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提倡孝道,儿女如何对待父母从来是社会关注的道德伦理大问题,而“十年浩劫”从老百姓角度看,则是一次道德伦理的大溃败,人们常常听到和谈论许多子女忘恩负义抛弃或虐待爹娘的故事。一个美好的社会怎样对待老人,可以说也是衡量其生活环境是否优越、和善、相亲相爱的入心的尺度。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我那时还在下放地的剧团创作组,当时恰有一个民间流传的不孝不义的故事吸引着我,为了准备参加全省戏剧调演,便考虑创作一个敬老爱老的戏曲剧本。1980.4.25起用了两天写了一个听名字似话剧的《啊,母亲》,这就是后来获奖的六场戏曲《认亲记》最早的本子,李导、田让民看后很有兴趣,产生不少想法。在家属院里议论,几个老婆婆也加入谈话,讲老人长期有病时儿女的心最容易看清,城里甚至有未咽气的老娘被儿子送火葬场。
接着,经半个月讨论和修改,《啊,母亲》被认为有“前途”,遂改名为“认亲记”。很快,定为武都地区参加调演剧目。地委宣传部、军分区宣传科、文教局、剧团和一些作者参加讨论,一致肯定主题,认为有戏,“关系几亿老人的结局,应该让老人感到社会主义的温暖。”并决定让我去兰州征求意见,10.21根据在省上征求的意见,最后改了一遍《认亲记》,因为已经得到落实政策就要调回省上,这也就是自己离开武都前的交代。该年底,我调省群艺馆陇苗编辑部。转年获知剧团请从陕西戏曲剧院的王复兴导《认亲记》。那时听说,排演期间,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正忠在武都说:“这个戏要长期演下去。”省文化局副局长刘万仁带队去看戏,当场表态“参加全省会演”。送去录像时,省上领导看得哈哈大笑,充分肯定。王正强讲下月就在省台播《认亲记》的音乐。地区同事邓剑秋来兰州,对我说:“观众反映热烈,场场鼓掌,说明现代戏只要好,都爱看,特别是老年人,社会上到处等这个戏!”出版社王曼生说:各地订《认亲记》1.5万册。
1981.12.2 全省戏剧调演,武都《认亲记》首场,熟人皆曰:“今天看你的戏呀!”2小时20分钟,无人退席。省文化局领导上台说:“这个戏可以上北京,好些地方我是含泪看的,这个戏意义重大。”电视台的人连连说:“要好好宣传!”一些专业编剧说:“看了这个戏,有了信心。”表演自然得体,力求处处有戏,生活才是立足之本。1981.12.17,省市作者、表导班一百几十人听我讲创作体会,我发言四十多分钟,剧作家行健说我的发言可以用“悲喜之间见真情”为题写体会。
下面是应省调演会刊之约写的创作体会——
人们应该拥有更多的精神黄金
《认亲记》结尾,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娘、大实、辛梅,你们的道德情操是闪闪发光的精神黄金。”作为剧中拥有精神黄金的周大实、辛梅夫妇,写得还有些概念化,比起对被鞭挞的人物——张金钟、夏玫瑰丑恶灵魂的描写,显得不够生动、鲜明,需要丰满和充实。但光明是在他们身上,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们要继续热情地讴歌和赞美他们。
舞台是时代的窗口,是社会风俗、社会道德、社会生活的镜子。十年动乱,世风日下,到处发生一些令人气愤、震怒和焦虑的道德沦丧的事情。我们常常因此而思考,渴望以绵薄之力,通过戏剧作品颂扬散见于生活中真正美好的事物;揭露和抨击腐朽庸俗的东西,让应该被人爱和被人憎恨的一起摆到观众面前。
《认亲记》的创作动机,最初由一个流行的当代民间故事引起,故事本身的戏剧性蕴藏的哲理,使人觉得有戏可写。但开始构思时,更多是对坏儿子的义愤,着重思索这种人道德堕落的原因及其表现,觉得剧中的主要行为是从这种人身上接火的,因而落笔时,这类角色反而尽先活跃起来了。
《认亲记》从1980年4月开始创作,至今五易其稿,杨智参加了最后一稿修改。回顾这段写作过程,有两点体会:一、塑造人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对比。抓住美与丑双方的各个特点,进行强烈的戏剧性对比,是我们有意识的一次尝试。人物不论内心和外在行动,都是在特定环境里的有感而发,让有感而发的行为在鲜明的对比中展开,就会产生较强的艺术效果。我们把思想意识对立的两对夫妻,放在同一个场景的两个家中,观众得以一目了然地看见他们各自的活动。在结构上,采取一喜一悲、忽喜忽悲、大喜大悲的情绪对比,使登场人物处于矛盾冲突起伏跌宕之中。场与场之间如此,同一场两个戏剧场面之间也是如此。例如第三场,新婚之夜,张金钟与夏玫瑰纵情狂欢同隔壁大娘卧病在床,周大实、辛梅夫妇精心照料,是两幅画面、两个天地。五场,一面是利令智昏的新婚夫妻雨中追娘;一面是大实冒雨为大娘取药。我们力图将代表美丑双方的两对人,在行为上、感情上、语言上都有明显的对照,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如张、夏二人之所以反复无常,是因为金钱至上的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支配着他们。因而,让两人淋成落汤鸡,还大做黄金梦。让他们抱住电杆叫娘,扑向宣传画找娘,让张金钟自以为拥有黄金后得意洋洋地刺一下夏玫瑰;而夏玫瑰此时此刻,想的是离婚就离婚,只要分给黄金;五场,为了盘问出母亲是否真拾得黄金,让张金钟干脆背上大娘回家。刚进门,儿子便花言巧语,围着娘打转转。这些地方都产生了热烈的剧场氛围。有人提出怎么写,人物会不会“过线”?