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令人难忘的“过年”

一

中国人一辈子离不了的“年”

——读《是谁偷走了“年味”？》

     啊，“年”——每一年的归属，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有儿时“年”的感觉和欲望，但一辈子心里都离不开她。“年”，有太多的回忆令人难忘，例如像我这样的一个城市人曾经好几次在农村过年，当工作队时和农村年轻人在一起、被改造时与贫困的农民在一起、“五七”下放时与落魄知识分子在一起，如此等等。

  没有谁抛弃“年”，如今物质生活富裕了，“年”更多地具有精神的意义。每年春运，上亿中国人几乎同时进行让全世界吃惊的大流动，“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年”，中国人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冷落的好日子！

  但我们不必乞求“年”有过多的内容，正如不必苛求春节晚会必须如此那般一样！

【附录《莲的博客：是谁偷走了“年味”》——

    如今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是人们过年的欲望和激情却不见了。已经到了年根，我们家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止水般的平静，仿佛扔进一块石子也泛不起涟漪。孩子们依然上班，外孙子虽然放假了依然忙着参加补习班，我依然坐在电脑前在博海里遨游，与博友们神侃，除夕夜的团圆饭已经用电话在饭店预订好了，三鲜馅的冻饺也在超市买回来了，就等着姑爷子再买点鞭炮就完事大吉了，除夕夜在饭店吃完团圆饭，全家人围在电视前观看春节晚会节目，12点放鞭炮，吃饺子，年也就算过去了。

    周六小外孙子从补习班回来，我问他：“你喜欢过年吗？”他说：“喜欢。”我问：“为什么？”他说：“可以不写作业，不上补习班，可以玩电脑了。”这就是孩子们过年唯一的欲望，他们不再盼着穿新衣服，平时的新衣服都穿不完，他们不再盼着吃饺子，平日都已经吃腻了，“谁过年不吃顿饺子”的俗语，也该扔到垃圾桶里了。

   人们的欲望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更新，年味儿是被旧时的欲望偷走了？还是被新的欲望抛弃了？                      

二

1950年过年，忘不了母亲的炒年糕

   又到了中国人醉心的日子，一个没有任何中国人可以避开的日子。尽管过年的传统气氛已经越来越平淡，尤其对于像我这样不再为之激动的人，变得如同旁观者，但脑海中仍然沉淀着许多关于这个特殊日子的记忆。

  儿时每年盼望的春节，是换上一身新衣服，穿上新棉鞋——几乎都是母亲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的，同样的必然是为我们双胞胎兄弟各做一件。到了那样的日子，口袋里会有几毛钱——我们总是到堪称武昌市民乐园的蛇山美美玩上一天。最爱买的是一种葫芦状的玻璃制品，那东西极薄，含在嘴上，一呼一吸发出“的东的东”好听的声音，所以那就叫“的东”。另外还有棉花糖、当场用汁画的糖人以及公鸡模样的口哨等等。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会调皮一下，一人拿根小木棍，沿街挨户从门缝掏别人塞在那里的贺年片，常常有一堆收获，如果那个年代的东西能保存到今天，说不定都是极有价值的收藏品。

   过年另外一个诱惑自然是吃，最吸引我的是炒年糕，特别保留在记忆中的是1950年的一次，因为我们全家还有十多位父亲的同事，一起去看望参军后在孝感航校的大哥，大家半夜就起来了，吃的是雪里蕻肉丝炒年糕，那味道的鲜美至今让人念念不忘；然而那样的美食不会再有了，母亲1991年去世，我永远没有机会享受她老人家亲手炒的年糕。

                                        三

                      1968年除夕，下放干部抢不上“忆苦饭”

   1968年深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已经成了驱赶成千上万城镇居民大搬迁、被迫下放当农民的尚方宝剑。同时，广大干部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戴着大红花，成群结队地投身广阔天地。省文化局的臭老九当然也在工宣队的带领下，敲锣打鼓地不甘落后。

   我们编制为一个下放连，摸黑到达礼县洮坪公社后，一一被各队来人分开领走，开始了日出日作、日落日息的暂时平静的生活，虽然随时都可能刮来阶级斗争的台风。快到春节时，臭老九们居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突击排了节目（本人就编了一个对口词并与戏工室同事王曼生像模像样地登台演出），赶在大年二十九到了县城。

   群艺馆宋守勤兴奋地告诉我：“这是尹大尉有意安排的，让我们在上面好好吃两顿，改善改善。”尹大尉是县革委会军方代表，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与老宋熟悉。当晚，我们演出后，老宋悄悄说，明天晚上要大吃，鸡鸭鱼肉全上！这个消息其实早已传得人人皆知。

