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村

    1964.11.30 ，几天来听了一系列报告，尤其是先遣人员进村摸底，关于敌情的介绍以及本期社教的部署，一种斗争在即的紧迫感。我们这支“黄军装”，早已引起全县农村中的各种议论，四不清干部和四类分子都有所表现，敌情尖锐，社情复杂，需要保持高度警惕，进村后必须注意各方动态，不要轻易表态，晚上走夜路，如果只有自己一人，一定要顺墙或坡根等等，如临大敌也。这次去的地方是李家庄公社西庄大队，至少工作到（1965）4月底。介绍说西庄大队825人、1963年总产33万斤、亩产367斤、耕地面积1287亩.今年总产47万斤，预计65年为60万斤，目前人均基本口粮325斤。

     1964.12.20，正式入驻西庄。刚进村，晚上确有紧张心理，一个人走着走着头皮发麻，好像背后有人跟踪，几天后觉得可笑，不过是农村之夜过于静寂罢了。随着对情况的了解，自己清楚走到谁家门口了，所谓敌情似乎还没有，头脑里有的是生产队具体的人和事，每天盘算下一步和明天做什么，如何做。我和徐礼娴分到五队，378人、贫农24户，占总40户的60%，下中农6户。249亩、男劳48人、女劳36人。进村以来，出乎意料，几无时间写日记，事实上连“坐”写的地方亦没有。先遣人员摸底后，从贫下中农中确定一批可靠并有培养前途的积极分子为工作队员住处，我住5队老贫农翟金考家。金考，48岁，一家连同岳母共7人，老婆杨娥妮，32岁。金考最明显的特征是须发呈金黄色，在农村十分少见。他话语少，大多微微笑笑而已。外号“铁牲口”，皆因埋头出大气力干活，大家说他能“气死牛”。队部视他为重点培养对象，将来成立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当领导。这样一来，我的任务就重了，每晚睡前都有意识地问一些事，让他说说自己的看法。每天都问他发现队里有什么新情况，谁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集中到一个问题，看他的认识，这次运动的必要性，不革命行不行。具体到全队意见最大的是大队监察主任、病退回乡干部李洪文身上，如何发动群众，如何从李的问题打开缺口等等。开展四清，积极分子必然会因此耽误一些时间，牺牲点个人利益，但我们不能只为糊口过一辈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才有意义？是我与他言谈中渗透的大问题。他常说“没干才”，我就说过去村里人瞧不起你，为什么？咱们虽是普通农民，但毛主席共产党看得起，人老心不老，改变农村就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当前阶级斗争严重，现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任务重但非常光荣，这需要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带头人。不会说话、没有干才，可以在斗争中改变。四清绝不是只解决个人的问题，农村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金考同意每天下地注意动态、开会发言，从前的“铁牲口”终于改变自己了。我和徐礼娴商议决定今后由他主持开会，以后同他一起访根串根，共商工作。金考家，窑洞里除一土炕别无它物，与金考同炕，为了省灯油，进门赶紧睡下。白天地头劳动或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晚上开会大多至后半夜，几乎天天如此，只好开会时记录什么也记些自己的活动。工作队开会，是最好的记事机会。

     队部传达当年四清和收益分配的报告，要求打好这一关乎社教全局的前哨战，通过算账、对比，让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真正看到农村中出现的新的压迫和剥削，使之起来斗争。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以清理工分为中心。在运动中考察积极分子，为建立贫下中农协会打基础。干部历年欠款，是特权思想的反映，实质是侵占别人的劳动果实，必须限期归还。干部补贴：百户以下的大队,补贴工不超过全年总投工的1.8--2%，百户--二百户的为1.5%、二百户以上为2%，对干部实误实记及巧立名目的工分要当众宣布无效。合理摊销义务工：社会义务工如送公粮、修桥补路、烈军属优待工等，按出勤劳力摊；队义务工如修理仓库等，由全体社员分摊，地富可多摊5--10个工。今后，城市干部、职工家属，一律现款买粮。

    结合全县和当地情况，我在5队贫下中农发动会上的发言——

   “当年四清是一场阶级斗争，从分配看到新的剥削方式。我们整年苦干，为甚？干部搞四不清为甚？大家想想，咱们队谁富了谁穷了？斗争是说理，实事求是。有的人，才真正不讲理，不实际，认为剥削有理，他们同群众距离越来越大。5队今年仅存现金15.85元，李洪文本身月工资就有86元，却欠款957元。64年社员共欠5114元，全队只有李根义存17.70元。大家首先提出李洪文的问题，是正确的。工分上，多吃多占，少劳多得，不劳而获。盖房上，农忙白用工，搞特权。对这种四不清，大家要打破顾虑，要团结起来，清理工分小组同他们要敢于当面对质，对有人污蔑四清就是为了分房分钱要批判。贫下中农骨干已经当家作主，有了责任感，如第二次面对李洪文，当时冷场，金考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五成接下去，喜兰、小兰、海兰都按照会前准备一个接一个行动。第三次斗，李正毛为其辩护，海兰当场批评了正毛。在公布四不清问题清单时，四毛、小兰、喜兰、五成都善于逐项说明其中的问题。在斗争方式上，注意了灵活性，如说李洪文：你是国家干部，做的不是国家干部的事。四小说：你一个共产党员，为甚做国民党的事？学会分析，如说李身为大队监察主任为甚监察不了自己？对干部四不清问题，反复批判多吃多占，认识了新的剥削行为，明白了四清非清的道理。下一步，我们要对比，比工分、出勤、劳动、房子、收入，看行动、看思想、看后果、看生活、看性质、看表现形式。挖根除苗，在斗争中组织起来，进一步认识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富裕才能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工作队不能长留，大家必须树立自求解放的信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成立贫下中农讲习所是重新教育人、组织阶级队伍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业余教育与脱产短期学习相结合的一种有效办法，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贫下中农、培养革命的基层领导骨干的学校。对“根子”吃偏饭，摸清其思想变化和觉悟程度。讨论贫下中农讲习所第一课，由石丁讲“成立贫协的意义”。运动前怎么想？为什么怕？斗争中怎么想、斗争后有什么不同？翟金考是工作队进村确定的第一批根子，是我注意和培养的对象，现在已能主持开会，从埋头干活的“铁牲口”成为人前讲话的带头人，主动观察动态，对李洪文敢于面对面提问，对内部的问题也随时摆出看法，有了一个新的“口头语”：“当家作主就得有个好样子”。

