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行宫庙小学

大寺街行宫庙小学是我的母校，日伪时期改名为模筑小学，解放后叫第一完小。事过70多年回忆起来在校的生活，仍历历在目。

临清沦陷后，父亲不愿我受奴化教育，一直在家教我国学读本，什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都背的滚瓜烂熟。看着日本兵不走了，邻居的小孩都去上学了，母亲才催促父亲把我送到了行宫庙小学，插班上二年级。这是什么学习环境啊，各班都人满为患，一个班的学生，乱哄哄的，根本无法上课，一张课桌5个学生，中间坐着3个，两头各坐一个，还得自带小凳。当时我的堂兄姜德敏，也在学校教课，他教美术，他带着父亲看了看，说：“你看这情况，没法听讲。他认字不少，你在家里给他补习一下数学，下学期让他插班上三年级吧，三年级人少。”

父亲接受了堂兄的建议，抓紧在家给我补习数学，一、二、三年级的数学课本，一学期硬是补习完了，我运算自如，“小九九”、“斤成两”那些口诀也背的很熟，父亲自信的说：“不但能跟上班，恐怕还是拔尖的学生。”于是我顺利的成为了三年级的插班生……

三年级在行宫庙前院正屋，神台上是娘娘们的塑像，让人敬畏和恐怖。全班只有40多名学生，教语文的是我姐姐在妇女救国会的同事赵岚芳，教数学的是腿脚不方便的拄着拐杖上课的罗老师，当时的杨校长亲自给我们讲《修身》……提到这位杨校长，我不能不说几句，他威严有余，温情不足，整天板着副面孔，好像谁借了他二斗红高粱没还似的。他的办公室正面墙上挂着同样威严的画像，下述本校校长杨某某。据说这幅像是我的堂兄姜德敏给他画的，他们两人，还有位教体育的张老师都是国民党员。日伪时期，转入地下，他们就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一点在校的员工基本上都知道。这位杨校长虽然威严，但颇具文采，记得我们的校歌，就是他作词的，我们小时候一直在唱：凤岭毗邻，卫河之滨，集合着炎黄的优秀子孙……

我那教美术课的堂兄姜德敏，他最后去了台湾，结果使我们多个家庭受到牵连，这是后话。教音乐的女教师是位白字先生，一篇歌词经常出现几个错别字，比方歌词中的“彻底”，她一直按“激底”给我们教唱。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给我们教了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后就成了升国旗时唱的“代国歌”了。但当时最流行的还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以及《千里送京娘》等等。日语教师是县府张秘书的太太，经常拿教鞭抽学生，上她的课时，因为怕挨揍，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吓跑了。我们最喜欢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国语老师赵岚芳了，当时还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感觉她对学生体贴入微，教学认真，经常有新的词汇、新的语言给我们灌输，把党为生活的述语也用在教学上，让我们倍感新鲜，我前文中曾说过，她教《动物园》那一课时，曾把“大铁笼里两只狮子”暗指为大铁笼是中国，两只狮子是国民党和共产党……

不知是上级的命令还是啥原因，学校改名了，行宫庙小学改成了“模筑小学”，杨校长还亲自设计了校徽：倒三角，比喻为“三育”，一个大临字，中间包含着一个圆形的“模”，学校强迫学生购买，每人必须佩戴。

                               解放后的第一完小

1945年9月1日，临清解放。我们尊敬的赵老师回到学校，当了校长，她也改名为赵鹏。日伪时期，她被开除，我们曾经罢课，闹学潮，到她家读私塾，现在她又回到我们的身边，并且当了我们的领导，同学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学校也改名叫第一完小了。这一学期要写的东西很多，我只叙述两件事；一是，当时没有课本，从其他解放区调来的课本是草纸的，揭不开，其中有一篇是诗，题目是：“托洛斯基，你这无耻的叛逆，”因为我特别喜欢诗，很快就背过了，成天念：“托洛斯基，你这无耻的叛逆，出卖了你的祖国——苏联，投降了法西斯蒂……”也不知道是几年级的书每人还分不到一本。当时时局很紧，正处于全面内战边缘，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潘朔端起义了，他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声明，是半文言的，又成了我们的一篇课文，我每天背：“朔端等藉历云南，少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抗战期间，以曾被尝艰苦……”全国解放后，潘朔端成了云南政协副主席，他恐怕不知道，他的这篇小文，曾被千百个学生所背诵。我记得我们一篇作文的题目更是让人惊讶，题目是：“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我自己也没想到，当年给蒋介石写过信。起因是当时的战况紧急，李先念、王震领导的中原军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可能全军覆没，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党中央才向国民党呼吁，并号召全国人民向国民党施压，于是才有了我们每人一封信的举措，据说还真的把我们的信件发往南京了。

因为是刚刚解放，学生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我们班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突然间来了很多大哥哥，他们都是十八、九，甚至二十岁，有人偷偷讲，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参军而来上学的。另外，还来了一批军人家属以及他们的儿女，我记得我们班就来了四位姓张的亲姐妹在一个班上课，老大叫张伯华，最小的叫张季华，我们管她们叫伯、仲、叔、季，不知这四个字有什么说法。因为情况的出现，引起政府的重视，当时的市长黑伯理、专员贝众选都曾到学校看望同学。

更值得追忆的是，有一年腊月，八路军攻打东昌（聊城）伤亡惨重，负伤的伤员没有担架抬，就用牛车拉到了临清砖城里原日本“红部”所在地，当时的华美医院，医护人员也不足10个，两三家私人诊所，也就5、6个人，显然人手严重不足，学校也就把5、6年级的同学送到临时驻扎地，去服侍伤病员。一到现场，我吓得都想哭，牛车上拉来的伤病员哭喊声响成一片，血不停的从牛车上往下流，有的战士已经死亡。我和一位女同学分配在一个病房、地铺上躺着先前住进来的较轻的九位伤员。因为那位同学是女同学，照顾这九位伤员的大小便就成了我的事。我咬牙坚持，通宵未眠，这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实在不容易。还好，我服侍的病号没出现大问题，只是有一位病号，夜里实在痛苦难忍，让我去找把刀来。我就跑去帮他找刀，被老师叫住了：“你真傻，他是太痛苦了，要自杀，弄不好把你也杀了……”老师一席话，吓得我出一身冷汗，过了一会，那位战士吃了止痛药，好一点了，他还请我给他唱歌。其他同学就不像我这样“幸运”了，有人服侍三个重病号，一夜间竟有两位牺牲；还有一位女同学看着病号流血不止，血流满地，她自己竟然吓得晕过去了。啊！这就是战争，太残酷了。

第二天是腊八，房间送来热气腾腾的腊八粥，肚子虽然饿，就是吃不下去，硬是老师逼着喝了一碗腊八粥，时过境迁几十年，但我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