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盛世幽明》于刚刚掩卷时

陈仁川

     方文敏在七十岁暮年时反思一生，问自己：“哪一个人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甘肃作家孙民在《盛世幽明》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中，塑造了方文敏——迄今为止在我国文学作品中堪称第一次出现的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亲历从投奔革命、迎接解放至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当代社会全部变革，以新闻记者、农业经济研究者和省级领导幕僚三重身份得以展开的三个时空，交错地扮演了社会主义时代的实践者、思考者和总结者三种角色。

    方文敏这个人物也许可看作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我国知识分子基本面貌的代表：坚持追求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想；凭自己的头脑和对现状的尊重成为“不可不用”的笔杆子，同时又陷入“话可听，人不可用”的尴尬境况；在仕途官场，不趋炎附势，不以名利为行为的出发点；但意识到个人无法摆脱在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中的卒子地位。因而，出现方文敏这样的人物，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的社会命运进行的一种深沉的自我拷问，小说给人沉重、压抑的历史感。读这部小说后，你会思考为什么正是方文敏式的创新思维型的知识分子“不可用”？！这样的状况还要沿袭到什么时候？同样，小说中投机心理十足、且实现了人生目标节节攀升的彭勃——文学作品中难得见到的另一类型当代知识分子形象，走着与方文敏不同的、既能适应现状又能迈步捷径的人生旅程，仍让人感到其生存的艰辛，彭勃属于知识分子中“可用”的代表。

    小说用纪实的、白描的叙述语言，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亦即建国五十年间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作直观的概括，所有人物从省委书记到农村号称“小诸葛”的，都完全活在各自面临和置身其中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具体生活之中。人物就是这般而且只能如此跋涉着，被无形的、历史必然的“鞭子”抽打思想与心灵、情欲与言行，在一次次由上而下发生的决定命运的政治和社会风暴中，人不成其为人，甚至不懂得“食色性也”的本来需要，人被不断地剥掉独立思考和按照人的基本需求生存的意志和权利，于是，人畸变为连自己也不再居高临下地审视自己，成为被动的、缺乏活力的被异化的群体。小说娓娓道来，心态平静地讲述了人格丧失与理性饥饿的过程。作品似乎企图提出：是什么导致这样的人格悲剧？！今后究竟能否以人为本位来全面发展人自身的优势？

     写出深层次的腐败，是读这部作品时需要品味方可认识的一个特色。纵观半个世纪的演变，政治的、权力的腐败通常仅仅被物质化来量化，诸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可以看见可以摸着的表现；而小说则别有深意地开掘可以称之为“软腐败”的状态：一种无处不在处处在、似在非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使社会机体“腐败”的潜流。极力揭露体制上的、政治圈内的、日常对待人才和知识分子的阴影似的做法以及形象地喻为“又粗又黑”的“封建幽灵”的种种表现。方文敏式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跳不出他直感中的那个“怪圈”，无法变被动为主动、变被迫为自觉、变无奈为开拓，总之不能挺直腰杆、昂起头颅，走有人格尊严、创新思维和自主抉择的道路，皆因社会弥漫的“软腐败”像被污染的环境让人无法吸收到清新的、民主平等的“空气”。当他退休后，过去五十年“都做了什么”则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苦涩的问题，并且判断不出是非曲直，回忆往事令方文敏惶惑。小说写了从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描写具体的人际关系、各种思想和行为、在细节上观察社会各个方面和各种人，结果方文敏不能从中找到“可以共同信守的标准”，此一时彼一时，所以他因为不能在回顾历史中作出理性的评价而苦恼不已。

    以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半个世纪来的联系为一条主线，是《盛世幽明》的又一个特色。农村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明集体，暗单干”的状况，是作家笔下的一个亮点。中国农民多灾多难，处于底层、最易于被权力决定命运，最少发言权，最乏自己的声音；但实际上亿万农民却左右着上层决策者的思想意志。只有像方文敏式深入扎实地了解农村的实际工作者才发现和体察出农民的黑色幽默与静悄悄实行的变革尝试。然而，同农民兄弟一样，方文敏等也不能、不敢和不能自觉地公开农民的心声，成了主人公长期积压心底的苦闷，由此就显示出作品的一个思想：“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出路”。

    长篇小说以一个省委机关报为窗口和舞台，自然地上演了从历任省委书记到新闻记者和与之联系的社会各层面的政治社会与人生的悲剧、喜剧、正剧乃至闹剧，作者有十分有利于描摹众多“演员”的视角。方文敏的三个时空，使社会的千头万绪纵横捭阖相互串连起来，展开了历时半个世纪中国变迁的一个宏大的社会面。隐蔽于历史大潮又支配历史波澜的那条封建的、极左的两股源头，则早在方文敏投身革命那一刻起就起伏不定地发生作用。读者的思考如同主人公的苦苦思索，只能重复方文敏退休后提出的：“这是为什么？”“人到底该做什么？该怎样活下去？”之类问题，却不得其解，因为，方文敏身后的世界正是由他经过的那个世界传递而来，但愿不是新的“克隆”。

