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广告

      推销一样东西，目的实实在在，将这东西的用途与价值广而告之，这就是常见的广告。广告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商品经济越发达，则广告的形式越花样翻新，广告业的竞争越刀兵相见，经营者的广告术越变幻莫测。但将做广告与鲁迅先生扯在一起，似乎不伦不类，简直是对先生的亵渎。然而，先生的确做过广告，因为除了写作挣稿费、版税维持生计；鲁迅还以他不懈的努力和开拓推动中国文学的普及和向国民介绍苏联等国家的版画及世界名著等事业，从事这一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工作，经费却全靠先生自筹，其艰难可想而知。鲁迅以三闲书屋、铁木艺术社等名义自费印行苏联木刻画集《引玉集》、苏联名著《毁灭》、《铁流》、《木刻纪程》等，以及在北新书店、未名社等处自费和筹资出版《未名丛刊》、《乌合丛书》等读物，同时，上面也都有先生为这些出版物特意写的广告。

     1926年，在《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上登的广告词，十分质朴、坦白：“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至于这“广告”的直接目的：“无非（1）在自己，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这样直白的词语，今天绝难见面；现代的广告极尽华丽动人的用语，只为诱惑消费者掏腰包，所缺的恰恰是单纯、朴实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引玉集》广告”中，先生所言无不真诚，编选一本苏联木刻画集，是鲁迅多年的夙愿，依三十年代中国人的文化消费状况和对外国艺术的理解与需求，这即就是从时下的文化出版商眼里看也实在是一桩天大的傻事，试想距鲁迅自费出版此类木刻画集的年代六十年后的今天，要做同样的这一件事，不还是“难于上青天”且无利可图么？当时，鲁迅为搜集苏联现代版画，不惜自己耗资（要知道这只能是先生的稿费）购买宣纸等中国文化用品，辗转寄或捎至翻译家曹靖华之手，换回木刻画作品，这种为传播外国进步文化以开国民眼界的甘作火炬的精神，不还是我们现在薄弱的吗？鲁迅在这“广告”中，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全部用语皆保持一贯的风格，1934年的这则“广告”共二百余字，先说《引玉集》的作品来历及特点：“新俄（注：苏联）单幅及插图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天壤之别。”“神采奕奕，殆可乱真”，然“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这些话全是实情，自我推销立足事实，无哗众之意，更无骗人之心。“广告”最后说：“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者从速，庶免空回。”均大实话，出一版尚且如此艰辛，更无“再版”的可能。

    读者倘有兴趣，可读鲁迅先生为出版上述图书往来的书信和文章。鲁迅先生凭着“甘为孺子牛”的满腔热忱，又是冷静而自觉地耕耘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他为此“广而告之”，让我们深深感触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或曰文化人为铸造新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品格所付出的努力。

（附言）如今铺天盖地的广告不但渗透了一切媒体，亦占领着所有的视角空间，面对文字的、形象的、口头的打劫式的广告，现代人的眼睛已经无处可躲，而最可怕的是人们对这些玩艺莫辩真伪，随时有上当受骗之感。这时候，看看鲁迅先生怎样自我宣传和推销产品，或许有点受益。浮躁的社会、浮躁的人们，面对无孔不入的“广告”，想想先生的“广而告之”是何等质朴和真实吧。

鲁迅先生听“市声”

    北京、上海的话剧舞台，曾有老舍的《茶馆》和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给几代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里面都有导演精心安排的渲染环境的“市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黄宗洛等名演员，还模仿老北京胡同里不时游弋而出的叫卖声、揽活吆喝声，在近十年的文艺晚会、电视专题上多次当绝活表演。笔者儿时生活的武汉市区，五十年代的夜晚尚飘响着“鲜肉馄饨”、“热干面”、“油炸豆腐干”、“桂花胡子酒”的市声，至今对之念念不忘。今天，无可挽留地到处在与这“市声”告别。高楼群起，商贩圈入指定摊点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人们越来越忘却例如《茶馆》中那些沉浑撩人的叫卖声。

    然而，在鲁迅的笔下，他听惯了的“市声”还另有一层深意。《弄堂生意古今谈》是文集中唯一写“市声”与“生意”的文字，1935年4月23日，先生感于“四五年前”上海“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他写道：那时“从早到夜，恐怕总有二三十样。”

       文章一开始就“响”出了“市声”：

       “薏米杏仁莲心粥！”

        “玫瑰白糖伦教糕！”

        “虾肉馄饨面！”

         “五香茶叶蛋！”

           ......