   李洪文（小名大垂），40岁，家有6人。其弟，李洪武（小名小垂），也是6口人，两家生活天地之别，自然首先因为哥哥每月有旱涝保收的病退工资，但二者间的悬殊并不仅仅区别于此。弟媳妇免虫在会上说：“我家六口人，你（李洪文）也六口人，我家日子过不下去。你口口声声说为群众，为什么还占队里便宜？你不依靠贫下中农，我也不依靠你！来了工作组，我打心里欢迎。救济我，是工作组看得起我，你打击也不行！”免虫会下对我说：“这是第一次在人前说话”。

   “对比”会全面展开，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思想的、不同阶层的、不同状况的......

   “人活着为甚？不是为口嘴。”这话出自被穷困压得透不过气、体弱多病的小垂，让人听了很感动。“亲爱的同志们来到这里，他们图啥？我明白了，舍命也要为后人走社会主义。”会上的语言动情，很有意思。金考已经有了威信，讲话时大家都静下来。在他的主持下，发言越来越热烈：“队长用这个心，还能当队长？”“场上交公粮散下的，他不让社员扫，自己全弄回家了！”从清工分开始，群众的注意向干部各方面谋私的表现延伸。“我一工不误，一年挣五千分，因小呢？早晨不动弹，比我多一千几，我这么受着的人就是赶不上，别人更不用说。”“我两个劳力只顶他一人，工分还差得花花远！”

    根子教育会，由李能小念“双十条”。大家说“面上社教时，也来了三人工作组，专同李洪文来往，吃好的。只联系干部，贫下中农不知道他们是干啥的。这回来的工作队才让我们心里亮清了，大家都发开言了，人人有了信心。这些年，年年兑现不了，当年工分第二年五六月才开支。”李润月、海兰、小兰发言，“只要团结起来，就不怕四不清干部了。”金考说：“就是死也要出这口气！”根子们提出“妇女不起来，对运动不利。”小兰说：“我老婆回回劝不要提意见，工作组走了，你怎么办？”根子们互相打气，分析每个人的表现，态度认真，谁有私心、谁见风使舵、谁怕开会误工、谁与大队四不清干部套近乎等等。说到社教以来的变化，“开会人到齐了，发言人多了，贫下中农硬气了，要活一百岁，革命一百岁。”根子会开到后半夜仍热气腾腾。回路上，一片漆黑，想到刚进村时，害怕坏人，悄悄靠着坡根走，觉得很可笑。

   金考主持贫下中农会，小兰读毛选中“革命先锋”一段。金考说：“我不会讲话，这回四清，我们与李洪文斗争，那可是西庄头号厉害人。我们开会看看斗争中思想咋样？怎样变的？我们贫下中农白天黑夜干活为甚过不了？他们咋就能过？大家都讲讲。”看着我的扎根对象、又是房主人的金考，几十年只知道死干，被人叫“铁牲口”，如今主持开会，在家同我商量事情，让人百感交集，政治、思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喜兰：“以前干部讲上面来了工作组，要派好房，谁家不会做饭的不派饭。这回相反，进村就同贫下中农钻在一起，先上最贫最不会做饭的人家，对干部反而不接近。这才想，莫非是自己说话的地位有了？斗李洪文，他老婆叫住我，挖苦说：‘你想把老李的86元弄下来拿走？！’不革命不行，我是下决心要跟党干到底！”

   小兰：“今晚就要先交心！”

   白妮：“我和九成都是党员，我们要团结，要坚定，就是工作队有一天走了，我们还得坚持下去。”

   四毛：“原想就是六清也轮不上我讲话，端了好好先生的态度。工作队看得起我，过去谁看得起我？我豁出去了，要提意见，不怕报复。”

   金考：“活了五十岁，也有一件四不清，办食堂那会，饿得不行，到炉上偷了一担菜皮，第二次去被逮着了。我别的没有啥，大家可以揭发。我说呢，一定要团结好好干。有啥都说说，自己清楚了，就好给四不清干部洗洗身子。”

   免虫：“他们把我们压在大石板下了，过不下去了。办食堂，饿得不行，我的大儿子拿了一点菜皮，被一顿打！”

   海兰：“日本人占昔阳时，我12岁，祖父饿死，大叔父被鬼子杀死，二叔流落在外饿死，我同母亲要了一年饭。17岁当了民兵，43年参加秘密游击小组，破坏敌人电线、公路，埋地雷，后来担任民兵队长。扩兵时参军，直到49年复员。初级社时当了二年副社长。58年私拿小麦30多斤，后退了。”“这回工作队在城里集中，我就想等他们进村，要看究竟靠近谁？先遣来的老程、老雷找我，说这回不一样。还真不一样，我就是再讨饭也要干到底，到战场看人！”

