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9日，中共三路里村总支委员会根据1998年12月23日运组字（1998）第23号文件，在三路里村召开党员大会，为邵子久、朱子春、邵思义、杨夺元等四名共产党员平反昭雪。

参加大会的有时任三路里村党总支书记董兵忍、时任三路里村村长吕建江和三路里村全体党员。还有1938年时任中共安邑县委书记贾献瑢、时任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振华、时任市组织部副部长邵刚、时任组织部部务委员卫长祿和作家杨焕育、刘月风等。

之后，又召开了三路里村群众大会，连同周边村庄自动来参加会议的共一万余人。中共三路里镇委员会、中共三路里村总支委员会、三路里村村民委员会还为邵仁义（邵子久）立了碑。

一个平反大会，为什么能有如此的“轰动”效应？

（一）

邵子久（又名仁义、子清），早在1936年冬，就开始在三路里村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过不少牺盟会员，建立起牺盟村支部、村农救会组织，组训村自卫队。1938年，又参加了八路军王学林游击支队。同年，由中共安邑县委书记贾献瑢在三路里村董家巷介绍邵子久入党。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他与朱子春、邵思义、杨夺元参加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邵思义、朱子春任负责人（有《中国共产党运城市组织史资料》作证）。他们一起奔波于各个农村，宣传、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投入抗日工作。

1939年，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为了保存抗日实力，我党决定凡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和已经公开的党员一律于1940年初转移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未暴露的党员留下来继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或打入敌伪机关从事秘密活动。

中共安邑县委决定让邵子久、朱子春、邵思义、杨夺元等党员潜伏下来，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工作。期间，四个人还与时任平陆县长贾献瑢领导的抗日部队有过联系，还推荐人员，提供情报。

1947年，三路里村解放后，邵子久、朱子春、邵思义、杨夺元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开展土地改革，朱子春还担任了三路里村农会副主席。一个外号叫“米汤客”的王振雷（墩张庄人），凭着女婿王保才给安邑县农会主席王菁华当警卫员的背景，当了三路里村农会主席。

王振雷在三路里卖米汤时，就欺男霸女，作风败坏。担任农会主席后，更加肆意妄为，贪占了大量农会斗争的果实，遭到农会会员的强烈反对。

在农会会员的要求下，一天晚上，朱子春（副主席）、邵思义（农会小写，就是现在的秘书）、邵子久和杨夺元等人在王家巷南院召开有40多个农会骨干参加的会议，决定清算王振雷的错误。第二天，他们把王振雷捆绑起来，叫他交代问题。王振雷自知罪孽深重，在铁证面前，只好承认：“我错了，我改正。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要相信我……”朱子春等信以为真，就将他放了。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王振雷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向工作队队长杜联珠诬告朱子春、邵思义、邵子久、杨夺元是“国民党”“反革命”“想夺农会的权”。

那时，正是极左路线盛行的时候，“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再加上王振雷的“报仇心切”和工作队队长杜联珠的偏听偏信，王振雷于1947年农历10月14日，将朱子春等四名党员捆绑关押，严刑拷打……并将朱子春的脚脖子绑在牛尾巴上，再用鞭抽打，让牛满院快跑，把朱子春拖的遍体鳞伤。朱子春不堪忍受，当晚用自己的裤带吊死在关押他的房内。

接着，王振雷又策划10月15日的群众大会，计划用乱棍把邵思义、邵子久和杨夺元打死。负责看守杨夺元的民兵和杨夺元的私人关系很好，便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杨夺元。并出主意让他把院内出水口石头搬掉，钻出去逃跑。然后，他佯装追赶，放杨夺元一条生路。谁知，杨夺元跑到庙西湾时，遇到一支路过的解放军，他误认为是来抓他的。无望之下，就跳进了庙西湾与董家巷交界处的一眼咸水井淹死了。 

面此如此严重的后果，工作队队长杜联珠，不但不制止王振雷的不法行为，反而支持第二天在寺崖地召开大会，由王振雷事先准备好木棍，协迫少数不明真相的人，用乱棍将邵子久和邵思义打死，又让民兵在这两个人的尸体上刺了几刺刀，现场惨不忍睹。

（二）

邵子久、朱子春、邵思义、杨夺元四个人被迫害致死后，又搞起了株连家族。

当晚，邵子久的家被洗劫一空，门上贴了封条，全家被赶到了邵家二门祠堂。那时，天寒地冻，无衣无食，他们以麦草遮身御寒，以讨饭为生度日，妻子被逼改嫁，儿子以卖水为生，历次政治运动中，又以反革命子女被揪斗；

邵思义的几个儿子，因为父亲的“问题”，不能招工，不能参军，不能上学，不能入团；

朱子春的家人，至今下落不明，平反昭雪时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杨夺元牺牲时年龄尚小，无儿无女，就连他的侄女杨川草也受到株连，入团政审时也因叔叔的所谓“问题”而通不过……

这次采访时，邵新民（邵子久的儿子）失声痛苦，说：“想起那些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总有一种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欠账总是要还的。1948年中共太岳三地委在闻喜后宫整党时，对“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批判和清算。中共安邑县委也让杜联珠回到三路里村去纠偏认错。但杜联珠对抗中央和县委指示，继续坚持极左路线，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公然欺骗县委。加之，安邑县委主要领导已经调走，新来的同志又不了解情况，致使朱子春、邵之久等四个共产党员被迫害致死案一直拖到50年以后才得以解决。

（三）

纸里包不住火。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直对他父亲被指控为“国民党”“反革命”的案子就存在疑虑的邵新民，猛然间发现了一本《中国共产党运城市组织史资料》，是市委组织部、党史研究室和档案馆在1992年5月出版的。当他读到61页时，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安邑县农民救国会负责人是杜天祥、邵思义、朱子春。

邵新民马上就想到：“怎么能把两个安邑县农民救国会负责人说成是‘国民党’‘反革命’呢？”“我爸与他们是同一案，又同时被害，是不是也是革命者?”

