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4年，老伴生于1931年，比我长3岁，今年已90高龄。

    1948年，爷爷奶奶害怕我和家里订的媳妇告吹，硬是让父亲把才15岁的我和18岁的她送入了婚姻殿堂。如今算来已经74年了，这在我们村里，是独一无二的一对老鸳鸯。

    我和老伴，养育了6个子女，其中4个考上大学，1个成了人民教师，1个因为文革耽误做了农民。一个家庭里，6个子女，有4个大学毕业生，5个有固定工作，这在我们村也绝对是凤毛麟角。

    吃米不忘种谷人。回想往事，潸然泪下。老伴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远远高于我。无论是结婚之初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无论是对老人的孝敬，无论是对6个子女的教育成长，着着实实的任劳任怨，劳苦功高，

    结婚之初，我才是个孩子，对婚姻爱情，只是刚刚启蒙，而她却进入了青春的年华。试想，一个青春少女嫁给一个曹15岁的孩子，内心之痛苦，无异于哑巴吃黄连一一有苦难言。可她一点也不嫌弃我年幼无知，就像一个大姐姐似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怕我着凉，夜里经常为我整理被我捣散的被窝，从娘家带回来的好吃的，比如花生、芝麻糖等几乎全让我一个人吃了。她说是她母亲给她的钱，她专门给我买的，让我今后一定要对她好。我穿的衣服也是经常被她洗的干干净净，巷里的老大娘都说我有福，娶了个好媳妇，把我打扮得周周整整，被巷里人誉为“美男子”。然而，她越是“无微不至的关爱”，我却越觉得不太自然，甚至对她产生了“恐惧”，觉得“害怕”，从来不敢面对面的去正视她。把她气的直用手指戳我的额头，还一边戳一边说:“你这个脑瓜子比榆木疙瘩还要结实，用铁斧也难劈开，要不是看在你的个头和长像还能入眼这个份上，只怕你用八抬大轿也难把我抬进你家，我又不是老虎，你为啥总是见我害怕呢！"说完又用她的手指在我脸上“狠狠”拧了一下，把我向门外一推，说:“快去找你妈吃奶去吧！"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当我不顺她的心意时，他总是用她这种“酷刑"惩罚我。不曾想她越是惩罚我，我越是不害怕，临到1949年农历7月，父亲准备让友人把我带到陕西咸阳去商店里熬相公前，我们的感情才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我在咸阳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除了学会扫地、做饭，什么也没学下。期间，她给我做的衣服和鞋，总能按时给我捎来，件件精细，式样大方。尤其是棉鞋真是精美绝伦，漂亮得不得了。鞋口正中开有一道寸余长的活口，活口两边各有四个铁制的气眼，用黑色的鞋带又牢牢把活口合在一起，人们称此种棉鞋为“八眼鞋”，是当时社会上流行最时髦的棉鞋。再看那双棉鞋的鞋底，她在每只鞋底的后跟上又加了一层鞋底，看起来就像给棉鞋钉了一个后掌一样，并把露在鞋底外的绳头都挽成了一个小疙瘩。咋一看还以为鞋底是用鞋钉钉的。我伸手去从棉鞋内掏取鞋垫时，无意间又从鞋内掏出了两张折叠在一起的两万元钱（旧币），包钱的白纸上还写着:“拿去给你买点爱吃的食物”，立时我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般的高兴。这倒不是因为她给我捎来了那双漂亮的棉鞋和两万块钱，而是觉得她对我的恩爱也延伸到了咸阳，倾刻间立马我就想跑回家和她拥抱在一起，狠狠地吻她几下。

老板娘看到她给我做的那双棉鞋后，就把鞋拿在手上反复看，看了又看，赞不绝口地说:“你这双棉鞋做的真是漂亮极了，比商店里卖的棉鞋好得多！”还让店里的许多伙伴都看，一时间在我们那个商店里被传为佳话。

    进入1951年，新中国成立才两年，国家建设已步入正轨，需要大量人才，老伴在家曾多次给我来信，让我能够尽快回家报考学校。这也正合我意，当即就向老板提出辞职请求，理由是“想回家报考学校”。老板也通情达理，鼓励我不断奋进。但事不凑巧，因我回来的晚了，报考学校便成了泡影，老伴不住嘴的抱怨我:“你要能早半年回来，还不正好赶上。”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只能是由她絮絮叨叨去。

