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与“清”，是2016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听取民建、工商联委员意见，谈到处理新型政商关系时所作的高度概括。要求针对的是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由此遐想到法官与当事人的“亲”与“清”。

法官工作要接触很多人。除了同事，最多的无疑是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类型同样各各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名字的人：当事人。法官与当事人，固然不同于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亲”以待人还是确有必要的。

对当事人要“亲”。我们的倡导和规定、要求，对此不可谓不多，尤其在作风、纪律要求方面，意见、通知、规定等等各类文件、条例、准则不一而足，然而，效果非但不尽如人意，还有愈来愈令人忧心之势。马彩云法官牺牲事件、湖北十堰众法官被伤害事件，尽管舆论最终给予法官正面的评价和肯定，但事件发生之初，以及某些人固执的对法官与当事人“水、火”般关系的定位，更令人揪心和痛楚。而多地司法机关大院、大楼越来越严格的安检，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坐实了法官与当事人关系并不“亲”，且有蔓延之势。

所以，我们要反思。

亲民是所有治国理政者均应具备的基本品格。法官不是官，不是法官的自谦；可按中国普通群众的认知，法官是官确又是确凿无疑的，法官作为司法者当亲民亦不例外。但我们容易忽视的是，治国理政者所处位置、肩负职责不同，亲民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口号式、标语式、一刀切式的高、大、上的标准和要求，时常因内容空洞，在“非亲民”事件出现时，被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或大部分事实的非理性舆论操控。2015年的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河南鲁山领导“抹香香”事件的舆情反转恰是最扎实的注脚。

法官承担的是司法职能，是运用法律处理矛盾和纠纷。可以说，只有对法律负责，才能体现公正和公平，才是对当事人“亲”。而我们实际操作中不自觉颠倒了顺序，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独立性、中立性原则，似乎顺着当事人的思路走下去才是“亲”，把一些不宜套用至司法领域的为人民服务的做法一并加与法官。如，领导为企业合法经营发展想点子、出主意是正当的、应该鼓励的，但法官为当事人达到胜诉目的出谋划策，则是不容置疑的违背职业道德准则乃至违纪、违法犯罪行为。

对当事人要“清”。与领导干部对企业要“清”相较，本质上一致，形式上标准应更高，这也是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央要求把党纪挺在国法的前面，套而用之，法官要把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挺在党纪、政纪的前面。

我们经常强调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所以，其职业道德要求当然应有相应的特殊性。诸多职业都有据自身职业实际制定的职业道德准则，法官职业自然没有例外，且其标准当高于其他行业。这既是普通社会民众的期盼，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法官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如果法官们坚持做到以职业道德自律，何谈违纪违法，与当事人浑浊不清更无从谈起。具体而言，只要具备法官身份，无论身处哪类岗位，均须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为从业的“圣经”。

不过，话说回来，“清”是需要环境支撑的，有软件的，有硬件的。譬如，以前广被诟病的“三同”办案，现在几乎销声敛迹，发生改变的根本处法纪的约束，还在于法院有了足够保障法官办案不需与当事人同行、同吃、同住的经费支出能力。当前司法体制改革，预大幅提高法官薪酬待遇、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并出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相关保障措施，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法官自觉与当事人之间能够“清”，而非浊。

“亲”与“清”，法官当视其做人做事的底线。作者：刘振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