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中央戏剧学院老师和高班学生结束在山西昔阳的社教，离村集中于县城。工作团突然决定让各工作队返村两天收集材料，准备回校写村史，我和几位在西庄工作组的同学重返自以为熟悉了的这个农村。第二天，在村中心见证西庄历史的大槐树下，徐礼娴一把拉住我的衣服说：“告诉你，昨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她一副显得深沉的样子，说话时含着泪，我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令她激动不已的事情。

    “我们原来并没有真正了解西庄的历史，真的，我觉得现在才叫作下乡的开始。真的——”她已经泪花闪闪。“你知道吗？这次回来我就住在五个月前被工作队称为‘母老虎’的妇女主任家里，‘母老虎’，这三个字使我觉得无比的羞愧，直到离村后的今天我才可能了解她的内心、她对党和毛主席真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母老虎”，猛地听到这不雅的字眼，我立刻回想起最初进村的情景，那天工作队开会，由党支部介绍情况，逐一谈及每个党员。“凌改妮——”这名字一出现，干部们忽然停止谈话。一会，一个支部委员说：“她呀，出名的‘母老虎’，没人敢惹！谁也不放在她眼里。”

   指导员熊焰老师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这个女人，尽是刺儿，有她，支部会都开不好。仗着是军属，男人后来在58年大办钢铁时牺牲了，就无法无天......”接着他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她的坏话。

   指导员问：“你们对这样的党员为什么不教育？！”

   “有什么法？她就是不来开会。”

   她是什么样的人？引起每个工作队员的好奇。

   大约一星期后，一个中午，我们的会还在继续，门突地被推开了，闯进一个头上包白毛巾的中年妇女，圆圆的脸，满是笑容。瓮声瓮气地说：“我找熊指导员！”

  “你是谁！”老熊问，觉得这个不速之客粗率地打断了自己的讲话。

  “我是共产党员！”她一把抹掉白羊肚，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身子向里凑拢来。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喔，我叫凌改妮，大队妇女主任，听说你们来了，一直想来看看，今天才得空，你们别在意！”

   “你——就是凌改妮！”老熊陡然提高声调。我们都直直地盯着看，她仍然在笑，没有一点拘束，依住小炕桌，随便看那上面摊着的文件，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熟悉的东西。

   “是呀，我来谈工作。”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奇怪地看着熊指导员。

   “谈工作？！没有看见正在开会？以后谈吧。”老熊推了推眼镜，头也不抬地看笔记本。

    “为什么？凭什么不让谈工作？！我是党员！”她站起来，将毛巾抖了抖。

   “正因为你是党员，所以要你以后再谈你的事！”老熊不知怎么被激怒了。

   “好吧，我等！”妇女主任头也不回地冲出门，顺手带住一页门扇，“叭”地一声，我们都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感。

   老熊摆出分析的架式，“瞧见了？这就是村里人叫的‘母老虎’，多厉害呀，像要我们听她摆布，她有什么工作谈？分明是摸底来的！”

   从此，“母老虎”这个绰号就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因为让我在五队工作，所以很少遇见在上庄二队的她，工作队开会时听说她非常反感搞干部“洗手洗澡”，多次质问“为什么不让她工作？为什么不通知她参加支部会？为什么让她坐冷板凳？”后来又听说她对工作队的人很冷淡。但在准备春节文艺节目时，她八岁的女儿玩妮却一直对我非常亲热，孩子嘴巴子可乖巧了，什么都会说，特别爱唱歌跳舞，在小学宣传队，常常跟在我后面，别人排什么节目，她都在一边模仿，常常拉住我的手：“娃娃！走，上我家去吧！”西庄人叫叔叔为“娃娃”，每次听她喊“娃娃”，我感到高兴又觉得滑稽。可我总让小妮子失望，从没有去她家，原因很简单，她妈妈是“母老虎”啊！

    小徐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接近她呢？虽然后来明明知道她没有问题。我们对她的反感和拒绝实在太可笑了，我们过去对她的态度是错误的。”

    我说：“这次回村我也有这种感觉，可惜只能呆两天，为什么你有意外的很深的感触呢？”

    “你知道，这次我本是住牛妮家的，走到去五队的岔路口，改妮迎面走来，还有她的小妮子扑过来，说：‘姨，我妈叫你走！’我说：‘我一定去！’‘小徐，哪里都不许去，上我家！现在我敢拉你了！”改妮不由分说，死劲抓住一直到了她家。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走进妇女主任家，像个客人似地坐在炕上，她泡了糖茶，端出煎饼。听我说回来写村史，还是那个泼辣劲，说‘这好办，你交给我，我就去通知人！’说完转身走，对她的女子叮咛：‘看住你徐姨，我有点事就回来。’

   我急忙问：‘你上哪儿？’

   她并不回答，出门喊了一句：‘小徐，不许走！’

