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临潭农村社教日记（前言）

     这是1965年从中戏毕业后到甘肃的第一站——临潭，对农村应该说毫无陌生感，因为在大学就有北京田各庄、四季青、季庄、羊山、前栗园、小鲁庄、三座庵和昔阳西庄等地的经历，与其他很少去农村的城市学生相比，我对广阔天地的人和事更有一种亲近、亲切的感情，愿意全身心地拥抱贫瘠而厚实的那方水土；然而，让人深思的是，当这种经历与共和国1960--1966年大环境联系时，所有的由上而下、带了统一的政治任务去规范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言行，效果如何？我想后来的历史性变革应该得到了结论。

    遗憾的是，我后来再没有机会参加农村工作，对农村、农民、农业保留的印象大半还是当年“工作队员”时的感知，重读临潭社教日记（1965.11--1966.6.30），将其上网，像是彻底告别过去。因为我知道，即使存有那个年代记忆的农民朋友可能也不太愿意回首往事了；新的生活、新的选择、新的追求使新的“三农问题”变得更为现实、更为敏感、更为重要。以后应该怎么样？即使知道了一切往事的背后呈现的是什么，还是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现在流行“穿越剧”，如果我们用今日的眼光回到过去，能够做什么呢？指出那些“运动”毫无价值或者对那时候的人说今天才说的话，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活得清醒了，却老了！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日记”中的“人和事”还是有参照作用，中国人过去活得很累，活得很盲目，又活得很认真，每个人都以为在干了不起的革命大事，看看那些曾经忙忙碌碌却碌碌无为的岁月，今后活成什么样子？或许能够得到一点启示。

                        2008.7.5于奥运火炬进入甘肃时

临潭（1965.11--1966.6）

 1965.11.3（兰州）何英动员

    省干校礼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何英在全省农村电影幻灯宣传经验交流会讲话：“甘肃许多地方有八九年没有演电影了，只记得有个《白毛女》。”“现在，国内大丰收，物价也在降低。省省有大寨，囤满粮，缸满油。过去买肉走后门，现在卖肉走后门，吃不了，熬油做肥皂；”“这种形势下，就要普及社会主义文化，电影要下去占领农村阵地，革命首先是送新东西，才能革旧东西。要让贫下中农都看上电影。”这算是去临潭社教前的动员吧。

   （注：中戏毕业后自然是先回家，然后从武汉到兰州，未曾想到达兰州当天即由省人事局转关系到省文化局，本人应是待分配大学生中最快去单位的人，惹得很多人眼红。开始，参加清理文档，一个多月后，由人事科杜玉忠谈话，安排去甘南临潭参加社教。一起有陈德赛、汪世洵、杨福元、赵景华，我们每人借了文化局一件羊皮大衣，在曹家巷旧货摊买了大头鞋、棉衣裤、皮马甲。到了临洮，没有车，等了一星期，后来乘便车，在严寒的敞车上经冶力关抵文化系统工作队所在地——临潭羊沙公社。我被分到该公社最偏僻的白土坡大队。                 2008.8.26

1965.11.25 （晴 星期四 ）白土坡

    工作队离村整训七天，昨晚回村，召开贫协会了解情况，感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到来的间隙，往往蕴藏一种更深刻变化的可能。我们必须更加鲜明地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干部有三种：一、已经洗澡下楼，一时还不能恢复正常的精神面貌，怕负责任，怕群众不信任、怕工作队现在撤走；二、虽洗澡，思想未归队，退赔拖拖拉拉，怨气大，盼工作队离村；三、占20%的尚未下楼，表面乖巧，背地怪话，如说：“四清叫我讨饭了！工作队整人哪！”一些刚当贫协委员的人惶惑地问：“工作队是要走了？”

1965.11.27（星期六）不服水土

    一连几天肚痛腹泻，不适应水土，这儿三顿面片，都好心地特意放进陈年油渣，吃了就恶心，这样上吐下泻是历次下乡发生的第一次。不得不写信给姆妈，让家里寄点红茶来。

    晚上在露天开会，讨论加入贫协问题，我起来讲话，竟冻得张口结舌。但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讲话，尽快过语言关。