他萌动了“要弄清楚”的想法。

后来，他又读到一本由党史研究室出版的《运城市抗日斗争纪实》，其中有一篇《从大众剧团到二一二旅》的回忆录，是时任安邑县委书记邵康写的，也提到了邵思义和朱子春是农救会负责人等情况。

他的疑虑更大了，“要调查清楚”的想法也更强烈了。

于是，他回到三路里，找到时任村长吕增福。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吕增福说：“1947年你父亲和邵思义、朱子春、杨夺元是冤枉的。当时，王振雷任农会主席，朱子春任副主席，邵思义任小写（就是秘书），你父亲是农会骨干。”“王振雷不是咱村人，因为在咱村卖米汤而当上了农会主席。”“事过多年，我和王振雷闲谈，谈起了当年邵子久四个人的事，他说，‘当时斗争东西很多，都放在农会中，不拿白不拿，我拿东西管你们球事，你们为什么不拿？你们四个人不拿是笨蛋。你们四个人想把我弄掉，结果到头来我想办法把你们干掉了，哈哈……’”

吕增福的一席话，一下子解开了邵新民的疑虑：原来是个冤假错案啊！他下决心要把真相弄个水落石出。

但调查案件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组织上的事。

于是，1998年邵新民找到了三路里村党总支，把他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了组织，并向党总支递交了“申诉书”，要求复查冤案，为父亲平反。

党总支十分重视，立即组成调查组，进行走访调查。

经过多方调查，确认是桩冤假错案。在写出调查报告后，转请运城市委组织部解决。又经党史办和组织部复查复核，这才有了1998年11月23日的平反文件，决定给邵子久等四位同志平反昭雪。

▲釆访时的邵新民

邵子久等四名党员之所以能够平反昭雪，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遇到了党性很强的中共运城市委组织部和三路里村党总支、三路里镇党委，因为他们在平反过程中，动真的，来实的。

（二）遇到了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振华。他已从事党史研究工作10余年，被人称为“运城党史通”。当三路里专案组正副组长邀请他参加调查组时，他欣然答应，并立即提供了重要人物的情况和重要档案资料的保存地方，同时积极参与调查活动。

（三）一些重要档案资料为平反提供了可靠证据。

比如，1948年6月15日中共安邑县委办公室的《纠偏材料》是一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因为材料中明确写道：“这次我们去的同志是去年雇贫路线即在这村工作的干部（杜联珠）……去年这村中严重的侵犯中贫农，如一个贫农叫朱子春，据云（作者按:就是工作队说）：被国民党掌握，要当农会主席，我们说他与国民党有联系，逼得该人跳了井……退还误斗中农，错斗错杀及去年工作中所犯的一切左倾错误对群众的危害等问题，均没有处理。这个同志（作者按：指杜联珠）从到这个村42天，从整个工作中看不见他给人们办了些啥事情，反而又给中农增加了新包袱……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的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去年雇贫路线时，该同志即在这村工作，这村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形成的，他不愿向群众低头，承认错误，没勇气检讨对群众的危害，而是在自己去年培养的那伙小山头内打圈子，因他没有在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专门划了段了解村干部过程，却一点也不知道群众反映。二、由于没有向群众检讨认错的勇气，因之对中央到县委屡次纠偏的指示对他都没有起了作用，致使四十多天的时间，这个村的群众的思想，仍然在混乱状态中。三、………”从县委办公室的《纠偏材料》中可以看出，县委早就给杜联珠在三路里土改中所犯的极左路线错误定了性，也讲得清清楚楚。

又如，1957年8月12日，吴国杰在肃反、审干时的交代材料:“我是1942年1月9日在家里被日寇运城宪兵队抓进运城车队的。在敌人压迫下，暴露了1938年至1947年春季的安邑牺盟会组织（其中有共产党组织），和组织中的许多人员……”其中就有牺盟会会员、共产党党员邵仁义和邵思义。

再如，《中国共产党运城市组织史资料》第三章第二节就写道:“（四）安邑农民救国会（1937.12-1940.3）（19937.12-1940.3）负责人：杜天祥（兼1937.12-1938.10）（1940年初-1940.3）、邵思义（1938.8-1940.3）、朱子春（1938.8-1940.3）”。

“千年文字会说话”，这些重要档案资料为平反提供了可靠证据。

（四）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取证不存在问题。比如，1938年担任中共安邑县委书记的贾献瑢、时任安邑县长张培民、时任五区区长书记任长春、时任三路里村村长吕增福、三路里老党员吕转运、土改工作队队员原瑞祥、时任民兵队长吕根九等，都还健在，也都写了证明。已经85岁的贾献瑢还从太原赶到三路里村来参加平反大会。他们的健在，为本案提供了不可缺的佐证。

五十年来冤假错案的平反，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矢志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如一地执行“有错必纠”的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