   金考最后强调：“我们这伙人劳动更要带头，不能让四不清干部看笑话！”

   思考四不清与工作队之间的关系，四不清干部对抗工作队的手法——

    1、收买拉拢。工作队进村前夕，给平日敢于说话的贫下中农发救济； 2、隔离控制。把正直、知情的人突然调进在外的副业队；3、伪装积极。过去“圪抖抖”（绸料），如今“圪搂搂”（破衣）。从前说话三瞪眼，现在逢人露笑脸；4、探听消息，社教团一进昔阳城就派人监视； 5、有意刁难，一切事情推给工作队；6、躺倒不干，消极等待；7、转移财产；8、涂改账目； 9、评功摆好，炫耀自己；10、散布流言；11、恐吓威胁。声称工作队“人走石头在”。上述表现，从我们12月1号进村就逐渐一一显现，工作队发动群众、摸根找根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展开的。当年四不清的主要目标，开始定在李洪文盖房中的问题上，发动群众揭发和清算其白占多占，鼓起贫下中农骨干的革命责任感和斗志。12.9--23日，从清理四不清问题中，定根、育根，组织队伍，仅5队就涌现翟金考、杨九成、翟喜兰、李润月、翟海兰等一批积极分子，基本建立贫下中农队伍，他们自己主持会议，互相严格要求，迅速成长起来。追讨欠债——当面追讨李洪文所欠队款，金考、海兰、润月、喜兰、改祥、牛小参加。

     问题：1、为什么你占集体就行，还集体的就耍赖？

           2、你已经严重影响当年兑现；

           3、你为什么散布流言，污蔑四清？

     李洪文：我欠钱很大，现在赶上运动，不行就卖掉两眼窑洞。

     众人：你拖得太久了！是社员欠款能行？你吃喝不愁，有人都吃不上盐了！

   翟金考：你算算，修房指着社员，你一钱不花。一年盖房，二年安排，你没有一点底底？！我遭了灾，安排不下来，不敢盖。

   众人：我们不是求告你给点钱，是要你还债！

   李润月：要求马上兑现！

   翟金考：不四清，你能想办法？社员一个钱也花不上，你一月86块还欠钱？你卖甚咱不管。

   众人：你今天得定个还款日子。

   李洪文：我没有把握，写了个申请，预支一个月工资，尽力在老年（春节）前还一半。四清来了，我才认识到这是新的剥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借钱也难呢。

   翟海兰：办法得你想，汗要出在病人身上。唯一一条，你不能影响社员兑现。工作组都来了四十多天，你是什么态度？

   今天是贫下中农骨干第一次正面同李洪文交锋，从工作队进村，李洪文的问题一直是群众最关心的，这位曾经的营级干部，转业地方运输公司后病退回乡，一月仍有86元工资，回家后盖了一排漂亮的大窑洞，远近称之为“金銮殿”，平日随意骂人，飞扬跋扈，社员乃至干部对他都敢怒不敢言。他是大队监察主任，所以也是四清对象。李洪文住在五队，我和徐礼娴分管五队，发动群众中，首先遇到如何面对李洪文，如不解决他的问题，贫下中农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运动也无法展开。李洪文尽管有可观的固定的收入，与众多社员的生活有显著差别，与一些贫下中农甚至是天壤之别。可他还是大量占有生产队现金，成为全队最大的欠债户。他的“金銮殿”几乎不花钱，虽然农村盖房自来有互相帮忙的习惯，但他完全白占白用达到目的实在过分，以致惹得天怨人怒，也就成了四清中算账的一个内容。西庄大队的运动能不能深入，工作队认为解决李洪文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群众是在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来搞四清的，是不是真正同贫下中农一起革命的。

        这就是当时贫下中农称之为“金銮殿”的李洪文住的窑洞

    西庄五队，老贫农翟金考主持会议，工作队员、我的同学徐礼娴在旁边。

    今天在小垂家，看到他写在许多碎纸片、烟盒上的工分帐，他有小学二年的文化，能够记账。我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常年不得温饱之家的重要性，工分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不能不计较。他说孩子上工也该有底分，否则不公平。屋里一个墨水瓶装的油灯抖动豆大的光点，窑洞似乎更加笼罩在一种模糊的昏暗中，小垂万分苦恼地诉说着。我安慰他们，四清后日子会渐渐好起来，秀怀机灵、懂事，一定有前途。眼下要把注意力放在四清运动上，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才能改变现状。

     下地，由徐礼娴讲算“三笔帐”，查新的剥削方式。公社三干会（1.10—25），队干部全部参加，工作队去一半人。贫讲所讨论“贫下中农是革命先锋”，开始四清大查账。

    1965.1.26 ，今天至2.6（初五）为春节放假，这是辛苦一年后最放松的日子，工作队中戏的其他老师同学都回家了，我和刘志群自愿留下，这将是我一个城里人第一次在农村过年。工作队长、邻县的公社书记王子胜作为地方干部留守。大队人马撤离后，我突然感觉一种少有的舒展。进村以来，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在中戏上学、忘记每一天都是星期几。工作队里地方干部还有：雷付堂、郭海亮、程文华、皇甫先、卢廷伟、潘乃子、杨贵生，我来往的仅老王和当公社秘书的程，王队长似乎十分欣赏我，几次说：小陈，四清后干脆留下吧，到我那个公社，不会亏待你的。我说只要工作团有这样的安排，我就申请。这并非一时之念，自己确有这样的考虑，觉得农村好像更适合于我。王队长说话粗鲁却异常风趣，骂人并不伤人，逢他主持开会，到的人总是最多，气氛最热烈，笑声不绝，挨他骂的干部还咧大嘴嗨嗨嗨地笑。他看事一语见的，而我们这类文绉绉的学生腔半天也打不中要害，熊焰老师更是一派城市味。