1965.12.1团员会

    今天，召集团员会。白土坡团支部1961年成立，没有活动，李连英杰开会才知道他还是支委，团员也不知道支部都是谁。发言中说:团员“参加赌博、搞迷信。”“投机倒把，去莲花山唱花儿时开馆子，集体的羊40多元，卖了104元，我们4人各分15元。”“抢在社员上工前早早去开荒，对集体不热心。”我喜欢眼前这些朴实的农村青年，应该鼓励他们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才会有一种严肃的心理。准备搞广播台，把青年凝聚起来。

 1965.12.2利用花儿宣传

     这里男青年18岁都结了婚，有的不到18也如此，25岁的妇女大多三四个娃，来参加青年文化活动的其实都当爹妈了。决定文化室放在马召莲家，这女子离婚后在家。有个姑娘陈灶及，其父是大队干部，她正为包办婚姻苦恼。我想利用花儿宣传婚姻法。但按习俗村里不能唱花儿、尤其是未婚女子更不可在村和家里漫花。晚，青年会。提出要在文化室办广播台、花儿队、歌咏队、夜校、打篮球等等，大家显得很活跃。布置整团。会后，马召莲、陈灶及等五六个女子在我和褚云彪的住处，经过反复鼓励，终于放开嗓子唱脱花儿，诉说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我注意到一面坡的几十户人家隐约地、渐渐地传出各种人声，一定是惊异这些女子的大胆！山村之夜，一扇扇窗打开了，渐渐听到议论声，感觉出一种不平静。

1965.12.3 开会对花儿

     以为今天村民见了我，会议论昨晚女子在村里唱花儿，不料没有一个人提及。

     晚，团员、青年骨干16人开会。王华明，生父是富农，但他从小由流落红军养大，听过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从1958年起一直要求入团都没有结果。他说：“养父讲过草地饿得要死，后来流落要饭到这里，现在回老家了，我没养他老（哭）。”这是王第一次在人前发言，接着气氛热烈起来。

    会后对花儿，一人主唱，现唱现编：

    啊，我的陈组长、褚组长（注：当地对外来干部都称组长）

    我们要学好二十三条，啊，依哪呀呵咧（全体拖腔：也儿哇）

    啊，我的各位革命青年不要忘了旧社会苦要记住新社会甜也儿哇——

    在寂静的山村，花儿仿佛是照亮夜空的火焰，声音充满激情，预示着一场振奋人心的变革。几次对花，社员已经转而支持。党支部委员马路生女对我说，当年她同妹妹就是莲花山的好唱家，后来妹妹出去要饭没有回来，好多年后亏了唱花儿意外相认，妹妹早有了人家，前两年还带孩子回来看她。我讲要组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大队搞花儿会，她非常赞同，说“一定给工作组好好唱一次。”

1965.12.4（星期日）忆苦思甜

    大队15--25岁的青年和超龄团员62人，占大队人口20%，自58年以来就没有开会学习，团支部5年无活动。大家过的日子是吃饭、干活、睡觉老三样。考虑发动青年帮助整团，搞忆苦思甜。

    党支部委员陈廷荣学习《今日刘介梅》后，说他同刘介梅一样忘了本，“七八岁就苦狠了，母亲被卖了。1939年到白土坡孙家放羊，常年赤脚穿牛皮扎的鞋，一身是虱子。解放了，分了地，有了老婆女儿，有铺有盖有了房，日子美满了。58年入党，只是个空白党员，只顾白土坡260号人，不顾六亿五千万人民，瞒产私分。困难时，自己忙着盖房，上下12间，花了300元，别人得六七百。针过过，线过过，就是工作不想过。三干会上演《王剥皮》，叫我忆苦，个人眼泪不干。想想过去，大年初一让地主赶出门，眼泪在肚里鼓哩。陈是我们选的忘本回头的典型。

 1965.12.8妇女会

    到华岭背后开妇女会，都有一肚子苦水。“逃荒当了童养媳，我14岁，男人10岁，那年逃跑公公用大石板顶我头上。”另一个说：“找过4个男人，两个抓了壮丁，最后一个大我20岁，给公公要磕120个头，说我偷他的东西，赶到野地睡，我要寻死，看看自己的娃，哭着走不动。”一个说：“我阿妈被卖了，把我留下，8岁给人放羊，吃饭连碗都没有。”一个说：“我要离婚，包办下的，一刀砍我两截也不答应。”她们的实例明天夜校可以用。

