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润身日记

马骏英

一

      1999年，退居二线后，看了马润身先生解放前写的25本日记。本子大小规格不尽一致，毛笔书写，字迹清整、隽秀。日记记录了作者从甘肃平凉中学求学到被撤去国民党上尉连长的历史。上迄1936年3月1日，下至1948年9月5日，时间跨度13个春秋，距今已经六七十年了。

日记记录的这段历史空间，正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内战，日趋走向没落的阶段。作者面对现实，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因而，成为记录那个年代社会现实的珍贵史料，也是发自国民党军营里的呐喊。

缘何记起日，自述说得明白：“余忆自民国二十二年下期起，为求文字之通顺，叙述之自如—并以作余生活之记录，而求克己修养之尽善，即习作日记。……直至二十五年旧历元月，余偕尚祥甫兄考入平凉中学，余即改旧观，用心记载。虽内容甚差，不足为子弟之效法，然余自当时起，即持之以恒，并立志日记与余同终天年。即为生存一日，余之日记即增一段。迄今瞬将四年，余之日记不缺一段。虽为无足稀奇，然余于风尘之奔波，兵乱之时节，虽饮食不曾入口，波涛四起之时，余之日记未曾中止。”读完25本日记，看到作者即使日行军125里，而日记仍不间断。隔段时间，“将途中日记悉数寄回（老家）”，以致这些日记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笔者深为其执著的追求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所感动。

二

作者投身于国民党军伍，从黄埔军校学员到宪兵排长再升任上尉连长，辗转川、湘、皖、沪等省市，接触了大量的国民党达官要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因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政府多一令，人民多一害”，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部分内容在日记中占有最大的篇幅。

请看以下几段：

“现在的官场军界，以至社会乡村，处处充满使人不能快慰的污浊气氛。不敢推想，不敢回顾，民族的生机，祖宗的遗产，或许要断送在今日负大小责任的人身上。”（1943年10月12日）

“昨夜与某某谈甚久，余更进一步明了我国之政治矣。直至无官不贪，无吏不污。”（1944年11月22日”

“今日之堂堂华国，已为贪污卑劣所充塞，无是非，无正义，无公道，有何事可述。只见好人退去，唯留恶人荣耀。”（1944年9月12日）

“污浊里充满污浊，昏暗里哪来光明？公理怎伸，是非怎明？”（1944年8月5日）

“我们不敢想，也不敢看，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朱门酒肉臭，野有饿死骨。”（1944年12月5日）

“浩浩乎中国之大，然欲求一席清静之地，则难乎难矣！若有，余信其必在山林中也。”（1944年8月23日）

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不得人心，不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受到国民党军队里有正义感的军人的强烈谴责。这种情绪在日记中跃然纸上：

“此间七.七献金劳军运动，曾费了不少的汗血和唇舌，目的是想把重庆的良心—慰劳金—赶速汇给衡阳战士以鼓励其忠忱。但是八月八日衡阳沦陷了，保卫衡阳的全军殉国了。他们还没得到后方良心的慰藉，而良心的捐献被无良心的办事人员延误了。政府官员的麻木于焉可见。”(1944年8月13日)

“在这样安闲的后方,除了报道衡阳搏战外,哪里还有战争的气氛!”(1944年8月3日)

“战区敌后的同胞们,不畏艰险地向这人间(指陪都重庆—编选者注)跑,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里也是人吃人的场合。我想，他们一定后悔,悔不该从兽口里逃到人口里。”(1944年12月5日)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司法腐败,人妖颠倒,“虎狼均在昂首阔步中”，而善良无辜的老百姓和下层人士则被加上种种罪名，投入狱中受刑，连作者也不能例外。因而，他对国民党的司法腐败有更深切的认识。作者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狱中杂记》就有这样的记述：

“据余个人估计，囚犯有二分之一系告诉无门，赤贫如洗，既善良而又愚蠢者。但是，内乱、侵占、欺诈等等的帽子均加在他们的头上了。余有时以为生于今日之善良人，似应受此劫运，真正犯法的人多在逍遥之中。”（1948年5月23日）

“实缘狱中七八千人，率多为善良而无钱势者。”（1948年5月21日）

面对如此之不公，作者慨叹：“处处尽是关卡，都要收厘金，卖人情，可怜一个吃透国际国内刑律及规章的宪兵上尉且然，而无知小民岂不冤死！”（1948年7月9日）

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国家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疮痍满目。对此，日记中有许多真实的记录：

“九时五十分发空袭警报。午后3时许敌机分3组（共36架）梯次轰炸，全市付之一炬。贫民草屋，化为灰烬！……夜九时大火未熄，市民百分之九十无家可归！露宿于河川，无灶为炊！老妇幼童，相抱而死！弹痕如大涝池，死者血肉散发，无拳大之完骨！道路竟成丘谷，不能通行！许多老人竟为之发痴，呆坐不能言。余归途巡视时，火势之烈，无路可逃！今日为余亲见敌人之暴行，何异魂飞天外也。”（1940年9月4日，湖南芷江）9月8日后又写道：“沿河居民房舍,尽为碎瓦,无一家幸存者。”