    春节，我所在的西庄大队，是一个平静、热烈却令人震惊的“年”。

   首先说平静。从1964年11月进村，没完没了的学习、开会，无论是谁都有紧张得喘不过气的感觉。那时候，工作队员同社员一样有个记工本，与农民同劳动绝不是喊口号。因此一当大队人马撤走，两月来的紧张像陡然间散了架子，自己第一次感到轻松也是一种享受。来来往往的乡亲们，这时候相互议论年事，流露着少有的情绪放松时活泼的神情。放假第一天（1965.1.26），我仍然起了个大早，想看看停止了战天斗地的西庄。从最偏远的五队一直走到村中心大队部前，整个西庄在一场冬雪悄然的装扮里变得无声无息。狭长的村路走过无数遍，但那天有一种想法，如果自己真地永远留在这方土地上，今后会怎样生活？ 晚上津津有味地商量过年，我和刘两人手头有工作团专门发给的补贴共30元。春节期间，因为我们改住李润月家，一切听从他的安排，到公社街上买了猪头，由他卤了做凉菜，还有猪蹄、豆腐、罐头、水果外加一瓶酒，甚至鞭炮、气球什么的。说实话，这是上大学以来，第一次有钱自己过年。想到“年”里这么丰盛，我们兴奋起来，自然地谈起如何让社教中的农村有一派热热闹闹的新气象。我当时还负责西庄青年和文化工作，搜集了许多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方面的素材，其中一些就是西庄群众在田间地头和开会时的口头语。如我写的小戏《林春红》，音乐直接套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这种曲调，我1965年冬在甘肃农村社教时，还用来演出）。另外还有十几个小节目，都要一一定下来。西庄的自娱自乐有相当的历史并且过去也多次参加外面的演出活动，几十位文艺积极分子不召自来，因此，年前一个月几乎每晚我都和他们一起挑灯夜战。

   西庄的“年”的确十分红火、热烈。除夕之夜，我们和李润月家一起围炉吃饺子，三杯两盏就消灭一盘猪头肉。年夜饭后，我们去欣赏这里独有的节日焰火，那是我至今再也没有见到的景象。西庄沟壑相间，各家各户分布在四五里的山坡。所谓放焰火，是在大队部附近的山头临时搭几个化铁炉，用木棍快速将铁勺舀出的透红的铁芯向山沟打去，铁水应声而起化作万道霞光，如金蛇狂舞、飞瀑直下，如流星四坠、葡萄挂枝，如火树银花、幻相无穷，满山遍野的人顿时大呼小叫，欢声四起，原本静寂无语的山村沸腾起来，不论生活多么艰辛这时统统忘却了，人们盼望这样的忘情时刻需要等待整整一年！回住地的路上，一种更加奇特的夜景令人万分激动：西庄人过年用煤慷慨大方，家家门前砌着蜂窝炉，吐出无数火舌，有的窜三四寸远，放眼四望，路两边远远近近连成两条火龙，像是朴实而沉默的农民们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展示自己生存的轨迹。置身此境，我忘记了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那时也忘记了工作队员的身份，以为农村生活本该这样生动，一切仿佛沉浸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大年的几天，我意外的忙碌。初一，迎着并不那么温热的阳光，男女老少有一二百人吧，到一个大晒场以扭秧歌的形式集体拜年，大家随心所欲按爱好带了不同的劳动工具和日用品或扛着或拿着，那真是一次充满乡土气息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自我表现。而绝对想不到的是，在众人推推搡搡后，领头的居然是不曾涉足舞蹈的我（1976年当我重返西庄，竟然还有人说：“小陈，那一年还是你带我们扭秧歌哩！”）。那天，自己忘乎所以，不知怎么跳出了许多花样，事后我还一直对此感到奇怪。初二到初五是文艺演出。先由一只社火队巡游，二十多人组成的迓鼓队、小学师生的腰鼓队以及其他演员扮的各种角色，他们一路与乡邻乡亲互相搭话，叫叫嚷嚷，笑声一片，气氛红红火火。最后大家涌进学校，那里的舞台不知何时建立的，但可以判断原来应该有座大庙。我在人群中看到台上又一次演出自己第一次写的戏，尽管粗糙，演员不过是几位农村业余爱好者，却让人有强烈的满足感，因为那些台词不时引起社员们的共鸣，时而大笑，时而鼓掌，时而议论，一些情节好像是眼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另外的几个自编节目如快板《毛小回家》、表演唱《我们是贫下中农》、《头字歌》、小合唱《送肥记》也都颇受欢迎。我庆幸选择留在农村过年，这种经历肯定会终生难忘，那些日子自己处在兴奋和激动之中。

     1965年春节的西庄既然是在社教运动中，工作队总会不甘寂寞，想方设法搞些名堂，希望所在农村处处有不同于过去的新气象。那时提得最响亮的就是移风易俗，我们组织将“新口号”贴得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标语上，内容是我拟的，如：走大寨路，立大寨志，修大寨田，做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学习解放军，永做革命人。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掌大印等等。同时，安排各生产队办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召开回乡探亲的老师、干部、军官和学生通报会，介绍正在开展的社教运动。这些具体行动和一连多日热热闹闹的文艺演出，的的确确给社员们不少新鲜感。

