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4.中戏师生将参加农村整社,地点——北京房山县长沟公社。这也许会成为我个人经历的一个转折点。农村虽然陌生,在全党全民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形势下,它又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亿万农民到底在想什么、干什么?今天为什么提出整社?1958年大办食堂,现在却决定是否解散食堂?!农村是阶级斗争的大舞台,对自己应该是一次全面的检验,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真正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像我这类未经大的考验、思想深处不免是小资产阶级灵魂的青年而言,是与其决裂使感情完全转移到无产阶级一边的时候了!进大学后第一次感到自我革命的紧迫性,也第一次感觉思想活跃起来,第一次......
到达农村后,首先要求工作队员深入田间炕头,了解社员对食堂、供给制、包产任务及大队规模的真实想法。上午,同几位大娘、中年汉子接触,有两人怕麻烦,宁可吃食堂。一个认为“分不分(食堂)”上头决定,他无所谓;一个对讨论“分不分”不理解。一位大娘给人带孩子,每天才挣二分工,提出“为什么不办托儿所?”男社员对供给制和工资制最感兴趣,以为二八开合适,如供给部分大了,劳动力多的人家反而扣得多,干活的人谁还有积极性?眼下最关心——食堂、供给制、三包一奖、评工记分,这些无不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通过深入了解,充分讨论,建立相应的为社员满意的制度和具体可行的措施。
下午,在公社所在大队的一队劳动,休息时讨论六十条,七嘴八舌地:“上头啥政策都好,就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干部不好好执行,社员看在眼里,不敢吭声!”“为啥?提意见遭打击报复,扣帽子,穿小鞋!”“学不学六十条,还不是一个干活!”“队干部下地就为监督我们劳动!”群众最反感干部浮在表面,指手画脚,特别是多吃多占、谋取私利等坏作风。一队分男女两组,女的坐在一起,一声不吭,下来才叽叽咋咋,结果发现妇女说的与男人们并无两样,主要谈食堂、评工记分,认为没有真正同工同酬,妇女受歧视。
晚,社员学习“六十条”的“社员”一章。王书记讲话后,发言人很少。有三个中农成分的言谈活跃,提到“一平二调”,会场气氛热烈起来。一平二调,是这次农村工作纠正的重点,也是群众最关心的。今天的会告诉我,农忙时一定要集中讨论农民最渴望解决的问题。
接着几天,上午,参加地头劳动。下午,汇报和学习六十条。社员对六十条很有兴趣,地头学习是个好办法,听我们逐字逐句解释后,说:“过去对政策不明,只知低头耷脑干活,越干越丧气;现在心明了,有劲头了。”群众开始主动反映问题。对去年工分值太低意见多,同时认识到生产搞不上去说什么都扯蛋!我们列举了许多问题:评工记分、定额管理等方法和制度尚在探索中,男女同工不同酬比较明显,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食堂下量不足、稀稠不匀及没有公布食堂账目,食堂管理员和会计未经选举......决定进一步了解食堂,四、五队办的西甘地食堂,120多户、611人,工作人员12人。我去帮助会计王森算账,同时了解食堂各方面情况。发现账目十分混乱,这位会计今年三月才上任,本人还兼其它许多工作。原会计从去年底到3月交班就没有公布过账目。现管理员不敢抓,计划不周,用粮搭菜心中无数。两队社员一致要求分食堂,各顾各。从定量看,平均28斤,似乎不少,问题是如何让社员吃足吃好?盘点库存四五月余五百多斤,但社员们认定应有千余斤!管理员委屈地嚷:“谁提叫谁当管理员!”食堂牵动所有人,本来一家一户各有盘算,如今一定要集体吃饭,矛盾在所难免。
1961.5.1--5.10 调到离公社较远的三座庵大队,参加“大战五天,整风整社收尾”,工作组共3人。三座庵大队112户、504人,分4个小队,劳动力166人。全队没有地主富农,贫下中农占多数。进村当晚(5.1)即召开社员大会说明来意:对一平二调和干部五风问题开展群众鸣放;工作组核实材料,准备逐条解决。5.5,大会总结,当场解决群众提出的18个平调问题,3名干部检查五风问题; 5.6,深入农户、田间了解社员对食堂、干部作风及验收工作的意见;5.7--9,兑现平调问题,落实到人到户;食堂算账,从福利书记到炊事员,对库存、出粮率、粮菜支配等基本问题都说不清楚。由于严重缺水,食堂断绝烟火5天了,社员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还是吃食堂方便。