    事物发展往往出人意愿，说不凑巧偏又凑巧，一个多月后，运城农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看了“招生广告”，我觉得自己符合条件，离考试的时间还有将近一月，我就坐在家里认真复习学过的算术、语文、历史等。结果，我在录取的一百名学生中位居榜首，一家人皆大欢喜，老伴更是欣喜若狂，急忙给我准备开学要带的物件，衣服、被褥、床单全是新的，把我从咸阳带回来的旧物，一件也没让我再拿。

    十一月八日学校正式开学，因要带的东西多，得有人送我去学校。父亲年近花甲，当然不行。她竟要亲自把我送到学校，我当然也愿让她送我。运城距我村五十里路，全靠步行，由她送一天返不回来，夜里没有安身场地，最后我干脆一个人把被褥扛在肩上，谁也不去送了。

从进入运城农校到1957年山西农大附属农校毕业，总共六年时间，我当了六年班长，考了十二次状元，在太谷三年，年年都登上学生光荣榜。此时农村走向了集体化，一切都要靠劳动吃饭，再加上我们的第三个小孩已经降生，父亲又患有慢性胃炎，也年近花甲，一家八口人的吃穿，全靠她和母亲承担（母亲是个半劳力）。因人多劳少年年超支，家中的生活举步维艰。更何况我上学尽管享有助学金补助，但每年也得花不少钱。面对如此艰辛的家境，可她一点也不示弱，给生产队干活，总是捡工分最大的重活累活去干，让我两位老人总是只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拉小平车、大马车都有她的名字，严冬季节白天黑夜连轴转浇麦，同样也少不了她。就连下雨天生产队只要有活，她都要争着抢着去干。得空还要织布纺线，给孩子和我缝纫衣衫。长夜明灯对她早已成为习惯。就这也只能是让生产队在分配东西时，不把我家划归到懒人之列，能够顺利的把口粮领回到家，至于家里的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的费用，还得靠她侍奉的猪财神和鸡屁股银行。临到1957年我将要离校毕业前夕，家里对我上学的费用实在撑不住了，她就毫不犹豫的把她藏了多年我们结婚时给她买的银手饰和披挂，以及她母亲给她的四个银元，全让我拿去到太谷县银行兑换成现金，以解我当年计划继续升学的燃眉之急。

    毕业前我作为我们班唯一的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代表，批准参加当年了高考，而且被山西大学录取。可就是因为我把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苏共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消息，给同学们讲了，一下子就闯下了大祸。在“反右”运动中，把我从人民的行列中开出去了。非但不能继续求学，也不能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当年的工作分配，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这一突然变化，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被重重甩到深谷里。父母亲和她对我的一切期望，顷刻间全都化为泡影。让我最为感动的就是我落魄回到家后，她不像当年苏秦老婆对待苏秦落魄回家不以他为丈夫的样子来看待我，而是千方百计进行安慰，多次开导我要想得开点，看的远点，只要咱没干亏心事，就让他们随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睡下后，她都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开导，生怕我想不开，出意外。

    1958年，正赶上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我跟上我们生产队里的社员在中条山上扛了两个多月的石头，又拉了一个月的风箱，也没能练出一丁点铁。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村领导通知我，让我回村到刚办起来的农业中学当教师。不曾想我这一去就在农业中学和村里中小学内，一干就是二十余年。

    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亲身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我的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孩子也降生了；父亲年岁增大，病情加重，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一家十一口人的生活，几乎全要靠她一人承担。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以及家里的日常开支等各项费用，那一样都离不开钱。可我这个家庭却人多、劳少，是个“超支户”，一年到头也分不到一分钱。我在村里学校挣的也是工分，同样拿不回钱来。家里的生活比起历史上的范丹，还要范丹呢！面对如此的困境，她一点也不悲观，开足了她的马力，依然坚持白天黑夜连轴转。除了坚持在家养猪、喂鸡外，夜里坐在灯下，绣枕头、做小儿的鞋帽、大人的鞋袜……而后再把它拿到集会上变卖为钱，元宵节她又赶制小儿灯笼，虽只有十天的时间，可就能把孩子入学的费用给解决了。每遇年节，节前她就在家里生豆芽，剪窗花，同样也能把钱拿回到家。家里养猪，卖回的肉票以及鸡蛋全部被她盛上别人的餐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天天都有活干。