    先生形容听到这声音，“就有垂涎欲滴之慨”，所卖小吃“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只不过四五年，鲁迅感叹“叫卖声”已大大减少了，当年那类“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如同“香艳肉感”的“艺术”已然少见，似信笔拈来将“市声”同他数年如一日讽嘲的“消闲文学”联系起来。从“市声”只剩“麻油、豆腐、润发的刨花、晒衣的竹竿”等实用小玩艺的兜售声乃至瞎子算命、和尚化缘的索钱声的变化，鲁迅一路挖苦着当时一些文人硬要超现实做人的说法，并说他自己一点点要做“超现实主义”的诗兴也统统被这种“市声”“闹跑了”，鲁迅的落笔嬉笑怒骂皆文章。

    弄堂生意由叫卖声的变化：“ 独唱，对唱”，以及“苦肉计”式的和尚们用“铁钩”钩胸前皮肉要求施舍，都已赚不到大钱，鲁迅这才归结原因乃在城市经济的萧条。

    （附言）如今重读这篇短文，笔者倒因之勾起对往昔三四十年前市声的回忆，社会的确繁荣了；同时却未必保留许多传统的东西。人们不得不时时挥手与过去的事物“再见”，又不断地迎接诸如新的“市声”等等。不过，就时下变化莫测、永不定型的广告之类“叫卖声”而言，它们多半只能闹哄哄地响成一片，哪有“薏米杏仁莲心粥”或《茶馆》中叫卖声的“个性”呢？  

    许许多多的东西消失了，许许多多新东西出现了，生活像流水起伏不定，昨日重现、明日黄花或者展望未来，我们的思想不论如何都应该在变化中发展、提高和创新。鲁迅先生对现实思考的敏锐和对事物感受的深刻令人赞叹。

鲁迅先生看电影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第一次售票公映电影，这一天被世界电影史定为电影诞生的日子。仅在次年即1896年，电影这个洋玩艺就传入中国，到1930年上海已开始能拍摄中国人自己的影片。鲁迅先生与夫人许广平是1927年10月份到达上海的，当时的上海滩，已算得是旧中国乃至东方的一大繁华的消费之都。电影这种属于新型的现代化娱乐形式，在上海一直走红，电影院接踵而至，为文化消费提供了“用武之地”。

    鲁迅先生喜欢看电影，在《日记》中逐次都有记载，最后一次是1936年10月10日，离他病逝的10月19日仅9天，看的是根据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的苏联影片《复仇艳遇》，观后评论曰：“甚佳”。这一生中最后一次文化消费，照例是同夫人一起看的，同时带了儿子海婴并邀他的三弟周建人的女儿周鞠予同往。1934—1936年10月10日，记载电影的文字甚多，但没有一次是先生单独行动，几乎每次都是他与三弟两家人同去。有趣的是，有一次因“客满”不得不先回家，待晚饭后再次赴同一影院，颇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对有上下集的电影必定连续两晚观看，有的电影还要看两次。鲁迅在1936年初起明显感到身体不适、且儿子也一直患病的情况下，9个多月中有记载的看电影、戏剧是18次，平均1月2次，1935年11月3日，下午和晚上分别看了《海底探险》、《钦差大臣》共两部电影，这一切不能不说鲁迅在紧张的写作和思绪之余，欣赏电影是他调节生活、松弛身心、创造家庭亲情气氛的唯一休闲方式。