   她走后，我才认认真真巡视妇女主任的家，干净、整齐，摆设简单，炕头有只红漆小木箱，贴了张红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字，靠墙是一长条柜，看去斑驳陆离，显然因为不停擦洗，倒是黑亮黑亮的。柜上放了一堆书、几张农民报，那都是当会计的小儿子用的。墙上贴一排奖状，她本人到参军的大儿子的都有，一个镜框，照片里有一张妇女主任剪短发同她男人在土高炉前的合影。不一会，妇女主任回来了，还提着一瓶醋，说：‘晚上就在我家开会吧！’我问‘都叫谁了？’‘放心，你想的都会告诉你的。’

   晚饭时，妇女主任却忽然急匆匆地走了，而屋里渐渐坐满老大娘、老嫂子，个个都是人未到声先来，在门外嚷：‘主任哪，咱来了！’她们进门一看就说：‘她呀不在？一准是哪个月婆子等她伺候哩！’又有人说：‘咱妇女主任就是忙！’进来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夸起妇女主任：‘可不吗，半夜跑十几里路请大夫！’‘有时干脆动手接生，娃娃也都长得好好的！’‘要不咋是妇女主任呢？’天黑透了，八点多钟，改妮回来了，一脚踏进门就嚷：‘你们又在说啥呢，我可不是好惹的人哪！’对我歉意地说：‘有家女人临产了，去送红糖。’

   大伙却嚷：‘还说请客人呢？自己跑没影儿，炕凉凉的，呸！’炕上一位老奶奶还故意嗔了一声。

  ‘老奶奶，都烫烙饼哪！我一进院子，先烧了炕，哈，还瞎嚷嚷不！’

   窑洞里一片笑声，改妮上炕一屁股坐下，同五个月前她到工作队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小徐，你说吧！’

    ‘开会的人都来了？'我诧异地问。

    ‘嗯，李家奶奶来了吗？’妇女主任扫视着。

   ‘把你当官的官僚呵，牛大眼睛，看不见大活人，这里呐！’一位刚健的大娘坐在炕下，手握纺车把子，喊：‘瞧，纺车都带来了！’我看见错错落落有不少纺车，奇怪她们这是要干什么？！

   ‘那开会，啥？调查咱村的历史，历史就是各位奶奶、大娘从前见过听过经过做过的事儿，小徐，你讲讲！’改妮爽朗而自如地说。

   我心里怀疑这个会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就说那就开始吧！”

   徐礼娴继续激动地对我讲述着，“改妮说，‘好吧，咱们开会，老嫂子们不是奇怪让带纺车吗？我问你们，四五年那阵，靠什么支前打阎匪？我们日日夜夜都干了些什么事？大家忘得了吗？’她接过车柄，轻轻地摇了摇，哼出一声，调儿是那种静悄悄的时候发出的，极有魅力的声音，眼前的妇女主任仿佛她自己听见了什么号令，一下子变得激情四溢，两颊发红，额前皱纹顿时舒展了，中年的她像年轻了二十岁。

   我忙掏出笔准备记录，又觉得一切有点莫名其妙，让人疑惑。片刻，一种感人的景象出现了，整个窑洞嘈杂的人声刹那间消失了，渐渐由远到近地响起和谐的纺车发出的轱辘声，吱噜噜，吱噜噜......一会，轻轻的，像主任哼的那种轻轻的音调波浪般地拍打，二十多位妇女表情严肃，沉醉于一个与血肉相连的事业才有的崇高境界中，半是哼半是唱的各种声部混声合唱，令人陶醉，顷刻间好似回到了将近二十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时间的车轮飞回到那个男女齐支前的热烈情景中。我看见白发苍苍的奶奶们，此刻聚精会神地摇着纺车，情不自禁地倾泻着她们对党的无限热爱，无须有人指挥，自然地从一个歌子转向另一个歌子，唱颂着那场人民战争所展开的生活，炽热的感情凝聚在每一首革命歌曲的字里行间，一心回到她们曾经参与和熟悉的战斗年代。几首歌的高潮后，总有突然中断的安静间隙，接着像跨入新的潮流，如同从一个阵地转入另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又是几首情绪起伏内容不同的歌子，那些歌是用不着笔墨记载的，因为在那种瞬息将历史和现实连接的气氛，立刻就将曲子的内容和音调铭刻心底。我眼里充盈泪水，眼前这个改妮，从前被我们粗暴对待、无端猜忌和冷落，被毫无根据地称之为‘母老虎’；而现在的她变成我心目中崇高的、纯粹的、革命的母亲，是我发自内心感激和敬重的人。在我的视野中，无数英雄的母亲用鲜血和生命、用她们全部的热情和力量，保卫和发展了革命的根据地，前方需要什么，她们义无反顾地奉献什么，战士等待什么，她们就支援什么。我耳边似乎时而是奔腾的骏马，时而是嘹亮的号角，时而是战斗的呼喊，时而是胜利的欢歌，也有对烈士的缅怀。我眼前出现了西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的不平凡的历史画面，这是属于永远不朽的历史的。而我们不过在这里生活了半年，曾经以主人自居，以为懂了这个拥有沉重的历史感的农村的内心。她们唱到这棵存在几百年的老槐树下伪保长拷打群众的罪恶、控诉日本鬼子强闯进村，杀死十几个无辜的农民。而今天，我们仍然站在这槐树下，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历史刻记于人们灵魂的往事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她们心甘情愿地为革命贡献一切，送丈夫儿子参军，她们自己也走上岗哨，拿起菜刀、斧头。从她们的歌声我听到自豪、乐观和对美好前景的憧憬。真的，不懂得人民创造历史，不知道往昔光荣的历程，我们根据什么判断是与非？！我们过去对妇女主任采取冷漠和轻视的态度，其实恰恰倒是我们自己世界观问题的暴露！她们不住气地唱了几十首歌，从历史唱到社会主义时代，用充满激情的歌声表达了贫下中农在不同时期共同的革命态度。可是，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像她们这样理解和认识我国的农村。她们用歌声这种特殊的方式倾诉思想感情，让人想到许多许多，思绪跟随歌声一路走到今天。当改妮擦掉眼角边闪光的泪，我又看到她的满脸笑容，原来改妮是多么漂亮的人啊！