1965.12.9（星期四）夜校

   夜校开学，每周两次（政治、文化各一），到23人。内容：为人民服务、农业学大寨、做社会主义新农民、婚姻法、破除迷信、忆苦思甜。我天天是教育者，自己得言行一致，绝不能如社员讲的“脸皮好，一肚草。”

1965.12.11忆苦是良药

    由马路生女、陈廷荣、马占青忆苦，白天，小学生也参加了，到78人，其中小学生28人。忆苦是一剂良药，治干部忘本病同时教育青少年。会后，人们说：“这叫高山上挂红灯，黑白亮豁了。”“干部嘴上多了一支烟，手上少了一把锨。”“清政治、清思想就是把疮里的脓挤出去。”

1965.12.12（星期天）我讲反封建迷信

    社员大会，到90多人。反封建迷信，由我先讲：“世上无神道，有是人来造。那么为啥要信神呢？得问人死后上哪里去了？从前说变了鬼，活人希望鬼还是过得同人一样，要吃穿还要零花钱呢，于是扎纸人纸马印阴府钱，做道场、超度、念经、请风水先生造坟，大家想想，最后谁用上了？花钱谁得到好处了？阴阳先生说有钱人死后做鬼也享福；没钱人变牛马，来世还受苦。一是阶级需要，皇帝、地主就是神，你向他们磕头作揖，求他们剥削自己，死后还让他们剥一层皮；二是麻痹穷人，不敢斗争，来世才转好运。有个地主怕穷人造反，说梦见神仙，他故意到穷人家放火，嚷‘神显灵了’。这里说的神是我们当地的成爷、商爷，有人还说他们是当大官的、是皇帝老子，我去甘沟看过，原来是两块木牌子，一个泥胎人形，都是人自己做的、画的、捏的。杀羊敬神，到头来，人吃了，谁？阴阳先生！我们贫下中农、广大群众谁能站出来说因为求神拜佛享福了？大家算算这么多年了，花了多少钱？多少粮？结果，地里因此多打了还是多分了钱......最后问一句：谁见过神？谁见过鬼？请举手！”全场一阵哄笑。

     这几天，感到没有一本供社员学习的读物，决定由我用顺口溜自编小课本，巴掌大的油印本，便于地头学习。中国人在文革前夕精神状态渐渐亢奋，其中之一表现为全民学毛著，农村往往被视为学习的薄弱环节，因此，那时的社教工作队，无一例外将组织社员田间炕头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大事。精神是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只要人人按最高指示办事无往而不胜。1966年3月，我从白土坡调到相邻的秋峪，同一工作组的兰大中文系毕业的汪世询是位能唱花儿的大学生，与我同届（1965）毕业，分配在电影公司。我们一拍即合，决定自编学毛著识字课本，社员人手一册。

   “课本”非常简陋，当时却颇受欢迎。如这样的句子———毛泽东思想，东方红太阳，照得一身暖，心里亮堂堂。主席句句话，字字闪金光。著作不离手，到地变米粮。人换新思想，荒地献宝藏。搬倒穷和白，建设新村庄......雷锋和王杰，红灯遍地亮。毛著哺育下，英雄遍地长......学习主席话，言行要一致......先学第一篇，纪念白求恩。一个外国人，万里到中国，毫无利己心，专门利于人......生活考验你，看你怎样行？私心有多少？我字占几分......能力有大小，看你啥精神？公字当了家，你就是新人......再学张思德。为人民服务，观点很鲜明。彻底和完全，衡量的标准......人有生和死，两字要权衡。人总有一死，路有千般行......死比泰山重，不可鸿毛轻。生死两个字，称出渣与金......翻开著作看，主席写宝文。愚公敢移山，决心感动人。天下无难事，铁杵磨成针。愚公精神好，就是干革命......敢斗天和地，挥手水倒行。世界花样美，大地一片新......

