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2.20 因为省上需要农村文化活动材料，地区文教局让我去康县豆坪了解木偶队情况。17号出发，文化馆张新天在毛坝等我，12点下车见面，我们步行约二十里，中途见许多社员合家互相欢叫着去公社看“演戏”，乡亲们成群结队看的就是“木脑壳”。快到地方时，有人喊：“上面看戏的人来了！”所谓“上面”就是本人矣。公社书记从平洛调来，见面就说：“我74年来，偶在田树俊家看见一张奖状，是省上会演时得的，就同他商量成立木偶剧团。”又有另外的书记来，大讲农村工作如何艰难，书记怎样不好当，后来才知道他们以为我是上面派来调查问题的，地区信访室刚来电话问：“地区的人来了没有？”恰好我到来。因为一个社员告状，说书记打了他，国务院信访办的人正在地区听到此事，要求马上查办。几位书记根本想不到我是为调查木偶戏即“木脑壳”而来。

    看了两晚田树俊领班的木偶戏，《柜中缘》、《杀庙》、《李彦贵卖水》、《辕门斩子》。田是文武一人挑，说有心脏病，一演出就忘乎所以。自幼随父流动唱野台子，巧的是他父亲之师傅曹洪友，文革前曾经住在文化局家属院，是当时安排在兰州抢救民间艺术遗产的。田对木偶爱如生命，文革时他成了“牛鬼蛇神”，一些木偶被插到大田吓麻雀，一些被他深藏起来。恢复演出的第一场，上千社员为他喝彩。当年拿木偶当草人的红卫兵，文革后恰是坚决支持他登台的一个公社书记。田的演出使我倍感亲切，对农村文化活动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木脑壳”，实际上是农村中的一种文化生活，那时只要能看上这样的演出，农民就感到心满意足。但“四”时，就是这样的民间演出也被禁演，农村中的精神空白较之城市更突出。

    1978年全民获得新生的感觉，精神迫切需要充实，将十年停滞的大脑补充营养，这绝非油条豆浆可以解决。人们迫切思考从社会、现实到个人、家庭各方面的各式各样的人生问题，这时候尤其渴求看到历史的、现实的视觉和听觉的精神产品——电影、电视、广播、文学作品，认识当下的和自己的数不胜数的疑问并寻求答案。该年底广播传来为《刘志丹》、《海瑞罢官》、《李慧娘》、《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等作品平反的消息，人们无不雀跃而欢，书店也因之火起来。

     那个时期，我还在下放地区的创作组，对于听闻的许多事和现象感触颇多，“ 四”造成惊心怵目的精神空白，使我常常想到“精神饥饿”四个字。1550年，艺术史家乔治.瓦萨里第一次提出“文艺复兴”的字眼，新兴资产阶级从精神上、文化上兴起解放运动，从而结束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宗教统治。“四”只有10年，对人的精神的窒息与中世纪何其相似。农民渴望精神生活的情景，令我想起1969年，文化局下放干部在礼县搞了个宣传队，到深山演出，那是极业余的说唱节目，公社和大队却趁机传达一大堆东西，熬到半夜，扶老携幼的观众大多睡了一觉，当台上的气灯再次变亮，我和同事们的所谓演出才开张，在昏昏欲睡的气氛中，社员们居然坚持到鸡叫，散场了看见山林间到处是火把、灯笼，人们大呼小叫，仿佛找到许多欢乐，人们是多么需要精神文化生活啊，那情景给我永生的记忆。

     “四”倒台后，最开始兴起的是被称之为“毒草”的传统戏热，1978年，满城争看老艺人国庆献演《断桥》、《二进宫》、《拾玉镯》、《芦花荡》，猛然想起那十年，这同一台晚会必定粗暴地打成大毒草。结果呢？批斗多年，不过只须上面说一句话，就什么事没有发生似地戏照演，当年声色俱厉为了什么？生活中翻来倒去地上演虚妄的形式。

    人不能没有精神生活，不能缺少精神食粮。图书馆一面无书可借；一面又尘封大量的读物。结果发生少年入室“偷书”的事，所“偷”恰是当时的“禁书”。我的同事、作家赵燕翼在《草原新传奇》“再版序言”（1978.6.4）中说：“四”的年月，“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作家投笔不写了，书店货架是空的。如果谁有过去出版的有趣的小说，就会被各种读者借去（或“偷”去），在千百人手上周转传递......”想想那些年，我们自己也将《第二次握手》、《梅花党》等手抄本辗转传阅，精神饥饿的滋味谁受得了？物质的饥饿见于各种记载，精神饥饿对于人类的损害却少有关心。