   妇女主任戛然停止纺车，问：‘大家明白了吗？’

   过了好一会，李奶奶打破沉静，在纺车旁举起棉线团，‘还用说吗？都叫人年轻啦，主任吔，明儿个上山整地，我报名！’

  ‘好，明天清早集合，没到的人回去给捎个话。’改妮马上宣布散会。

   门外，原来站满了男人，他们没有喧哗，跟着女人们一起散了。我想男人们一定随着女人的歌回忆和认识西庄的历史和现在吧。

   晚上，我第一次能够同改妮睡在一个炕上，她和我都没有一丝困倦，听她轻声地款款地后来是异常激动地敞开心扉：‘小徐，你想过没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入党那年十七岁，那时家里封建，不许妮子出门同小伙子一起闹革命，我生生地把锁子拧断、窗子砸碎，一出门就几个月。我在妇救会，连我有三四个姑娘，我们站岗放哨、送粮抬担架、纳鞋纺线。为了表示决心，我第一个割断一对辫子，留了齐耳短发，像个男人一样参加战斗。那些往事总也忘不掉，就像今天唱的歌一样忘不了！忘不了入党的晚上，在毛主席像前宣的誓，二十几年来，跟着党走。土改时地主用石头砸伤我的腰，我没哼一声。走合作化，我第一个报名，说服婆婆一起奔社会主义。五八年大办钢铁，我没有睡一个整觉，男人为了抢险牺牲了，我守着几个孩子，叫他们长大了都听毛主席的话。我是党员，记住这，啥都有了信心。我把工作队看作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当作当年的八路军，你们一进村，我高兴得合不拢嘴，整天打听你们的消息。第一次去找你们，以为到了自己的家，想谈谈妇女工作，我在支部会提过多次，没人重视，还骂我假积极，说我是母老虎，我就想对你们说说心里话，谁知道指导员不肯待见我，就是你也避开我。小徐，我是共产党员哪！好多次梦里都在工作，睡不着半夜起来站在毛主席像前，我说：‘毛主席啊，我凌改妮永远要革命’,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字。这半年来，只有想到这件事，‘自己没有为党做点工作，心里难受哪！’改妮哭了，哭得很伤心，最后我们抱着哭起来了。‘我不是图私利，我要对得起死去的同志们！好了，有了‘二十三条，心里亮堂了，晚上唱的那些就是我的心里话......’

   我一夜没有合眼，改妮和她安排的歌会对我教育太深了。今天一早，妇女主任领着妇女们上山了，她多有精神啊，像二十多年前剪短发背着枪的妇救会长一样。

   此刻再看这西庄，又熟悉又陌生，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来熟悉她该有多好哇！我们会重新认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认识。你说呢？”小徐抹净了泪水，我们看着眼前的西庄，觉得这么亲切，那飘动的红旗已经上了山顶，彩霞贴着吆喝牲口的那些高大的身影，多么美丽的剪影啊！

   听着她带着哭音的一番不同寻常的讲述，我的心同样震颤着，这种完全浸透心灵的意外的经历，让我极为后悔没有亲眼看到昨晚的歌会，但这感触后来许多年一直深刻在我心底。1976年初为了准备参加全国话剧汇演，我以写学大寨的名义去昔阳，有机会重返西庄。第一次走进妇女主任家，炕上小木柜上果然写着“革命到底”四个字，依然醒目。说起摇着纺车的歌会，她笑起来：“小陈，你也知道那晚的事？”我说自己要写农业学大寨的剧本，准备将歌会写一场戏。她得到安慰似地：“要写要写，那是我们该记住的往事。”2013年我第三次去昔阳，西庄因为地下有大煤矿，已整体搬迁到县城边的新村，陪同我的就是妇女主任的大女儿、当年跟在我身后又唱又跳的那个小玩妮，她说母亲已经去世几年了！我至今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妇女主任留下的照片，更遗憾的是再也听不到那样发自内心、充满激情和有着厚重历史感的歌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