  1966.3.16（星期六）地头识字课本

     工作队集中学习后回到白土坡，一天两晚，开学毛著辅导员和青年会，写妇女工作总结。离开一个多月，看见社教成立的各个组织都发挥了作用。毛主席语录牌已两户一块，我们编的地头识字课本，许多人随身带，劳动休息时就学。队部转发我写的《毛泽东思想带来一片新气象》，加按语提到文中归纳的辅导员工作方法：一读二议三听四讲五对照六联想七用八查，这是自己摸索渐渐明确起来的“八字方针”。还有在会上提出的“三个一”：做一件好事、揭发一个不利于集体的事、用毛主席思想解决一个问题。这时，工作队集中到甘南合作整训，为新的一批农村社教作准备。期间，工作团召开交流学习毛著经验大会，选我大会发言——题目是如何在社教中突出政治。

    下面是发言稿——1966.5.27，在先遣工作中学习突出政治——

     这一次先遣工作，深深感到农村形势逼人。什么形势呢？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好形势。我参加过两期社教，一直当了手电筒，叫别人这样学、那样学，自己却是“铜墙铁壁”，同毛泽东思想不沾边。长期以来，自己进步缓慢，原因就在这里。

     四月初，我到流顺公社眼藏大队担任先遣工作，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在这次先遣工作中突出政治，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真正学一点用一点。

     下面汇报几个问题：

   一、从旧框框里走出来

     未下去前，思想上旧框框是很多的。一到实际，很快就表现出来了。去的当晚，正好赶上眼藏队干部学习毛著，我想这多半会走过场，为啥？还没有社教么。我掏出毛选，要大家学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刚要说话，就有几位干部几乎一起说：“我们学习过十几遍啦！”没等我说话，他们自动结合文章精神，开动机器，放起包袱来。说：“毛主席派来四清工作队，有包袱就要放，啥都要听毛主席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发言，一句一句触动着我。我来显然还是“打手电筒的”，以为自己可以讲一通；可眼下，还没开口，我就陷入被动。会后细细想来，恰恰是自己思想上还有“包袱”，这个包袱就是看不清当前农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好形势。

    第二天晚上，贫下中农会，来了十多人。我掏出毛主席著作说：“大家应该组织在一起学才对。”贫协主席杨保成说：“今晚就是群众学习哩。”我看天已晚了，又是风又是雨的，不相信，说：“这么晚了，学不成了吧？”他们说一会吹哨子，大家一准去！果然，哨声响起，社员纷纷到他们的学习点。这里的群众早已组织起来了，说：“到时候不学，还睡不好哩。”我去过好些农村，像眼藏这样按时学毛著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我的旧框框是农民难组织，组织了难坚持。农民头脑装的是种田吃饭，学习则可有可无。这说明，自己的思想很不适应形势，并且暴露了我对今日农民的错误看法。

    给我冲击最大的是，群众用活生生的事实使我重新认识老三篇。我经常了解社员都学啥？他们说：“晚晚学愚公、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我想这有啥针对性？恐怕要流于形式。深入了解后，我很吃惊。第一次具体而有感情地想到了“毛主席著作一当被群众掌握所具有的巨大威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从旧农民变成新农民，这样一个生动的过程，自己未曾多想，自己从前学毛著，学了不用，也以为别人如此。群众说：“遇到困难想愚公”，今年春耕，社员用愚公精神在三千多亩种植面积上革了一场命，首先革二牛抬杠的命。一位老汉阻止儿子用双脚耧，儿子说：“愚公老汉连山也搬得走，我们连一个二牛抬杠都抬不走吗？！”老汉说：“老辈子都靠二牛抬杠，没见不长庄稼的！”儿子说：“我们奔共产主义，你想把二牛抬杠也抬进共产主义吗？”的确，老辈子不但没见过机器种地，更没见过毛主席著作哩。后来，这位老汉也变成推广新式农具的积极分子，架了五行播种机。有妇女讥笑：“你是要秋天饿断你的脖子吗？”老汉听了反而有意将五行播种机用到自留地上。在他的带动下，队里都用“五行”。眼藏，今年首次使用机播、耧播，又革了杂粮地不施肥的命。队干部一直认为杂粮地上肥，任务重，劳力少，办不到。群众却说：“把那愁啥？愚公阿爷叫儿子孙子接着干！我们就没有革命劲？！”结果，肥料好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一位队长惊讶“从前用工分刺激不出来，今年学愚公就完成了任务！”事情不奇怪，愚公成了战友。群众要革命，当然会像愚公一样改天换地。有两位六十多岁的老汉问愚公多大岁数？有说八十有说九十，他们说：“咋也比我大！整！”结束了七年不出工的历史，主动承包队里烧灰任务，受到表扬。六队几个女青年，打破积习，拉起架子车上山，一天施肥八亩地。书记要她们歇歇，回答：“学了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我们歇啥！”说完，又上了山。