“敌人复决黄堤,致沁阳以东尽成泽国,致我农民收获绝望。”(1940年8月23日)

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作者眼里看到的重庆是“断垣残壁，庐舍瓦砾，令人悲痛万分”；四川夔州“满城皆断梁碎瓦，残椽灰烬”；湖北宜昌“荒凉残破，非昔日可比。市面冷落，商旅不见，血腥处处，臭气四溢，令人恶心。房舍为墟，瓦砾一片”，“人民皆面黄肌瘦，毫无人色”，“所遇之尸体为最多”；南京则“残垣断壁，饿殍载道。”

而最使作者愤慨的是，“某同学的家书封面，印有大日本宪兵检查等字样……书信要被敌人检查。”“我们的家乡成为盗贼的巢穴。”（1939年4月7日）因而，深感“国土沦陷，是每个中华男儿的羞耻。”

四

日记中另一大的篇幅是写出了作者对宪兵生活的迷离和惊恐，对个人前途的苦闷和彷徨。作者怀着对美好愿望的憧憬投身军伍，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军旅生活亦异常窘苦，宪兵逃亡事件层出不穷，下级军官竟难以养家糊口，到头来，作者的希望变成了泡影。

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作者对自己心境的记述：“美丽的幻想，甜蜜的梦乡，苦闷的处境，乏味的生活”；“心情纷乱，肩负万吨，度日如年。苦乐交加，耐人玩味。舌疲唇焦，万事劳形”；“凄风苦雨，扰乱心迹，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淫雨绵绵，亦殊闷人，无坐处，无走处”；“整天在企盼，整天在失望”；“日来深为自身恐慌，更觉前途危机四伏”。真是如坐针毡，心神不宁。

在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因妻子向救济总署领取炼乳而感到的愧疚，领略到了作者在重庆一次身上钱只够吃两碗小面、半斤大饼的尴尬，体会到作者“本日家中经济最为恐慌，身无一文”的焦虑和对“几月来过着有米无柴、有盐少醋的生活”的无奈，更多的是看到了作者心底里的忧闷：

“天气的炎热与心理上的烦闷，是同等的上升着。在这不能令人满意的环境之下，恰巧又是余廿六周岁良辰。……孤寂地坐在这名殊实同的囹圄之中，回思过去的勇气在下降着。”“前方是那样的沉寂，后方又是如此的不宁，资本家与官僚们结合了。经济如何统制：要钱，要钱，法令谁来遵守？待遇的清苦，使他们别开生路，我们又该怎么办？”（1943年生辰纪念日）

“清明凉爽的夜，漫长的夜，它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忧闷；不是甜蜜，而是苦酸。社会不能激励我而压抑我，家庭不能鼓励我而牵累我。顿挫了的锐气，破碎了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世界，钱杀人的世界，自恨天赋我以骨骼支持这与鬼相似的躯壳，但不如鬼之巧妙。”（1944年9月1日）

“复杂的环境，不能让我放大胆干去，也不能任我们无所作为。烦闷充满了整个心田，使精神疲倦了，暗淡而渺茫的前途，使过去的勇气消失了。一个年壮力强的人，不能使自身饱暖，这是何等的无用。”（1944年5月20日）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作者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忍受着，应付着。最后，终于发出了内心深处的呐喊：“国家待余如此，余愿做无国之民；政府待余如此，余甘做乱臣叛徒。”（1948年5月26日）；“我们不免长叹世寒道微。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怎能要它存在!”（1947年9月20日）

五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和战争的严重创伤，使广大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作者的家也由一个自耕农走向破产。日记中不少篇幅记述了家中生活的困苦和作者对家乡的思念。

1944年3月20日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接父亲书，家中生活系一严重问题。祖父多病，余心颇忧。小弟不训，母心多虑。余不得归，无以养家。老大无成，实不孝不忠。”4月28日又写道：“昨接父亲三月三日（指阴历—编选者注）书，述及家乡灾情及家中窘况，使余无以为计。总之，余已有饭吃，何能眼睁睁听其饿毙。但以目下之景况言，如何乃为良策，余计无从出，只得将去年所购之雨衣及深筒雨鞋售出，以活家人之命。”

面对家庭经济的拮据，面对“家人父母已冻馁，自己也捉襟见肘”的苦况，作者只能发出深深的慨叹:“谁知我有一个在饥饿线上的家！”1945年3月21日写的“日来家中索款甚急，余真进退维谷，无可奈何”，更是发自心底的哀鸣。

由于作者出身农家，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保持了中国农民的纯朴品质和良心，对农民寄予了极大的同情：“稍移步民间，便知人民之苦况”；“上午精神闷倦，见年老之苦力二人，风餐露宿，汗流如注，然仅免饥寒。因思以往、近日，颇惭愧。”作者从严酷的现实中认识到：“在此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贡献最多而牺牲特重者为农民，贡献最小而又碍抗战者为优闲之特殊阶级。”（1944年11月13日）

当然，作者毕竟是个旧军人，下级军官，又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和蒙蔽，因而从日记中反映出来的对国共两党关于内战的宣传有某些模糊认识，对为蒋介石担任外围警卫表现得比较虔诚，这是他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通观日记，作者直面现实，能于国民党军营里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呐喊，确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