   那时有一起丧事，刚刚病故的年已七旬的杨才熬是位老贫农。于是，西庄破天荒地出现了由上面来的工作队为一个普通农民主持的追悼会。那天风和日丽，有点春天的样子。大场院里人头攒动，人们似乎更多是为了看稀奇，对如此办丧事的形式抱有浓厚的兴趣。“追悼会”的字眼，在当地许多人闻所未闻，而逝者照人们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竟由工作队王队长亲自致悼词，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听老王一字一句地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特别是读到“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引起众人强烈的共鸣。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代表介绍和回忆杨老汉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集体出力干活的事迹。追悼会简朴、隆重、生动，送葬时队伍绵延几里，其中还有外村的不少社员，此情此景在西庄前所未有。这个追悼会影响极大，我在村里走到的地方，听到一片赞叹声，许多老人无不羡慕杨才熬死得好福气。我们紧接开了座谈会，来人都抢着发言，有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当场表示将来也希望能够像这样移风易俗、风风光光地办后事。有人说：“这个办法太好了，就是我过去做的好事少了，怕够不上哩。”

    春节后，中央下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据说是用飞机直接运送四清第一线），立刻召开了全体干部社员大会，原原本本传达到农村每一个人。文件印在半个门板大的白纸上，标题是方二寸红字。那天，王队长用响亮的声音念了两遍，然后分队讨论，群众说：“清楚了，清楚了！”“二十三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读后都有新的感觉，对“四不清”干部要加快步伐让他们解放出来，原来的农村工作“双十条”，现在以“二十三条”为准，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单纯的清经济（工分、仓库、集体财产、账目）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会后明显出现如卸重负的气氛，队干部都说他们“轻松了”，希望尽快“放下包袱”获得“解放”，回到群众之中。工作队全体归来后，传达陶鲁笳同志的报告，二十三条是彻底的革命文件，毛主席用历史的叙述和几个月运动的经验，联系十中全会、七届二中全会、三反、五反说明形势。要认真学习毛选甲种本、特别是土改后的文件，读《新民主主义论》。贫下中农更积极了、中农也发动起来了、四不清干部也放下包袱，四清工作很得人心。下一步要抓分配兑现、建立阶级队伍、要把生产抓上去。其间，给了我半个月探亲假，回武昌家。返村后，参加大队干部工作，大小队干部在公社集中教育并整理材料，直到社教结束。

    1965.4 下旬结束四清到昔阳集中总结，团部安排写村史，给当地留下文字史料。我们一行五人——徐礼娴、吕文幸、汪光礼、张凯、陈仁川步行重返告别了三天的西庄，心情激动、迫切、兴奋。半路在一个坡地休息时，我提议用唱歌来说话，就像西方歌剧一样，结果我们一边唱一边笑得前仰马翻，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这也许是几个月紧张生活的一次彻底放松吧！ 回想全体工作队进村的那天，我们在村中心大队部卸下蒙灰的行李，一群身着黄装的陌生人突然闯入社员的视线，他们露着惊异、猜测的神色，老槐树下气氛顿时凝重起来，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到结束运动我们离开时，看到的是从来没有想到的景象：男女老少涌到老槐树前的空场，沿路站成两列欢送，前面是锣鼓队、秧歌队还有当地特有的桠鼓队，那时山上和村里盛开粉红、艳红的桃花，沟沿伸出如雪的杏花，空气透着清香。那天黎明上山干活的社员，走在山脊上仿佛一幅剪影，队前突击队的红旗飘动着，初升的日头给他们披了霞光，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山上发出“喂--喂--喂”的叫喊，分明是在向我们示意。我含着泪，想到历史并不是抽象而遥远的概念，也不是飘渺如烟那么不可捉摸。历史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渗透在日常与变故中的每一瞬间。我已经熟悉了这片土地和辛勤耕耘的人们，五个月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对我的一生将产生深刻长久的影响。重返西庄，不过离开几天，贫下中农就像接待久别的亲人，到处喊我们去吃饭。为了得到更多的情况，我选择到说笑风趣的杨玉宝家。一见面就说起春节期间工作队为老贫农杨才熬举办的追悼会，原来杨才熬是他的大爷。他清楚地记得王队长的讲话，“杨才熬大爷是我们贫下中农队伍中的很普通的一员，旧社会扛长打短，不知道饱暖滋味，同千千万万受苦人一样，受尽地主老财和阎锡山匪帮的压迫；一九四五年，八路军开辟根据地时，他积极为部队送粮、抬担架，他还是那个普通的农民，但是有了革命的觉悟。解放后，他勤勤恳恳地在集体事业里出力流汗，晚年默默为队里拾粪，说：我老了还有拾粪的铲子。直到去世前几天，还没有放下铲子，他拾粪全部倒进集体的肥圈，不要工分。现在，杨大爷离开了，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离开。今天全村人还有兄弟队代表来纪念他，说明大家决心学习他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这不就是杨大爷生前希望看到的吗？”大队支部、贫下中农协会介绍了杨大爷的一生，发言一个接一个，十分感人。杨玉宝那天更是哭得伤心，连连说：“谢谢大家！”大喊：“毛主席万岁！”晚上，谈起往事，他给财东家干活，捡过牲口粪里的料豆吃，曾冻得钻草堆不敢出来。解放前夕被抓了丁，半路逃跑，讨吃要饭，碰上解放军才有了人生的转折。战争年月，几次负伤，还救了连长。复员后在铁厂当工人，困难时期回村当过队干部，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西庄十几年里发生的故事，都是写村史有意义的素材。回村第一天，我感到大有收获。