     遇到困难找愚公，干劲不足找愚公，是群众的心里话。而我过去只将愚公当故事听听而已，这正是过去不理解为什么工农兵对主席的话闻风而动的缘故。后来，干部讨论政治与生产关系，一位贫农批评队长：“你头上压着两座大山：私心大，迷信重。事事突出个人还忙不过来，咋能突出政治呢？我们要像愚公，帮你把两座山搬走！”从这里，我认识到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进一步领会毛主席的一字一句的革命含义，用新鲜的感情反复学习，体会其中的道理。而我呢？虽然学习，并没真正钻进去，这是什么感情？一位干部检查说学了就忘，群众批评：“焦裕禄临死不忘学习毛主席著作，你吃一顿饭就忘了，睡一觉就忘了！你说说这是什么感情？”他们的话，让我心跳，才明白过去学不好，关键是感情不对，态度不对，思想不对。群众将《老三篇》当“新三篇”，常学常新。群众教育了我，使自己增强了活学活用的决心。

二、学习突出政治

    眼藏大队近年来有公社干部蹲点，进村后看到一派新气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出政治，更有效地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虽然先遣人员只有我和另一位来自出版社的同志，因为与群众一起学习和运用，也不感觉力量单薄。

   下面说几点突出政治的感受——

   1、抓活思想

     先遣工作任务重，似与抓当前中心工作有矛盾。如果只搞“三情调查”，同学习、生产脱节，势必陷入被动。自己决心以突出政治带动全局工作，毛主席说：“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合作社建立以后，只要一松劲，有可能垮台。”我想在摸清眼藏现状后，应该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抓活思想，有苗头就追踪，追到根子就解决。我在一队参加劳动，发现个别妇女干活不顾质量，地里埋进许多胡基，我和副队长留下给返了工。事后同队干部、贫协谈，他们说：“一队夺来红旗，但现在保红旗比夺红旗更难。”我让开地头会，晚上又分男女两组开会，响起一片“为革命种田”还是“为个人种田”的争议，讨论中进一步发现近来评工分搞了平均主义，原因是少数妇女被下了工分，大吵大闹，别人不敢提意见。深入讨论不评工的害处后，发现绝大多数人是要评工的，就督促一队坚持评工记分，同时加强地头管理。

    进村半个月后，有人说：“看这架势越来越紧了，快搞副业走，那里开会少、学习少。”因为工作抓得紧一些，出现“风紧了”的议论。我写了日记：“一些人叫‘风紧了’‘受不了啦’；与此相反，广大贫下中农发出了突出政治的叫好声。说‘风紧了’才叫人舒坦哩！这是在突出政治上的两种意见。”第二天，开了贫农座谈会，出乎意料，不约而同地都从忆苦思甜开始，当年做牛做马，扛长打短吃苦；如今坐这里开会，学毛主席著作是最幸福的事。“我们紧了，邪门歪道就少了。头几年不紧，人家紧了。”“人家”指的是资本主义。这时，我才领悟为什么贫下中农开会先忆苦思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风紧是大好事。这样我有了底气，紧是必要的，而且感到与贫下中农要求的紧还有距离。二十三条说“好话，坏话都要听”，根据出现的反面议论，我在学毛著会上，让积极分子谈各方面的反映，通过一正一反的议论，使我认识到看问题一定要作全面考察。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总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越是提倡富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反面阻力也越大。我的决心更大了，要把突出政治的红旗举得更高。召开了有二百多社员参加的大会，总结去冬以来的学习情况，让典型人说话。一些老社员说：“如今的人，像刚破土的庄稼苗子，毛主席著作就是阳光、春雨，苗苗越是长得好了。”接着，组织全体社员讨论这次大会，会后开展学标兵、赶先进的活动。为了加强政治空气，在一二队抓毛主席语录板。组织全大队群众实地参观，家家户户很快都挂起语录牌。针对有人说：“学那，又没把县长当！”“不学，还没把庄稼种了？”以及干部中对政治与生产关系存在的种种糊涂思想，在干部群众中大讨论。干部的政治观点加强了，讨论了六个晚上，结束时正是夏锄开始，同公社驻队干部、党支部、贫协商量，搞了“突出政治，大抓夏耘”动员大会，提出语录牌下地，评比好人好事，设立政治鼓动员，制作了流动红旗。当场分队落实夏锄和六防各项工作。这些工作做了后，我初次尝到突出政治的甜头，感到工作越做越有味了。

