致一些慢性妇科疾病，影响胎儿正常发育。

　　伦理 子代婚配可能性高

　　按照现行规范性文件，一个供精者的精子最多只能提供给5名妇女受孕。据统计，这种情况下，同一供精者下代血亲通婚的概率是八千万分之一。

　　记者调查得知，多数捐精者声称自己最多捐到第五例就停止，但地下捐精没有约束制度，且多数捐精者并不忌讳同城配对。

　　“这些人员，有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个供精者的精子可能为很多受精人使用，这些子代进行婚配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正规医疗机构人工授精所生子代，从而引发家庭伦理混乱、代际关系错位等，一旦发生便是破坏性影响。”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策说。

　　法律 未能互盲隐患重重

　　据了解，在正规医疗机构的授精过程中，双方是“互盲”的，个人隐私受到严格保密，但地下捐精，多少都掌握到对方的一些信息，给未来的纠纷埋下伏笔。

　　律师宋策介绍，供精者可能因为精神、物质等原因，对受精者进行敲诈；其次，孩子出世后如果知道其“生物学上的父亲”存在，是否会正常对待其“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容易引发身份认同问题；

　　最后，一旦供精者反悔，要求抚养子代，或者要求子代赡养自己，会引发一系列抚养、探视、监护、继承等法律纠纷，影响受精者家庭的稳定。

　　（注：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记者 黄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