1961.6.3 结束整社重回书斋,似有相隔经年之感。长沟特别是三座庵仿佛是很远的一只在召唤的手!遗憾是没有写日记,固然是几乎找不到坐下来的时间,其实是心理上认为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实践,唯恐影响工作。但四十几天鲜活的经历,许多人和事,应该说都刻在记忆里了。长沟在北京房山南端,离县城约40公里。从地图上看,距河北涿州咫尺之遥。当地出产一种因历史上进贡而著名的大米,不过我们闻其名不知其味,直到完成任务即返时,才发生戏剧性的结果。那天工作队员集中后,公社领导先是感谢一通,接着压低声气说:“你们来,辛苦了这么久,没有什么送行的,今天请大家尝尝长沟大米吧!”又说:“要把前后门关起来!煎了点鱼,请不要说出去!”不一会,我们十人一桌,每桌上了一盆煎鱼,鱼系当地所养,另有肉菜什么的。重要的是让大家敞开享受长沟大米,啊,香喷喷的贡米!果然名不虚传,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最可口的米饭(想想自己在武汉从小到大可都是吃的糙米)。关起门来神秘兮兮地“赴宴”,一顿米饭几荤素,个个喜滋滋地获得极大的满足。
回学院后,写作课要求每人交一篇小说,对创作,一直没有强烈的愿望,总认为自己只适宜理论研究或者教学,这次决心一试。从农村归来,一些人和事纠结于心。好像渐行渐远的山村,不时让我浮想联翩。三座庵,据说隋唐年代窦尔墩曾安营扎寨,或者是某山大王闯天下的根据地。进村是一条向上的坡路,村中心有道小河沟,半空飞挂着水管,但我见的是严重缺水的景象,河沟完全干涸。大队书记告诉我:食堂已经五天没有水(半空的水管本来是向食堂供水)了,社员们各自回家做饭,大伙日常吃水,须去几里外挑。我恰恰以食堂为工作对象,有趣的是,因为我的到来,延长了食堂不该延长的寿命!每天由我的房东、大队副书记郭长存安排一日三餐,并且由他从库房每次仅仅打出我的一份口粮!社员们说,食堂开办时非常热闹,全村人排着队说说笑笑,很有点共产主义大家庭味道,后来干稀搭配,越来越吃不饱,油气子越来越闻不着。现在的所谓食堂摆在眼前,不过是一处空屋。听说有一妇女,半夜钻进捞着一小袋“粮”,回家看才是发了潮的几斤化肥,食堂的确空空如也!几天后,在地头我见了这位在全村留下话把的中年女人,她毫不隐瞒地讲“经过”,笑得淌眼泪。食堂,在我离村前夕,经全体社员同意解散。今后谁还会记得,红火一时的集体食堂,伴随最后岁月的是一个外来学生!
郭长存与母亲同住一院,分开做饭,这在农村是常见的现象。郭母说话风趣,性格开朗,最爱说:“我是走半社会(主义)的人;儿子全交给社会(主义)了!”母子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于:儿子百分之百地扑在集体上,不满意他娘每天精心管理一块巴掌大的自留地。现在天大旱,当娘的从儿子挑回的水桶舀那么半壶水,每个清晨就用那点水,伺候婴儿般一口一口将甘露滴在几垄红薯秧上。记得进村当晚在半山的队部开社员会,点名时,郭长存先吼:“今天我娘不来,明天没收她的水壶!”话音刚落,一位大娘一串笑声进了屋,对儿子嚷:“啊!就你走社会?就你走社会!”惹得全场哄笑。大娘转而对我说:“嚯?新来的工作吧?住哪?不用问,准同我那小子一道!”会后,与大娘一路,她结结实实地夸了儿子一通:“早旱得冒烟了,他硬是领了小青年,没日没夜打出一口几丈深的井!”“这不,今天又从有水的队借来几十米水管。”回到家,她过来对儿子嘱咐再三:“你得好好照拂客人,人家来这儿,可不容易!”看着母亲出门的背影,郭长存感叹:“人老了,思想赶不上趟了!说来这是有年头的事儿,56年初级社转高级社,那年我爹去世。我家土改分的园子,几年里务弄得远近出名,收入可不少。娘怕入社拼了园子,要一个人管自己的果园,不参加合作。我一个党员怎么能不走社会(主义)呢?左动员右动员,她翻了脸,说‘要是拼了园子我就要饭!’后来,园子拼了,一气就和我分开,各顾各。我哪能不管,烧的用的一应照顾。57年闹退社,她跟上别人走,那天我在社里看牲口,外面乱成一锅粥,闯进一些人,我听过报告心里有数,一手挡住门:“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一个喊:“牵我的牛!”
好几个人叫:“我们自己养放心!”
我说:“集体养,你们有什么不放心?!不要上了坏人的当!”
不曾想,我娘也在这些人里吵:“我要我的园子!”
我气得骂:“娘!你咋这么糊涂!园子本来是毛主席、共产党给分的,走了社会,你还不愿意?!”
娘不依不饶:“我上年纪了,守住园子够我有吃有穿的!”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还我园子!还我园子!”
我也犯狠:“不还!不还!”
“老子!我给你跪了!”娘做出了这种事。
这些事儿过去三四年了,我琢磨还是该给娘多讲道理。后来她口气也软了:“唉,如今赶不上社会,就半社会吧!”
长存今年三十多了未娶,娘少不了唠唠叨叨。母子分住两对面,中间有块不大的红薯地。次日天刚亮,我出门见大娘弯腰张望着院中间的红薯地,令我惊讶的是,她右手提一个小泡壶,一秧秧地浇水。看见我,她有点不好意思:“呵,一会去队里,看看有什么活干?”这时,儿子呼赤呼赤地挑回一担水,说:“娘,只要你去掉那个‘半’字,我们一块过,娶媳妇!大娘笑了,我发现她流下眼泪。三座庵、母子俩,这是我要写的小说内容。
【附言】第一篇小说《母子间》,后来竟得满分,成为全班三个评为“五分”(五分制)的作品之一,这实在让人意外,同时也引起周围同学的惊讶。显然,是生活赋予了小说以真实性和朴实感,这应该是自己参加农村工作实践后的答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