2、抓重点

    过去，工作抓不住重点，茫茫然一片。这次决心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工作状况，树典型就是突出政治的一个好办法，让群众自己总结经验。用了三晚上座谈，确定典型和他们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有个“天是老大我是老二”的“踢咬人吃缰绳的自由人”，懒出了名，去年一年才做700分（包括肥料分）。学了《反对自由主义》，说“毛主席下农村调查”了，“毛主席都讲了我的错，再不改,行吗？”此后，坚持出勤，头三个月就300多分工。不但自己起得早，还叫别人出工。大家说：“这样的人都能变，还有谁不能变？”一位从不参加学习的老汉，听了典型事迹，第二天就上会。还说自己“不老，变年轻了！”再如对被称“野货迷”的社员，上门了解情况，发现他的“落后”与个人私心和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有关系，就以他为重点，在干部群众中展开落后与先进问题的讨论，结果他一变为学习积极分子。我认识到：有了重点人，重点事，工作就容易展开了。抓思想上的重点，有利于突出政治、促进群众进一步活学活用主席著作。

   3、抓中心

     抓中心就是一个时期抓的主要工作，而实际上，生活中同时是多种事物交织。因此不只是安排问题，还需要“一个拳头打出去”的精神，就是主席教导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个时期里甚至是每一天，都要把中心的事情交给各级组织，让干部在一个时期想同一个问题，将注意力拧在一个点。春播是中心，植树又是一个当紧的中心任务。怎么办？过去年年种树不见树，关键是不认真。今年从3月8号起一个月只完成春季任务的14%，我们来了个确保中心的突击，把植树当中心任务抓，才有希望一个拳头打出去。各队学习愚公移山、自力更生的语录，摆植树的好处，有个队摆了十好。群众思想通了，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们说：政治是开“心”的，心一开，一通百通。第二天上山，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二百多人一天完成剩余任务的95%。“这一回要好字当头”，各队在地头评比，不合格的当场返工。群众说：“如不是愚公上山就完不成任务。”后来用同样的办法又抓了“支援外队粮食”、五防、夏锄准备工具等。向群众说明任务的意义，并当作中心抓，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事情就抓出来了。 从工作中，我第一次尝到突出政治的甜头，同时也感到自己要改造各个方面，才能适应形势。

 三、改造思想

    我身上学生气十足，知识分子的毛病很多，自以为是，主观性很强。这次先遣，自己从调查研究中受益匪浅，加强了群众观点。实践告诉我，要认识和解决一个问题，没有真正眼睛向下的决心是办不到的。到眼藏，逼上梁山，非抓生产不可，而自己过去到农村遇见生产上的事，不是回避就是一声不吭。这次硬着头皮上阵，凭一篇《反对本本主义》，一逼还真逼出来了。进村十天就抓大队检查，我列出提纲，先检查学习毛著情况，再检查生产。事前作了一些调查，春播究竟有哪些工作。调查得知许多事，如杂粮地上肥的意义，使用新式农具的思想斗争等等。大队按这个提纲开展检查并写了总结。杂粮开种后，公社张干事捎话说要我们增种大盖，队干部匆匆忙忙赶来说：“现在种，已经过时了！”我说这事还得问问群众。当天，自己成了“大盖迷”，开口就是现在能不能种大盖，了解到大盖是一种下种轻、好管好收的油料作物，回答都说愿意种。第二天，开老农会，大家说再过五六天也能种，决定增种十多亩大盖。调查出真知，群众给勇气，我对生产有兴趣了，过去怕，现在不怕了。