    1960年，为让家人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她随上我们村的换红薯大军，把箱柜里能够看上眼的衣裤全都拿去，换成了红薯，让家人才能得以饱餐。其中有一次她和我们巷里的四位近邻，一下子跑到了临汾市浮山县一个小山庄，想给家里换上一点小麦，给家人改善一下生活，用我和她结婚时穿的两件上衣换了五十斤小麦，让她高兴不已，心想这下回去后就能让家里老小吃上一点白馍了。

    距小山庄人讲，小山庄距临汾火车站有60里路。说，你一个女人如何能把50斤小麦扛在肩上走60里的路程？意思是让她和另外两个也换了小麦的女人，把小麦在当地高价卖掉，把钱带回家后再去买小麦不就省力多了？！可她知道两地小麦的差价最少也要相差150元钱，当然不同意，硬是把50斤小麦扛在肩上，一步一步地朝着临汾火车站走去。

    在她们同去的五个人中，有两个男人，三个女人，人家四个人都带的是旧衣，最多的那个女人，也只换了25斤。其余两个男人，一个女人，每人也只换了20斤小麦，人家四人扛上那么一点重量，行走60里路，当然不成问题，可她尽管当年才三十岁，可真要她扛上50斤小麦，行走60里的路程，绝非轻而易举的事！刚开始时，她倒是能够把50斤小麦扛在肩上跟在后面，慢慢地朝前移动，但没多一会双脚就有点迈不动了，她就把粮食从左肩倒向右肩，一会儿又从右肩倒向左肩。就这样来回不停的在肩上挪动，仍然坚持着跟在后面。最后同去的四个人，眼看着她实在扛不动了，就都帮她替换着扛，临到太阳刚刚出山，终于到达了临汾火车站，整整走了一夜。

    回来后她给我说，通过这次临汾之行，我是真的体会到“吃不了兜着走”是个什么滋味儿了。第二天早上，她的两腿肿的连炕也下不来啦，还是我和母亲硬逼着她在屋里休息了三天，她又急不可待地随着村里换红薯大军远征去了。

    对我父母的孝敬，做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她和我父亲在一起相处了37年，和我母亲相处了49年，终生没有高声讲过一句话，总是百依百顺，遵从老人们的意见。困难年代，她从集会上回来时，总要给老人买点好吃的。烧饼就是当年的高档食品，她每次都忘不了。我父亲临终前患的是前列腺肿瘤，而我又远在太谷，一时又回不了家，在运城住院期间，她硬是坚持把我妹妹留在家里照看母亲，自己去医院陪侍我父亲。三次住院前后80余天，她从头到尾一天也没脱离过我父亲。前列腺是男性的敏感部位，一个儿媳能够在父亲患病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坚持守在父亲身边，真是难能可贵！母亲临终前住院，她也坚持去陪侍，非但不让我妹妹去医院陪侍，竟然连我去她也不放心。我犟不过她，只好留在家里准备后事，最后又把我母亲送走。

   从她进入我家那年算起，至今经历了74年，她几十年如一日孝敬公婆，供养子女，以及对我成长的帮扶，就像一个大姐姐那样。对我们这个家庭，从她青春的年华，一直默默无闻的奉献到耄耋之年。让我感激得五体投地，再次潸然泪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家的喜事接连不断，首先是国家为我改正了错误的批判，按照当时政策。对1957年的问题工作安置由当地政府解决，可山西农业大学曾两次派专人到我家，把我又召回母校，安置在子弟中学内教中学数学，这可能就是因为我当年在学校的良好表现吧，在处理的学生中，仅召回我一人，也算是一次破格。接下来我的四个子女相继考入了不同的大学，大女儿也加入到人民教师的行列，二女儿种了20余亩地，连年喜获丰收，在迈步小康大道上阔步向前。

    “十八”大后，我家生活“更上一层楼”，子女们相继都有了自己的房和车，家中的各种电器也应有尽有，完全可以和历史上的石崇比富了。我退休后担任我们金井乡西王村老年协会会长，已干了二十五年，是市、区两级模范老协会长。其事迹曾多次在省、市、区三级媒体上刊载。现在，我已八十七岁，但身强体壮，健步如飞，仍担任着我们村老协会长。老伴也九十高龄，生活基本还能自理，每年享受国家发的高龄补助，并配备了一个专业人员，和我两人二十四小时随时陪侍在她的身旁，六个子女每人一周轮流负责家中的生活安排。我和老伴现时正朝着百岁目标向前迈进，如今这个社会，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感谢党的好政策！

    感谢我的糟糠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