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需要怎样的人

     一九六五年夏，走出大学，不过是将人的本性成型与潜在的都放在社会冲击中，寻找适于生存的归宿而已。现实到底需要怎样的人？哪些人又最活跃于时？四零后的优势许多人讲了不少，意思是不早不晚恰恰没有被斗被带帽被牵连，翻看恍如隔世的六七十年代的照片，包括我们几个年代的人，那时思想单纯、只知红遍山河，站在世界中心自作多情，想来虽可笑却笑不起来。

    大学毕业未干一天工作，就下乡社教六六年回来就卷入“动荡”，我们这代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忽然被社会视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殉葬品”，委屈、气愤不甘做“革命的对象”而坚持“战斗”，这个时期常常思考：我们这一代多少涂上了的悲剧色彩。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建国伊始刚刚上小学然后直到大学，应该完全是接受党的教育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同时与历次政治运动戚息相关，虽然大多未亲身经历也间接参与和感知那种时代气氛，但基本上这代人充满理想、朝气、活力，唯恐落伍被时代抛弃，廉价盲目的乐观自信、空洞泛泛的政治言辞和起伏不定的激情，一切好像都在灿烂的阳光下，渴望友谊、为初恋激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因为实际上我们以为经历着“蓬勃向上”之时，社会已经沉淀和积累了不可预测的灾难，这就决定了我们一代人的可悲处境。自我批判、参加社会斗争、单位斗批改，由工宣队领下乡改造，走五七道路号称“老广”。然后进学习班，分配去四面八方的工厂、农村或下基层，幸运的是还拿工资。等到能够与专业对口了，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年，实干不过十几年便临退休。四零后没有辉煌、没有业绩、没有干成理想的事业；但也没有大灾大难、大起大落，庆幸之余遗憾重重，如今老来安好，只剩回忆。

    那么今后的我们又会被塑造成怎样的社会形象？而我们在其间为塑造及改变形象作什么样的努力呢？回看四零后，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因为那时四零后基本上都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大多经历下放，重新有了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安排。 八十年代是个值得关注的年代，中国后来的变化就孕育其间。一九八零年底，我由干部下放地重回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六九年底下去时是一个人；十二年后回来却是两代四个人。来不及反思十七年和“动荡”，急于做事，没有一丝杂念。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气象万千，人们无不希望努力补回“十年”造成的物质与精神损失。尤其是一代浪费了青春走进中年的四零后知识分子，渴望工作，不计条件地为国家、人民也为自己而勤奋有效地工作。返兰州后，我被安排在群艺刊物当编辑，四年后又从文艺系统转到政法机关办报，可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当时是去创办一份全省唯一的法制报，需要自信、自强，踏踏实实地干事业。过去的工作都是按部就班，听命而行；而办报必须说干就干，干就有风险，的的确确干了不少有成效的事。例如，创刊前夕组织新闻界和文艺界人士走进人人感觉神秘的监所参观，接着进一步策划了犯人到社会演出，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这样的活动至今仍很少出现；同时，也使即将创刊发行的法制报已经产生社会影响。后来，在全国法制报系统，唯一开辟了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讨论，引起中宣部的重视并要我写综合材料上报。当时尤其对多种类型案例有计划的热议，本报提出不少独特的看法，使案例在法制宣传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自己直接参与的多起新闻纠纷中，写了不少评论和论文，这都在八十年代的全民普法中起了积极的宣传法制的作用。一九八七年，司法部特意在兰州举办全国地方法制报刊总编会议，对办好起步不久的法制报是极大的鼓舞。就我个人说，那些年真正办实事，没有虚度时光。八十年代，时值第一个五年全民普法，通过开研讨会及宣传，主张宪法高于一切，必须以法治国。八十年代是个实事求是大干实事的年代，从那个年代走过，应该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回想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如同一个人的青春期，似乎全社会都在为了未来拼一把。八十年代初，与同窗好友书信来往较多，我们所思所想大同小异，带有一代人显而易见的共性。回顾大学五年，除了单纯、向上，也十分幼稚，每日囿于自我批判的环境，严肃地甚至感觉良好地消耗青春。我们的节奏与行程犹同早经装配的机器千声一调，个人之间的差异无非是各人对现实感觉多少不同而已。但无一例外在后来的“运动”开始时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结果好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同代人，产生写出六十年代大学生的愿望，可又觉得找不到该写什么、也就是想不清楚表达什么？这批人几乎都比他们上代的和下代的大学生克己奉公、更具献身精神；对自己总是采取批判态度到了残酷程度，用青春换来的究竟是什么？！从小被抑制表现自我的本能——那被当作个人主义批判斥之为大逆不道的七情六欲，结果我们成了今天新一代眼中的不识时务的、不懂享受的可怜虫、应声虫。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可是那几年的做法正好相反，对学生中稍微带点人性色彩的东西极力扼杀，让人成为没有个人思维的驯服工具，而我们那时还为自己的改造沾沾自喜呢，这些无不贯穿于我们的大学生活......

    一切观念的革新，只有伴随经济变革及性意识的变化而发生。过去的运动那么多，其实人自身真正属于人性的变化并不多。现在，农村一个‘包’字、一个‘富’字，城市一个‘砸’铁饭碗，人的本性才‘活’起来。思想解放了，意识到路就在脚下，必须奋斗创造新的生活！如今经济变革普遍而具体，人们的意识不知不觉地随之而变，我们自己也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崇信理想、信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而成为社会最稳定的一层人。

     回顾往事，一些人已经流逝，其他人也都走到边缘，再不能左右别的人。我是谁？这个古老的命题，没有人能明确回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参加省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电影的一个座谈会，一位好友说了些题外话，感慨于“一个人终于活明白了又该到永远‘告别’的时候了”，回头看许多人首先是他自己在人生舞台的表演，才知道许多人有两张皮、涂着“白鼻子”，这是很深刻的一番话。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看四零后，看到了单纯可爱的形象，更看到了继续前行应有的品质和精神。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及至退休到来的日子，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改革开放的洪流，真正踏踏实实地工作，努力适应发展中的形势，虽然很快结束了上班的生活，但我以为四零后的确奋斗了，飞翔了，韶华虽晚，终究不负岁月，今天，四零后老了，但能自信地大声地说：我们来过了，我们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