    学习毛著，我开始学习“完全彻底”，用这两把尺子衡量自己。一位记工员的事例教育了我，他用这两把尺子成了红色记工员。上任一个多月，就让会计、保管不敢误工。他坚持原则，不让干部找借口不参加劳动。对照之下，显然过去没有用两把尺子严格要求自己，常有私心杂念如怕，怕熬夜眼睛更加近视。怕“彻底”，要彻底就得多干工作。怕累坏身体，总在心里说该睡了，该休息了。这次，在斗争中滚上几滚，也就豁出去了，怕也没有了。如敢抓生产了，敢抓干部思想了。总之“敢字当头”，天天动脑筋，想办法，张口闭口都问学习毛著的情况，有没有突出政治。这次独立进行先遣工作，决心大，放弃了回兰州休假，少休息几天，少洗个澡，没关系，工作搞半截不甘心。为了考虑突出政治，每天坚持学毛著，凡开会都写发言提纲。同时将日常对突出政治的思考记下来，写了十来篇。

     一天一位贫农无意中说“你好像天天坐着的”，意思说光开会不参加劳动。我当时问自己，难道真没有时间下地吗？实际上是自己将劳动仅仅当了手段，而没有意识到参加劳动是一个体现阶级感情的问题。第二天，我就同社员们一起干活，立刻有种亲近感。但起床比他们迟一个多小时，后来想到“彻底”就一道起来了。上山后，大家对我特别亲，愿意同我说话。我还见空，帮群众打院墙、挖茅坑，尽管时间不长，也是加强阶级感情的办法。渐渐不但对庄稼有了感情，群众的一房一木也与自己有了联系。我的房东尤其对我好，他的娃娃常常守在我的炕桌前，我为他洗脸、擦鼻涕，给他家扫院子、挑水。还给困难户送盐、送药。虽然做的事很少，群众却每天一下工就问我在不在，今天累不累。去公社开会回家，房东的孩子就会大喊“回来啦！”

     工作上，有意识锻炼“说打就打”的作风，开会要求说短话，开短会。离村前几天，把各种会控制到夜里十点，准时散会，同时也加强了干部群众的紧张观念。语言尽量学群众的话，甩掉知识分子腔。总之，从各方面抓自我革命化，应该一化到底，这是努力方向。今后，一定要在运动中加强世界观改造，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66.5.10 流顺工作队第6学习组 陈仁川

    在甘南社教队整训后，重返眼藏，开始了大搞语录牌，写大标语之类，继续组织各种类型的会议，其中我特别召开了地富子女会，讲“看成分不惟成分”的道理，等大队伍进村时，开始所谓批判三家村，农民听不懂，说今天斗的是吴晗秤砣馍馍渣！带着农民按民兵、青年男女、贫下中农分队，去公社开大会，口号声震天响，如问喊了什么？“不知道”。那时就是我也没有看过“三家村”。

     谁知，正闹得红红火火时却通知次日全体撤出。工作队员都莫名其妙，第二天（1966.6.28），如同逃跑似地，来不及告别一转身就从村里跑了。那时我曾得知一位红军当年流落的故事，准备进一步了解，还打算走访几户有故事的人家，以后写点什么。但听说是赶回兰州，参加系统文化大革命又不免兴奋起来，一路看到同是工作队的省文化局几位中干，似乎都神情不安的样子，暗暗猜想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那时候，我们一伙大学生都一身轻松，无不以为自己是革命者。

    6月底一进兰州，如同翻江倒海，满眼都是大字报，游行，喊口号，人们匆匆忙忙，不知都在急于干什么？！我有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感觉。走进文化局，也是贴满大字报，来不及看。而且得知返城后的第二天即7.1，要批斗全省最大的黑帮。我们都后悔不迭，觉得错过了参与前期大革命的时机。眼前一切都新鲜、让人期待将要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