     第二天与徐礼娴见面，我被她讲述的事深深震动，对这次得以重返西庄受到意想不到的触动而感叹万分，我意识到这必将给我认识生活的能力以特殊影响，使我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真正接触生活的本质，一种强烈的心声喊出来，“如果重新回去再生活一次该有多好啊！”徐礼娴进村后与大队妇女主任同住，那一夜的真实经历，经由她含泪的叙述，令我忽然对深信不疑的工作或者事业打上一个问号，甚而觉得过去五个月的运动也需要重新评价。我喋喋不休讲说的自以为熟悉的这个小山村，此刻猛然觉得自己其实不过是站在历史身外或上面，一块沾了水的石头，自诩感知了奔涌不息的大河。徐礼娴一把拉住我的衣服说：“告诉你，昨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她一副显得深沉的样子，说话时含着泪，我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令她激动不已的事情。“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西庄的历史，真的，我觉得现在才叫下乡的开始。真的——”她泪花闪闪。“你知道吗？我就住在五个月前被工作队称为‘母老虎’的妇女主任家里，‘母老虎’，这三个字使我觉得无比的羞愧，直到离村后的今天我才可能了解她的内心、她对党和毛主席真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母老虎”，猛地听到这不雅的字眼，我立刻回想起最初进村的情景，那天工作队开会，由党支部介绍情况，逐一谈及每个党员。“凌改妮——”这名字一出现，干部们忽然停止谈话。一会，一个叫浮锁的说：“她呀，出名的‘母老虎’，没人敢惹！谁也不放在她眼里。”

   指导员熊焰老师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这个女人，尽是刺儿，有她，支部会都开不好。仗着是军属，男人后来在58年大办钢铁时牺牲了，就无法无天......”接着他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她的坏话。

   指导员问：“你们对这样的党员为什么不教育？！”

   “有什么法？她就是不来开会。”

   她是什么样的人？引起每个工作队员的好奇。

   大约一星期后，一个中午，我们的会还在继续，门突地被推开了，闯进一个头上包白毛巾的中年妇女，圆圆的脸，满是笑容。瓮声瓮气地说：“我找熊指导员！”

  “你是谁！”老熊问，觉得这个不速之客粗率地打断了自己的讲话。

  “我是共产党员！”她一把抹掉白羊肚，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身子向里凑拢来。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喔，我叫凌改妮（凌世棠），大队妇女主任，听说你们来了，一直想来看看，今天才得空，你们别在意！”

   “你——就是凌改妮！”老熊陡然提高声调。我们都直直地盯着看，她仍然在笑，没有一点拘束，依住小炕桌，随便看那上面摊着的文件，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熟悉的东西。

   “是呀，我来谈工作。”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奇怪地看着熊指导员。

   “谈工作？！没有看见正在开会？以后谈吧。”老熊推了推眼镜，头也不抬地看笔记本。

    “为什么？凭什么不让谈工作？！我是党员！”她站起来，将毛巾抖了抖。

   “正因为你是党员，所以要你以后再谈你的事！”老熊不知怎么被激怒了。

   “好吧，我等！”妇女主任头也不回地冲出门，顺手带住一页门扇，“叭”地一声，我们都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感。

   老熊摆出分析的架式，“瞧见了？这就是村里人叫的‘母老虎’，多厉害呀，像要我们听她摆布，她有什么工作谈？分明是摸底来的！”从此，“母老虎”这个绰号就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因为让我在五队工作，所以很少遇见在上庄二队的她，工作队开会时听说她非常反感搞干部“洗手洗澡”，多次质问“为什么不让她工作？为什么不通知她参加支部会？为什么让她坐冷板凳？”后来又听说她对工作队的人很冷淡。但在准备春节文艺节目时，她八岁的女儿玩妮却一直对我非常亲热，孩子嘴巴子可乖巧了，什么都会说，特别爱唱歌跳舞，在小学宣传队，常常跟在我后面，别人排什么节目，她都在一边模仿，常常拉住我的手：“娃娃！走，上我家去吧！”西庄人叫叔叔为“娃娃”，每次听她喊“娃娃”，我感到高兴又觉得滑稽。可我总让小妮子失望，从没有去她家，原因很简单，她妈妈是“母老虎”啊！

    小徐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接近她呢？虽然后来明明知道她没有问题。我们对她的反感和拒绝实在太可笑了，我们过去对她的态度是错误的。”

    我说：“进村后我也有这种感觉，只有两天，为什么有意外的很深的感触呢？”

    “你知道，我本是住牛妮家的，走到去五队的岔路口，改妮迎面走来，还有她的小妮子扑过来，说：‘姨，我妈叫你走！’我说：‘我一定去！’‘小徐，哪里都不许去，上我家！现在我敢拉你了！”改妮不由分说，死劲抓住一直到了她家。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走进妇女主任家，像个客人似地坐在炕上，她泡了糖茶，端出煎饼。听我说回来写村史，还是那个泼辣劲，说‘这好办，你交给我，我就去通知人！’说完转身走，对她的女子叮咛：‘看住你徐姨，我有点事就回来。’

   我急忙问：‘你上哪儿？’

   她并不回答，出门喊了一句：‘小徐，不许走！’