    尽管如此，看电影仍被先生纳入他对社会与人生思考的范畴。在1931年演讲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对当时国产电影的内容很不满意，认为受着“才子+流氓”式的影响，“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1930年鲁迅翻译了日本电影评论家的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在附记中言及电影的社会功能问题。当时上海报纸上，每天大做电影广告，尽是“非常的风情、浪漫、香艳、肉感......”之类“吸引看客的句子”令他反感；不过“附记”还有其它所指的深刻含义，这不属本篇短文叙述的范围，我想鲁迅论电影也该是一个专题吧。

    （附言）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写作十分艰苦，常常感到是在疲于奔命地工作，面对丑恶、卑劣、黑暗的现实及小人们的攻讦、诽谤，他不得不投入战斗，就是在这样的写作与生活环境中，电影这门艺术显然多多少少能给他和家人带来轻松和笑声。而在观片之后，又给予先生以杂文的素材和题目，“从电影的教训”观察到和生发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鲁迅全集》涉及的书籍作品

    鲁迅先生博览群书，经过“拿来主义”的吸收、消化，在他笔下随处可见对中外古今书籍、作品的评介和借他山之石抒发胸臆，阐释新的思想。读鲁迅的作品，同时使我们如游书海，得以涉猎上下几千年的人类文化。那么，在《鲁迅全集》中到底提到了多少书籍、作品？其中哪些又是特别被重视和反复予以评价的？笔者忽然想到，是否可以从读书的角度认识先生的写作和人生与中外文化的关系？

    笔者兴致勃勃地根据《鲁迅全集》进行统计，结果在他的作品、书信中提到的书籍、作品（包括电影）共6788部（篇）；在3-7卷（杂文作品）中共涉及942部（篇）。如以关注次数较多的是哪些呢？在6788部（篇）读物中，属于中国古代的提及4次以上共48种；7次以上的为15种；西厢记、四库全书、儒林外史、老子、诗经、离骚、遊仙窟、三国演义、世说新语、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唐宋传奇集、文选、水浒传，其中水浒传涉及最多，达18次。中国现代涉及4次以上为15种：二月、旧时代之死（柔石）、故乡（许钦文）、地之子（台静农）、打杂集（徐懋庸）、小小十年（叶永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百题、卷（冯沅君）、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章士钊）、木刻创作法、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郭沫若）。以下为提到7次以上共3种：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八月的乡村（肖军）、生死场（肖红）。

    外国涉及10次以上的14种：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十二个（勃洛克）、山民牧歌（巴罗哈）、引玉集、竖琴（鲁迅编译）、高尔基论文选集、海上述林（瞿秋白编译）、烟袋（爱伦堡等）、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死魂灵百图（阿庚）、表（班台莱耶夫）、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一天的工作（妥拉菲摩维支等）、凯妥.阿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编）；涉及18次的5种：解放了的唐.吉坷德（卢那察尔斯基）、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勇敢的约翰（裴多菲）、毁灭（法捷耶夫）、铁流（妥拉菲摩维支）.

    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提及最多的是：阿Q正传，达20次。

    另外，也统计了先生在《鲁迅全集》涉及的人物，3-7集即杂文卷共涉及1165人，其中次数最多的为9次以上的是5人：梁实秋、陈源、章炳麟、吴稚晖、胡适。外国人提起最多为8次以上的：罗曼罗兰、易卜生、高尔基。全集1-15卷共提到4079人，最多20次以上：均为同代人：胡适、郑振铎、周作人、茅盾、许寿裳；中国古代提起10次以上者5人：老子、朱熹、孔子、陶潜、墨子；外国提及12次以上7人：内山完造、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裴多菲。   （附言）一位伟大的作家，必然饱读中外古今作品，从中汲取思想精神营养；同时提出独到的见解或者评论，无疑是有益于广大读者认识人生、社会，开启心智，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和启迪。鲁迅先生读书及引申出的论述，都是为了读者心灵得到教益和思想的提高。但这方面，关于鲁迅先生读书的研究很少，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