    于是，构思独幕话剧“饥饿的回答”，用五天时间完稿，最后名为《禁区》，剧中被扣上反动文人罪名的老作家的作品被打成“大毒草”，封存在图书馆，却被一个中学生“偷”走，引出追查和老作家对“精神饥饿”现状的控诉和学生为闯“禁区”的呐喊式的辩白。

    （在图书馆扫地的老作家）朱伟对“偷”禁书的方跃生说；你想想，《青春颂》里的青少年吧!

    方跃生：去去，哪是什么年头？

    朱伟：那年头你不羡慕吗？（激动地）炽热的青春熔化寒冷的冰雪，勤劳的双手推平一穷二白的沟壑，青年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他们充满对党对人民热烈的爱。生活着，战斗着，学习着，你呢？

     方跃生；（愤怒）我，我不知道！《红岩》，不借！《牛虻》，不借！《青春之歌》，不借！捆住我们的手脚，勒住我们的脖子，挡住我们的眼睛！就是批呀去斗哇，当我们是傻瓜！哼，老子偏要试试，只要有，管它偷来抢来，到手就抄，谁出卖就揍——你告哇，是我方跃生，我就敢！

     朱伟：（沉重地）孩子，你本是一株破土的幼苗，应该开出红的花，伸展绿的叶，为祖国添一丝春色！但我听到的却是渴求精神食粮的呼号，看到的是心灵的空虚，是谁用封条和蜘蛛网造出一个历史空前是精神禁区？！（心酸地）有笔不能写，有书不能读，有嘴不能说！（发抖的右手伸出来）这双手有什么用？让我写吧——我甘愿挨批挨斗！第一篇就写《禁区的悲剧》！（流泪）为了看书何罪之有！谁回答我？！

    图书管理员方华是方跃生的姐姐，她发现禁书被偷，说：我的心搅成一团乱麻，到底是谁闯禁区扯封条偷禁书？！这不是害人吗？

   朱伟：你像一个卫兵守住人造的“精神禁区”，眼睁睁瞅着多少乞求的双手伸出来，你不动心吗？难道一只羔羊仅仅因为“偷”点奶水，就要封起他们的嘴！

   方华：可，那是偷，是犯罪！

   朱伟：（大声） 是偷！是犯罪！是谁逼出来的？！

   方华：难道你还为他们辩护？你的处境还不——

   朱伟：我还怕什么，想想这个偷书的孩子，他没有生在真空，长在沙漠！他需要丰富的知识营养，可是喂给他的除了无知就是愚昧！精神空虚，却要他上台批判，抄报纸，上纲上线！当他想弄清楚大喊大叫的到底是什么，马上又蒙住他的眼睛，不许他看——

     ......

    这个剧由地区文工团排演，参加了八十年代第一年——1980年全省文艺汇演并获奖。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难忘的岁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百花齐放的文艺作品和各种演播中极大地满足了精神的饥渴，如同从荒漠走出，看到了清泉，美美地畅饮，正如有人写道：“八十年代的文学体现了海纳百川、照单全收的社会氛围，无疑这是长期封闭形成强烈的文化饥渴所致。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涌现了大批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引导人们反思过去，思索当下，展望未来，可谓朗朗星空，繁星灿烂。”的确如此，那时当我第一次读《重放的鲜花》，每每情不自禁地落泪，今天忆及当年，那是一个精神复兴，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以实际有为地工作和快乐地生活的年代。像我写的独幕话剧《禁区》中的“偷禁书”的中学生、被摧残的作家，他们都会为来到一个精神丰富充实的新时代而雀跃欢呼！

    任何时代，对精神的摧残，对精神产品的封闭，都是可怕的。因为，人不能没有精神的营养和精神的鼓舞。自然，反历史大行其道者，也会有与之相应的精神产品去俘获人心；但这与我说的“四”的恶梦年代的精神控制和造成的精神饥饿及八十年代精神解放和满足，应该是另一个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