   她走后，我才认认真真巡视妇女主任的家，干净、整齐，摆设简单，炕头有只红漆小木箱，贴了张红纸，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字，靠墙是一长条柜，看去斑驳陆离，显然因为不停擦洗，倒是黑亮黑亮的。柜上放了一堆书、几张农民报，那都是当会计的小儿子用的。墙上贴一排奖状，她本人到参军的大儿子的都有，一个镜框，照片里有一张妇女主任剪短发同她男人在土高炉前的合影。不一会，妇女主任回来了，还提着一瓶醋，说：‘晚上就在我家开会吧！’我问‘都叫谁了？’‘放心，你想的都会告诉你的。’

   晚饭时，妇女主任却忽然急匆匆地走了，而屋里渐渐坐满老大娘、老嫂子，个个都是人未到声先来，在门外嚷：‘主任哪，咱来了！’她们进门一看就说：‘她呀不在？一准是哪个月婆子等她伺候哩！’又有人说：‘咱妇女主任就是忙！’进来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夸起妇女主任：‘可不吗，半夜跑十几里路请大夫！’‘有时干脆动手接生，娃娃也都长得好好的！’‘要不咋是妇女主任呢？’天黑透了，八点多钟，改妮回来了，一脚踏进门就嚷：‘你们又在说啥呢，我可不是好惹的人哪！’对我歉意地说：‘有家女人临产了，去送红糖。’

   大伙却嚷：‘还说请客人呢？自己跑没影儿，炕凉凉的，呸！’炕上一位老奶奶还故意嗔了一声。

  ‘老奶奶，都烫烙饼哪！我一进院子，先烧了炕，哈，还瞎嚷嚷不！’

   窑洞里一片笑声，改妮上炕一屁股坐下，同五个月前她到工作队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小徐，你说吧！’

    ‘开会的人都来了？'我诧异地问。

    ‘嗯，李家奶奶来了吗？’妇女主任扫视着。

   ‘把你当官的官僚呵，牛大眼睛，看不见大活人，这里呐！’一位刚健的大娘坐在炕下，手握纺车把子，喊：‘瞧，纺车都带来了！’我看见错错落落有不少纺车，奇怪她们这是要干什么？！

   ‘那开会，啥？调查咱村的历史，历史就是各位奶奶、大娘从前见过听过经过做过的事儿，小徐，你讲讲！’改妮爽朗而自如地说。

   我心里怀疑这个会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就说那就开始吧！”

   徐礼娴继续激动地对我讲述着，“改妮说，‘好吧，咱们开会，老嫂子们不是奇怪让带纺车吗？我问你们，四五年那阵，靠什么支前打阎匪？我们日日夜夜都干了些什么事？大家忘得了吗？’她接过车柄，轻轻地摇了摇，哼出一声，调儿是那种静悄悄的时候发出的，极有魅力的声音，眼前的妇女主任仿佛她自己听见了什么号令，一下子变得激情四溢，两颊发红，额前皱纹顿时舒展了，中年的她像年轻了二十岁。我忙掏出笔准备记录，又觉得一切有点莫名其妙，让人疑惑。片刻，一种感人的景象出现了，整个窑洞嘈杂的人声刹那间消失了，渐渐由远到近地响起和谐的纺车发出的轱辘声，吱噜噜，吱噜噜......一会，轻轻的，像主任哼的那种轻轻的音调波浪般地拍打，二十多位妇女表情严肃，沉醉于一个与血肉相连的事业才有的崇高境界中，半是哼半是唱的各种声部混声合唱，令人陶醉，顷刻间好似回到了将近二十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时间的车轮飞回到那个男女齐支前的热烈情景中。我看见白发苍苍的奶奶们，此刻聚精会神地摇着纺车，情不自禁地倾泻着她们对党的无限热爱，无须有人指挥，自然地从一个歌子转向另一个歌子，唱颂着那场人民战争所展开的生活，炽热的感情凝聚在每一首革命歌曲的字里行间，一心回到她们曾经参与和熟悉的战斗年代。几首歌的高潮后，总有突然中断的安静间隙，接着像跨入新的潮流，如同从一个阵地转入另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又是几首情绪起伏内容不同的歌子，那些歌是用不着笔墨记载的，因为在那种瞬息将历史和现实连接的气氛，立刻就将曲子的内容和音调铭刻心底。我眼里充盈泪水，眼前这个改妮，从前被我们粗暴对待、无端猜忌和冷落，被毫无根据地称之为‘母老虎’；而现在的她变成我心目中崇高的、纯粹的、革命的母亲，是我发自内心感激和敬重的人。在我的视野中，无数英雄的母亲用鲜血和生命、用她们全部的热情和力量，保卫和发展了革命的根据地，前方需要什么，她们义无反顾地奉献什么，战士等待什么，她们就支援什么。我耳边似乎时而是奔腾的骏马，时而是嘹亮的号角，时而是战斗的呼喊，时而是胜利的欢歌，也有对烈士的缅怀。我眼前出现了西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的不平凡的历史画面，这是属于永远不朽的历史的。而我们不过在这里生活了半年，曾经以主人自居，以为懂了这个拥有沉重的历史感的农村的内心。她们唱到这棵存在几百年的老槐树下伪保长拷打群众的罪恶、控诉日本鬼子强闯进村，杀死十几个无辜的农民。而今天，我们仍然站在这槐树下，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历史刻记于人们灵魂的往事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她们心甘情愿地为革命贡献一切，送丈夫儿子参军，她们自己也走上岗哨，拿起菜刀、斧头。从她们的歌声我听到自豪、乐观和对美好前景的憧憬。真的，不懂得人民创造历史，不知道往昔光荣的历程，我们根据什么判断是与非？！我们过去对妇女主任采取冷漠和轻视的态度，其实恰恰倒是我们自己世界观问题的暴露！她们不住气地唱了几十首歌，从历史唱到社会主义时代，用充满激情的歌声表达了贫下中农在不同时期共同的革命态度。可是，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像她们这样理解和认识我国的农村。她们用歌声这种特殊的方式倾诉思想感情，让人想到许多许多，思绪跟随歌声一路走到今天。当改妮擦掉眼角边闪光的泪，我又看到她的满脸笑容，原来改妮是多么漂亮的人啊！