      【附言.1】一天，友人陈文炳带来一部书（三册），说征得作者同意，专门送来，希望尽快提提意见，于是用了五六个晚上，读了这部近百万字的鸿篇巨著。读到掩卷时，感慨良多，一口气写了上面的感想。次日（1998.10.10），同友人一起与孙民见面，他虽然曾是新闻记者，我却一直不认识。那天我们三人谈得十分投机，他对方文敏这个人物有了新的看法，认为我说出了小说虽然写出却未认识到的一些东西。知识分子一生期望“有用”，过去几十年这个“有用”与否的问题竟然长期困惑着中国的“知识与思想者”，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退休后，“方文敏们”回忆往事，往往为找不到“是非曲直”的准确的理性评价而大伤脑筋。后来，我和友人还参加了《盛世幽明》的首发式，前省级领导吴坚(注：这位对甘肃文艺工作特别是对舞剧经典作品《丝路花雨》有过重大贡献的老革命也与世长辞了）发了一通感想，对过去那些“运动”一言以蔽之曰：“不堪回首”！现在距读小说已经十年了，自己也退休好几年，不知今日的正在“大有用武之地”的知识分子如何认识“方文敏”提出的问题。 2008.10.26

 【附言.2】前些天参加一个婚宴，席间遇甘报梁胜明，才得知孙民同志已经病故，我们不禁都感慨于孙一辈子未能被重用，作为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显然不全是由于个人的原因，如他在长篇小说《盛世幽明》中所表现的那样，人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2009.11.6

《盛世幽明》式的作品，若非进入到９０年代，是不大可能产生的，它以纪实的面貌出之，把真实性向前大大推进了。——来自《中国作家网》

 2009-11-16  华南虎

    读了好友对《盛世幽明》的评论，颇为感慨。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省干部保健医院住院，认识了也在住院的孙民同志。一天下午，孙民来聊天，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并把部分初稿让我看，很谦虚地说，让我提提意见。在那个年代，能读到这样深沉思考的小说，我深受震撼。一直到我出院以后，陆陆续续读完他的100多万字的小说稿。1997年7月下旬的一天，孙民打电话告诉我，小说已被作家出版社接受。我听了很高兴，为他祝贺。1998年秋，孙民高兴地告诉书已出版，并赠送我一部。我告诉他，我的一位好友擅写评论，望送一部书。孙民让我约这位朋友来家一叙。于是，我就和陈仁川一起去拜访。这就是朋友在他1998.10.26日志中说的事。从朋友口中得知孙民同志已作古，不禁嘘嘘！孙民曾作过开颅手术，却还能创作出百万字的长篇巨著，令人感叹、敬仰。故人已驾鹤，我辈空嘘嘘！ 2009-11-17 18:49

回复  华南虎

    无尽人事皆过眼云烟，一壶浊酒取几多笑谈。孙民这部大作倾晚年心血，可惜影响太小，如我的兄弟说如今有几人还能看百万字大部头？！又有几人愿意回忆往事并予评价？  2009-11-17

 华南虎 回复 crclz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恐怕连学生都不会看这类作品了，真是悲哀。我与《盛世幽明》的作者孙民同志是在省干部保健医院认识的。我们都住在心血管专科病房。有一天，闲聊中，孙民同志说，他曾在甘肃日报当过记者。当他知道我姐姐莫耶五十年代曾在甘报当过总编后，我们就聊得比较深入。有一天，他拿着一部书稿到我的病房，很客气地要让我给提提意见。我说不敢当，我拜读拜读。原来是长篇小说《盛世幽明》的初稿。那时，书稿还没有全部写完，只写了一部分。我读了后，受到震撼，就坦率地谈了我的意见，希望他尽快把它写完。以后，他每写一部分，就拿来给我看。这样，我最早地读完了他的整部书稿。九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还不大开放。小说揭示的问题比较深刻，孙民同志有些担心，害怕触犯什么，多次与我探讨。后来他把书稿寄给作家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征求意见，得到了肯定。这样，这部三卷集的长篇小说《盛世幽明》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有一天，孙民同志给我打电话，高兴地告诉我，小说出版了，并送给我一部。今天，看到了老朋友对这部小说的深刻分析和精彩评论，很高兴，就简述了这段回忆。 2008-10-28 11:34

    同作者孙民谈感想时，我还说到：“对方文敏个人感情的描写有片面，未能如作品内容的复杂那样显示复杂的一面。他被‘理想化’，成了所谓禁欲主义者或清教徒，而作品的安排明明有言情的可能。”

chenrenjiang的博客

    看了你关于那本百万字小说的评论，今天还能有劲头读这样的大部头，我看这样的读者已经不多了。知识分子曾经蒙受巨大屈辱却反而屡屡自责，自我批判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真乃时代悲剧。只可使用而不能重用，这是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任用的内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