   大年三十的下午，工宣队突然决定全体五七干部立即返回吃“忆苦饭”！没有人敢反对，我们一个个闷搭脑头地扒上一辆卡车，天寒地冻，听不见任何人说话，人人蜷缩在棉大衣里。到达各自的生产队时已经天黑了。

   当我急匆匆地赶到会场，简直惊呆了，黑压压一片，热气腾腾，大呼小叫，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人。这时，已经开始由老贫农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忆苦，“那叫啥日子？！一家饿得趴下了，我弄了点麸皮、野菜搅了一盆糊，就这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那都是吃食堂吃的呢——”队长大吼：“你狗日的瞎得得啥哩？！下去下去！”接着一声喊：“现在吃忆苦饭！”人群一拥而上，人人抬了大碗，有人甚至拿的小脸盆，争先恐后，吵声一片，前面的人埋头只是大口大口地吸；吃了的又想法再挖一碗。等他们欢天喜地地一个个离开了，可怜的“老广”（广大下放干部之戏称）终于挨上了，原来是杂面野菜糊糊，然而几口大锅都见了底，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回来，结果，不但没有受到“再教育”，还抢不上一口“忆苦饭”，我的房东说，“这样的饭我们还没有吃饱，你们不愁吃不愁穿抢啥哩？！”

                                    四

                       1969年，下放干部吃“浆糊”过年

     1969年的春节，那是作为下放干部在农村过的第一个年，我们这些倒霉的“老广”（下放干部），没有捞上县城快到嘴的年夜饭；连夜赶回农村点上却连“忆苦饭”也捞不上，真是太滑稽了！说实话我们人人都嘴馋了，我所在五班十多位男女战友只好孩子似地琢磨如何自己关心自己，大个子陈剑虹一改昔日“理论家”的严肃，自告奋勇地说他有办法！两个小时后，他满脸神秘兮兮地回来，手里抬了个大搪瓷缸子，喜滋滋地说：“告诉你们吧，公社食堂管伙的同我有一面之交，帮忙买到昨天煮熟的肉，上面一层猪油，出门时有人问缸子里装了什么，我说是浆糊，回去刷窗子！”大家听后兴奋起来，议论怎样解决来之不易的美食。那时我们有一处住房是独门独院，住了三个男同胞（金行健、宋守勤和陈仁川），当晚一直熬到午夜才敢行动，“浆糊”经过金行健、田桂莲几位“大师”加工后，大家压低嗓门有说有笑地围着一大盆烩菜吃了个不亦乐乎！我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那曾料想第二天竟有贫下中农问：“你们昨晚后半夜吃啥哩？”原来平日因为吃派饭从不起火的烟筒，窜出火星子！被好奇的社员发现了！

   五班买“浆糊”过年，后来成了下放连的笑话。

五

1965年在山西农村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年

   说来是几十年年前的往事了，1965年春节，中央戏剧学院山西昔阳社教工作团决定各驻生产大队工作队除2—3 人留守，其余队员暂时返校。经要求，我和同学刘志群（党员，1965年夏，大学毕业分配到西藏藏剧团）被批准在农村过年。那个春节，我所在的李家庄公社西庄大队，是一个平静、热烈却令人震惊的“年”。

   首先说平静。从1964年11月进村，没完没了的学习、开会，无论是谁都有紧张得喘不过气的感觉。那时候，工作队员同社员一样有个记工本，与农民同劳动绝不是喊口号。因此一当大队人马撤走，两月来的紧张像平板车陡然散了架，自己似乎第一次感到原来轻松也是一种享受。来来往往的乡亲们，这时候相互议论年事，人人流露少有的放松时活泼的神情。但放假的第一天（1965.1.26），我仍然起了个大早，想看看停止了战天斗地的西庄，从最偏远的五队一直走到村中心大队部前，整个西庄在一场冬雪悄然的装扮里变得无声无息。狭长的村路走过无数遍，但那天有一种想法，如果自己真地永远留在这方土地上，今后会怎样生活？

   晚上津津有味地商量过年，我和刘两人手头有工作团专门发给的补贴共30元。春节期间，因为我们改住李润月家，一切听从他的安排，到公社街上买了猪头，由他卤了做凉菜，还有猪蹄、豆腐、罐头、水果外加一瓶酒，甚至鞭炮、气球什么的。说实话，这是上大学以来，第一次有钱自己过年。想到“年”里这么丰盛，我们情绪高涨，自然谈起如何让社教中的农村有一派热热闹闹的新气象。