我们感到歌颂与暴露谁,在生活中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其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只要把准人物的脉搏,就应该放手写,该揭露的毫不留情。这类人,在群众中就是引起公愤的角色。到了舞台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替他们遮遮掩掩。全剧最终时,记者照相可说是最后一次对比,应该体现舆论公正的力量。当记者挥手叫两个狼狈不堪的道德法庭上的被告站开,观众立即抱以赞许的笑声,类似张金钟夫妻这样的人理该退出文明史世界的光圈。而生活的主人公周大实、辛梅、张大娘则是镜头前最美好的形象;二、抓住情字,以情传理。张大娘是我们写来比较顺手的歌颂人物,生活中像张大娘似的,既有慈母心肠又有道德情操的老人还是容易见着的。她(他)们是普通人,但又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代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老人们的晚年应该是幸福和欢乐的;遗憾的是,确有一些由于子女对他们的虐待和拒绝赡养而遭到不幸。这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我们有责任提出并通过艺术作出回答。儿子新婚大喜,竟然不认来自农村的母亲,张大娘的心情,来时一盆火,去时怀抱冰。如雷轰顶的变化激起她思想感情巨大波澜,这是用眼可见、用手可触到的。因而,这个戏如果多少传情的话,张大娘这个人物的真情实感起了决定作用。经验证明,凡真正能以情寓理者就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情,不是说教,无情则无戏。我们紧紧抓住两对夫妻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为大娘抒情言情提供广阔的天地:她初见儿子的欢欣,等待儿媳叫一声娘的内心活动;她给儿子端出山货土产,特别是一瓶红红的樱桃寄托的母子之情;她悲愤地冲出门发出绝望的呼喊;在儿子媳妇假装转变时,她真心为新婚小两口的悔悟而兴奋和谅解;她晕倒在雨地被好心人救回家,面对完全陌生却待如亲人的大实夫妇,除了无限感激,还充满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这一切,都是情动于衷,才能入情入理,真实可信,催人泪下。
从《认亲记》设置矛盾冲突、安排人物关系和结构故事情节,充分说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写这出戏,我们自己也受到一次思想教育。挖掘和发现现实生活中蕴藏心灵美的金矿,应该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文艺应该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精神黄金。
1981.12.15《甘肃省戏曲现代戏、儿童剧调演会刊》第1期
(后记)《认亲记》是大型眉户剧,参加了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全省第一次戏曲调演,获二等奖。调演期间,省上许多领导观看演出,因为剧中在道德问题上有拨乱反正的味道,似乎颇得重视。有位领导甚至热心召见,当面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张大娘拾到黄金是全剧关键,“黄金”最好“改为文物,例如一只古陶罐之类。”回去后反复思考,没有如是修改,但至今仍对这位关心创作的领导心怀感激。当时主办调演会刊的王存庥找到我,不容置疑地说:“你必须赶一篇创作体会,上第一期!”次日早,我交了稿。1981.12.15《甘肃省戏曲现代戏、儿童剧调演会刊》第1期果然刊登了这篇东西。12月17日,调演办召集专题座谈会,我就以自己写的《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精神黄金》为题谈创作体会。12月19日调演大会第八期简报发了信息。《认亲记》参加调演后,在省电视台播出、电台播放,后来在陕西移植演出。同时,这个剧先后在武都地区(今日的陇南市)、兰州演出数十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6即出版《认亲记》(地方戏曲小丛书14)。
“认亲“,我们要与社会主义道德和核心价值观“认亲”。 道德问题,今天仍然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常常听国人自己对社会不良风气和种种道德缺失现象愤怒不已,但往往又让人对之无可奈何。最近发生四男女在泰国航班上侮辱空姐的让人恶心的事件,有网友云:“丢人都丢到国外了”!其实,拥有中华民族美德并不是什么难事,许多时候甚至不过是举手之劳,可就有那么些人(不乏衣帽堂堂者),反其道而行之,以颠倒美丑为乐,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在物质生活相比过去有了极大丰富、充实和发展的现代,我们能不能真正拥有相应的“精神黄金”并因之支配自己的言行和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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