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颇神秘地描述了一个“怡然自乐”的隐居社会以来,世外桃源的景象就一直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们神往的乐园。
笔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重读《桃花源记》,仍免不了为之动容。不过倒并不希望如桃园人士那样弄得与“外人间隔”,“不知有汉”;我所热心的是安居乐业地过日子而已。“桃园”通常被当作“仙境”,其实,里面既没有时下的高消费,也无自我表现的卡拉ok,有亦不过是“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那里的男男女女所享乃“种作”之苦,那么自己何来向往之感?左思右想,以为就在于“安居乐业”。
倘若,一会儿担心“飞鸽车”不翼而飞,一会儿惊恐窃贼破门,对遵纪守法只求平安无事的笔者一类人来说,必定要添几分不安和忧虑。有时是为别人的不幸叹息不已;有时轮到自己哭丧着脸。即使这些都未亲历,仰赖现代传媒,我们几乎每天可以感到某个角落发生的犯罪,并且“罪犯低龄化、手段现代化”,“作案方法残忍,胆大妄为”云云不绝于耳,作为一个活着的公民岂有不因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而不忧心忡忡?
西汉人贾谊替皇帝的治国安邦出了不少主意,《治安策》所述便是流传千古的治世方略,其间辗转反侧论述“安上而全下”、“以危为安,以乱为治”的道理。翻检史籍,历代君臣寻求治安策费尽心机者不乏其人。不同的社会必有不同的治安问题,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治安策。这虽不能也无须套用,今天借鉴一下,不能说绝无必要。古人曰群策群力,就有社会问题让社会成员集思广益的意识。
《史记》载齐国丞相曹参召集长老诸生垂询安聚百姓的办法,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曹参不知如何定夺,于是又派人恭恭敬敬地去请来一个叫盖公的人。此公果然不负众望,大讲了一通“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言。笔者对黄老思想素无研究,不敢妄言,唯欣赏曹丞相恭听“盖公”之言的态度,他先遍请诸生出谋划策,然后又深入民间,真心诚意地求贤,最后一当决定采用盖公之言,立即恭让盖公住他家的正堂,以示推行其主张的坚定不移。
桃花源里肯定请不出“盖公”,那里显然没有社会治安问题;并且在武陵渔人之后,凡“寻向所诘”者都“迷不复得路”,渐“无问津者”。大约,本来就不曾有世外桃源吧。执法者只能在桃园之外多听听民间的声音,我以为“盖公”未必会少,寻求治安良策,随时需要像“曹参”式的不耻下问,欲综合治理社会治安问题乃至一切现实问题,务必广开言路,恭恭敬敬地、行之有效地听社会各界“盖公”之言。
然而,距离这篇写于1990年的杂文几十年的今天,“盖公”之言是否言路畅通了呢?忆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兴起一轮又一轮地方官员(当然是真正有实权的领导)与老百姓面对面“沟通”之风,力求解决民众渴望解决的种种问题,效果如何,未见确切报道或者通报,不过我以为这总比不作为和懒政、听任民众积怨、不务实,脱离群众要好!而且,更希望进入新世纪后,政府部门都能坚持问政于民的好作风且一定让人看到真实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