   我当时还负责西庄文化工作，此前已经写了可演一个多小时的戏剧《林春红》，表现回乡复员军人带领社员与“四不清”干部在工分和分配问题上展开的斗争。那时候，我搜集了许多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方面的素材，其中一些就是西庄群众在田间地头和开会时的口头语。戏剧的音乐则直接套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这种曲调，我1965年冬在甘肃农村社教时，还用来演出）。另外还有十几个小节目，都要一一定下来。西庄的自娱自乐有相当的历史并且过去也多次参加过外面的演出活动，几十位文艺积极分子不召自来，因此，年前一个月几乎每晚我都和他们一起挑灯夜战。

   西庄的“年”的确十分红火、热烈。除夕之夜，我们和李润月家一起围炉吃饺子，三杯两盏就消灭一盘猪头肉。年夜饭后，我们去欣赏这里独有的节日焰火，那是我至今再也没有见到的景象。西庄沟壑相间，近两千人分布在四五里的山坡居住。所谓放焰火，是在大队部附近的山头临时搭几个化铁炉，用木棍将铁勺舀出的透红的铁芯向山沟打去，铁水应声而起化作万道霞光，如金蛇狂舞、飞瀑直下，如流星四坠、葡萄挂枝，如火树银花，幻相无穷，满山遍野的人顿时大呼小叫，欢声四起，原本静寂无语的山村忽然沸腾起来，不论生活多么艰辛这时统统忘却了，人们盼望这样的忘情时刻需要等待整整一年！回住地的路上，一种更加奇特的夜景令人万分激动：西庄人用煤慷慨大方，家家户户门前砌着蜂窝炉，吐出无数火舌，有的能窜三四寸远，放眼四望，路两边远远近近连成两条火龙，像是朴实而沉默的农民们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展示自己生存的轨迹。置身此境，我忘记了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那时也忘记了工作队员的身份，以为农村生活本该这样生动，一切仿佛沉浸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

   大年的几天，我意外的忙碌。初一，迎着并不那么温热的阳光，男女老少有一二百人吧，到一个大晒场以扭秧歌的形式集体拜年，大家随心所欲按爱好带了不同的劳动工具和日用品或扛着或拿着，那真是一次充满乡土气息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自我表现。而绝对想不到的是，在众人推推搡搡后，领头的居然是不曾涉足舞蹈的我（1976年当我重返西庄，竟然还有人说：“小陈，那一年还是你带我们扭秧歌哩！”）。那天，自己忘乎所以，不知怎么跳出了许多花样，事后我还一直对此感到奇怪。初二到初五是文艺演出。先由一只社火队巡游，二十多人组成的迓鼓队、小学师生的腰鼓队以及其他演员扮的各种角色，他们一路与乡邻乡亲互相搭话，叫叫嚷嚷，笑声一片，气氛显得红红火火。最后大家涌进学校，那里的舞台不知何时建立的，但可以判断原来应该有一座大庙。我在人群中看到台上演出自己第一次写的戏，尽管粗糙，演员不过是几位农村业余爱好者，却让人有强烈的满足感，因为那些台词皆当地讽刺“四不清”干部的顺口溜，不时引起社员们的共鸣，时而大笑，时而鼓掌，时而议论，一些情节好像是眼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另外的几个自编节目如快板《毛小回家》、表演唱《我们是贫下中农》、《头字歌》、小合唱《送肥记》也都颇受欢迎。

    我庆幸选择留在农村过年，这种经历肯定会终生难忘。那些日子自己处在兴奋和激动之中；然而，平静的西庄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大事。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不过必定在春节前夕。我们留守的一个清晨，还在睡梦里，是进村以来第一个好瞌睡，猛地被一阵喊声吵醒，门外有人嚷：“二队会计跳了崖！人死哪！”我们披衣一骨碌跳下炕，外面说：“王队长就在会计家！”我和刘志群匆匆忙忙赶去，院子里早挤满了人，人们脸上却没有特别的神色，好像都等待着什么。莫非会计真的有严重经济问题？抑或是想不开，顾虑重重，自寻短见？当时社教运动进入“洗手洗澡”阶段也就是集中交待各自的“四不清”问题，全大队干部参加公社三干会十天，人人“放包袱”后回村过年，节后这些人又要就地分批“下楼”得“解放”（宣布处理）。按说一个小队会计根本不可能纳入“工作重点”，应该没有理由轻生。会计的老婆抽泣地说：“从三干会回来就不说话，昨晚只叹气，没有留一句话，天还麻麻就起来，以为上厕所，一会听到闷闷的响声，从窑顶倒着栽，当时就死了！”听的人全然是沉默或者表示困惑。

