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入八零圈，老家的小字辈出于一种虔诚，叫做什么“早修坟冲冲更长寿”，在墓地给选了个坟址，让我回去到现场亲自定夺。墓地在玉皇山东北侧，林木茂密，草毯青青。一踏入这块熟悉的地方，我便不由地眺望起东邻的那片果树园来了。我知道、也看见过枝头挂满成果的树株空隙里，有一栋普通小瓦房，其环境堪比刘禹锡笔下“陋室”之优雅，只是没有“鸿儒”们“往来”“谈笑”，只有一位神情特显颓丧的老人，孤居深窝守看果园，他就是我从高小到初一一起读书时的老同学、现年逾古稀的C——是他极力回避、不愿会见任何的人，我为尊重其自重的情绪，咫尺远近，却从未访见与晤面。

那是日本侵入中国的年代，我俩曾同在一所不太正规的学校里，既学古文又学现代教科书，从小学5、6年级直到初中一年级，是同班同学。按年龄，我乃流行的适龄者，而他小我近3岁，说明他多次“跳级”，各门功课还都不比我差，可见他头脑聪明，也有天资，在班里，无论老师和同学都甚为钦佩。

我17岁投入革命离开了家，听说他考入师范毕业后，分配在附近村当教师。虽是老同学，一晃却是几十年，工作差异且不在一地，我只能从家乡人那里略知些他的消息，知其教学工作得很好，还有文艺天分，在几个教师中堪称优秀，当然他相貌矮瘦皮肤黑，但终究年轻，不失为知识青年人。他不见得了解我这么些事，他不喜欢也没必要。而至少他在学校有另种欢快，况且那里总有同龄的女老师和不少天真烂漫的的女学生——此乃一般而论，并非对他的预测和结论。

日月轮回，流光飞逝。就这样我们都经历了多少人生的历程，更免不了社会上频频运动和斗争的洗礼，尤其像“文革”风暴那样强烈、深入和触动。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已是“文革”后期，我经受冲击后，离开了行政岗位，仍在工业主管机关却改做供销工作。一次，接触到下属“生建机械厂”（这是公安劳改系统，改造犯人的工厂，全国统一叫“生建”——“生产建设”）的业务，我惊奇地看到那张原材料配料表格的填表人，写的是我的同学C，整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我断定就是他！随问及来人，他说，这个人是劳改犯，沂水县人，犯强奸幼女罪，被判了20年，有文化，身体弱，在厂里让他做这原材料方面的事，进行改造。我当即和他说了，我们是小时候的同学，大体知道他犯罪的事，详情不晓，也不知道在咱这里劳改。来人“啊”了一声，问我：你想和他见面吗？在那“阶级斗争绷紧弦”的年代，谁还去自讨无趣惹事端？我说：没这个意思，只是说说。他说：不见面也好，但可以用别的办法代替见面。比如，劳改犯最馋——不用说也都知道，安排给敌人的饭食能好了？你若能给他点好吃的，像猪头肉一类的，他一辈子忘不了你，可由站岗的人转进去。他这么一说，我还真起了怜悯之心，何况是老同学啊！我便如此这般地快到街上买了一包特肥的猪头肉，只写上了我的名字由来人带去了。时过半月，该来人再次来我处，带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4个“谢”字和一串叹号，后面是他的名字。我为给了老同学C一点点肚肠之补偿，感到莫大心慰。

从此，我较前更关注些老同学C的往事来了。都是回老家时从乡亲和侄子们那里得到的。

好像是“文革”时期，文化生活到处都开展得很活跃，学校也不例外，老同学C本就聪慧，相应地亦有文艺才能，不用说由他领头排练许多文娱节目，而且参演者女同学占多数，又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散的较晚，而同学们家在各村很分散，C的家也不在学校驻地，所以每天晚上散场，很自然地他要和大家更有女同学一道回村。那时家乡还未通上电，晚上一片漆黑，40几岁的C，估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置本身有家有妻女于不顾，更忘掉了“为人师表”的格律，加之几乎天天与少女们纠缠在一起，头脑里已没了任何防线，流氓恶性必然发作，借黑夜之机，据说强奸了好几个女学生，在当地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类糗事怎不很快暴露？法律又是无情的，随被逮捕法办，最后判刑20年。

C被判劳改后，其妻子儿女极度懊丧，既愤恨又羞耻，甚至觉得到了没法活的地步，家庭减少了一份现钱收入不说，出门怕见人和被人戳脊梁骨，难过的实在没办法，妻子毅然与其离婚，带着子女逃去外乡并改嫁了。

待到C尽管少有减刑，最后释放回家时，已过去了近20年。也算时过境迁吧，情况完全变了，哪还有家啊？除了几间破屋头残存外，其余就像一片凌乱的垃圾。虽还有亲属，可那股恨气尚未消除，最多过来看看说句无关紧要的话，实际也无法帮啊。孩子估计已长大，但不知在何处呢。可他终究是村上的人，而且原是教师，总得叫他生活下去呀，于是干部们研究，让他去山上看果园，大队称给他部分粮食，自己办饭吃。听说他很满意，这样离开村子，与乡亲们见不着面，反觉得少丢人，心里好受些。

前几年我回老家，再次打听我这位老同学C的情况时，我如同百味下肚，翻腾了好大一阵子。他的子女在外地都已安家乐业，有的来看过他，特别是大女儿，是军校毕业还是与一高级军官结婚，在西部某省，曾来家看望他几次，给了他一些钱，足够他过富裕生活的需要。但是，村里人都知道，他却用于另类的消耗了。这果园里，经常有女的来割草、挖野菜或拾柴火，这当中有年轻、年少的，也有年老的或有寡妇，他还算自我量力——也是残酷的教训，竟然以金钱为诱饵，与年老些的也有中年妇女勾搭上了，或就自己屋里行这不轨骚事，甚至留宿黑窝。墙无不透风者，很快村里人就察觉了，到处议论，什么话也有，更不乏难听、讽刺及至骂骂咧咧的，什么“吃屎的狗不离秫秸团”、“死不要脸”、“丢尽了老祖宗的脸”……铺天盖地，难免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似无形的炸弹吞噬着他的灵魂与肢体，加之他情欲“饥不择食”的莽撞作为，体力已过劳奄息。村上人几日未见他面，屋门紧关，随砸门入室察看，其尸体已僵硬直挺。

我听到此叙说后，震惊之余，并未对乡亲们之讥讽等行为过于责备，因为这本是乡间人纯朴善良的本质所在，他们的爱憎原则，是从老祖宗一辈沿袭与传承下来的，即使以现代观点衡量，只能说有点责之过分，也无可非议，我倒是从另个角度，为之叹息与惋惜。叹在他后半生时运糟糕，20年的牢狱，本已苦不堪言，气神皆损，应以晚年有享予以补偿的，而有个人生的“底线”未能掌握好，也有其难以抗拒的因素——妻子离婚当属之，最后以非常人规律之厄运，结束了一生！怎不叹息？惋惜在于一个从小时候即天资加努力，最后成长为颇具良才的人民教师，本应欣纳更多“桃李”们的感恩，亦为“蜡炬成灰”尽瘁而颜面光彩，国家也不会忘却的，却是一个“倒跟头”立马变成了反面的教材，被嗤于肮脏的垃圾堆，是多么地惋惜啊！

这就是值得琢磨的人生，难道完全由上帝来安排，自我没任何的一点能动性吗……

（山东临沂  宋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