   妇女主任戛然停止纺车，问：‘大家明白了吗？’

   过了好一会，李奶奶打破沉静，在纺车旁举起棉线团，‘还用说吗？都叫人年轻啦，主任吔，明儿个上山整地，我报名！’‘好，明天清早集合，没到的人回去给捎个话。’改妮马上宣布散会。 门外，原来站满了男人，他们没有喧哗，跟着女人们一起散了。我想男人们一定随着女人的歌回忆和认识西庄的历史和现在吧。

   晚上，我第一次能够同改妮睡在一个炕上，她和我都没有一丝困倦，听她轻声地款款地后来是异常激动地敞开心扉：‘小徐，你想过没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入党那年十七岁，那时家里封建，不许妮子出门同小伙子一起闹革命，我生生地把锁子拧断、窗子砸碎，一出门就几个月。我在妇救会，连我有三四个姑娘，我们站岗放哨、送粮抬担架、纳鞋纺线。为了表示决心，我第一个割断一对辫子，留了齐耳短发，像个男人一样参加战斗。那些往事总也忘不掉，就像今天唱的歌一样忘不了！忘不了入党的晚上，在毛主席像前宣的誓，二十几年来，跟着党走。土改时地主用石头砸伤我的腰，我没哼一声。走合作化，我第一个报名，说服婆婆一起奔社会主义。五八年大办钢铁，我没有睡一个整觉，男人为了抢险牺牲了，我守着几个孩子，叫他们长大了都听毛主席的话。我是党员，记住这，啥都有了信心。我把工作队看作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当作当年的八路军，你们一进村，我高兴得合不拢嘴，整天打听你们的消息。第一次去找你们，以为到了自己的家，想谈谈妇女工作，我在支部会提过多次，没人重视，还骂我假积极，说我是母老虎，我就想对你们说说心里话，谁知道指导员不肯待见我，就是你也避开我。小徐，我是共产党员哪！好多次梦里都在工作，睡不着半夜起来站在毛主席像前，我说：‘毛主席啊，我凌改妮永远要革命’,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字。这半年来，只有想到这件事，‘自己没有为党做点工作，心里难受哪！’改妮哭了，哭得很伤心，最后我们抱着哭起来了。‘我不是图私利，我要对得起死去的同志们！好了，有了‘二十三条，心里亮堂了，晚上唱的那些就是我的心里话......’

   我一夜没有合眼，改妮和她安排的歌会对我教育太深了。今天一早，妇女主任领着妇女们上山了，她多有精神啊，像二十多年前剪短发背着枪的妇救会长一样。此刻再看这西庄，又熟悉又陌生，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来熟悉她该有多好哇！我们会重新认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认识。你说呢？”小徐抹净了泪水，我们看着眼前的西庄，觉得这么亲切，那飘动的红旗已经上了山顶，彩霞贴着吆喝牲口的那些高大的身影，多么美丽的剪影啊！”

   我不知能用什么语言准确表达听了礼娴诉说后的感受，我确定只有永远的后悔——我错过了一次将永生难忘的受教育的机会！西庄只是中国最普通的一个农村，从北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应该说有极大的偶然性，当初在出发前的分配绝对是随意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分到其它什么大队，那结果尽管必定会有另一番具体的经历；但是，不论我们哪个人最后落脚到哪个村子，经历四清的过程和总的感受一定会大同小异，这就是偶然中蕴藏的必然性。西庄像其它所有农村，在1960--1965年间有着自己的现实轨迹同时形成自己的历史，这便是西庄的个性；与此同时，西庄又同其它所有农村，具有同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面貌，无可置疑地盖上六十年代前半叶的烙印。所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看似偶然了解的农村，最后却得到大体一致的结论，我认为这就是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其中就有值得注意的规律性的东西，也许这就是认识的一个飞跃。每一次重温“前十条”中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论述，都有豁然开通之感。我在西庄的五个月，注意了解各种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尤其后期从五队调到大队搞干部和青年文化工作，得以更多接触运动中浮现的那些主要的人和事，头脑里渐渐理出一条主线，这就是围绕几个大队领导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展开的一段历史。只是我不知道这些经由四清而触及的农村脉搏，到底是否都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由于结束四清后重返西庄，才出现革命歌曲之夜，给予我极大的震动，甚至对过去几个月的工作实效都产生了疑虑，所以如何准确评价西庄（1960--1965）的这段历史至今成为心中未解之谜。

    （附言） 2002年退休后，因为网络世界，我的博客居然意外获得一位西庄后代杨飞的响应，他是我当时熟识的一位副业队社员杨艾文的孙子，如今的大学生。正是他告诉我，许多在《仁川日记》提到的人已经去世。而且，告诉我一个更意外的消息——西庄将永远从那个地方消失，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是一处储量丰富的煤矿，西庄人将迁走。如果这样，那么我的回忆和记载，该是一个村庄往昔的绝唱！我希望有更多的西庄人能够看到我的这些东西，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曾经活生生出现的真人真事，是今天杨飞一代及其后代们感性地认知前辈生活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