   西庄工作队王队长系临县一位公社书记，春节期间被留在公社值班。我们一进会计家，就看见王队长飞快地写什么，因为我不久前由五队调大队参加干部工作，他让我看了看所写的东西，然后叫出门低声地说：“这分明是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现在要安定群众的情绪，必须让干部清醒地认识会计的行为是自杀叛党。你马上召集开社员大会，就在会计的院子里。”事实上不用通知，人们已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老王以工作队的名义宣布会计“死不革命、妄图以死抹掉问题、死不坦白、死不退赔”等等罪状，又趁势对干部中企图“蒙混过关”的人一番“敲打”。一个意外的事件就这样被经验丰富的王队长摆平，许多人包括我们在内无不对老王处乱不惊的果断处置赞叹不已。

     1965年西庄的春节波澜起伏却波澜不惊，人们在社教中过的这个“年”，后来作何感想？几十年后的今天，一当回忆起来，我常常问自己：你知道西庄人那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那种种现象背后什么才是真实的、本质的内容？那个也许早被人们忘记的会计到底为什么要采取那样极端的行动？可是我至今不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六

1965年过年，西庄一次大树“丧葬新风”的追悼会

     1965年春节的西庄既然是在社教运动中，工作队总会不甘寂寞，想方设法搞些名堂，希望所在农村处处有不同于过去的新气象。那时提得最响亮的就是移风易俗，我们组织将“新口号”贴得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标语上，内容是我拟的，如：走大寨路，立大寨志，修大寨田，做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学习解放军，永做革命人。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掌大印等等。同时，安排各生产队办一期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召开回乡探亲的老师、干部、军官和学生通报会，介绍正在开展的社教运动。这些具体行动和一连多日热热闹闹的文艺演出，的的确确给社员们不少新鲜感。

   那时又有一起丧事，发生在二队会计刚刚自杀之后。工作队王队长认为是一个大树丧葬新风的机会；同时正好与会计之死有个鲜明的比较。因为，刚刚病故的年过七旬的杨才熬是一位老贫农。于是，西庄破天荒地出现了由上面来的工作队为一个普通农民主持的追悼会，那天风和日丽，有点春天的样子。大场院里人头攒动，人们似乎更多是为了看稀奇，对如此办丧事的形式抱有浓厚的兴趣。“追悼会”的字眼，在当地许多人闻所未闻，而逝者照人们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竟然由工作队王队长亲自致悼词，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听老王一字一句地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特别是读到“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引起众人强烈的共鸣。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代表介绍和回忆杨老汉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集体出力干活的事迹。追悼会简短、隆重、生动，送葬时队伍绵延几里，其中还有外村的不少社员，此情此景在西庄乃至全县前所未有。追悼会影响极大，我在村里走到的地方，听到一片赞叹声，许多老人无不羡慕杨才熬死得好福气。我们紧接开了座谈会，来人都抢着发言，有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当场表示将来也希望能够像这样移风易俗、风风光光地办后事。有人说：“这个办法太好了，就是我过去做的好事少了，怕够不上哩。”

    回忆社教往事，无意对那个年代由上至下的政治运动进行评价，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真情，属于人的品格、道德、人性的东西永远有其内在的联系。今天，一切都已多元化，人们对生活有无数的选择，但不管有什么变化，现实仍然存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分。我想，今日西庄一定在不断地焕然一新，那么新的思想、新的期待、新的动力会是什么呢？而今天还能够回忆的又是什么呢？

七

2009年春节，老俩口破天荒“牛”了一把

    此刻，即要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牛年，我们第一次得以清静地过一次只有老两口的年，身边儿孙去武都看望老太爷，来电话说那边各方面人到齐达22人。热闹与平静各得其所，我们大年三十晚要来新鲜的——吃西餐，而且破天荒地买了一堆鞭炮——由老伴在她本命年前夜亲手燃放，这可是一生中的第一次哟！

   年三十下午4：30，出发完成迎“年”之旅——首先随夫人去玉佛寺慰问先人，愿他们在天堂与牛同乐；再去计划中的西餐店，第一次开洋荤，牛排、比萨之类，为缓解世界金融危机贡献达150元。离开时却发现偌大餐厅仅我们两个老家伙！电话里与友人拜年，无不说我们吃西餐太浪漫了！回家路上已经到处炮竹声，最难得是碎雪飞舞，好兆头啊！晚上7点，没有耽误开电视，接着春晚如期而至，午夜时分，老伴勇敢地将浏阳花炮点燃了！

   晚会上赵本山尽管咳嗽，他和两个弟子还是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

                                            2009.1.26牛年0：25分

八

2011年——玉兔来了，我们会咋样

   现在是要过兔年了，2011.2.3 即大年初一，又有许多互相祝福话语，人人希望新的一年平安无事，和和美美，民生发达，国家兴盛。

  新的发展，新的期待，新的展望，新的实现......

  玉兔来了，我们笑了！

                                            20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