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9.10，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里，我最敬重爱戴的大姐席玉瑚，经七八年的奋力写作，出版的题为“冰心玉瑚”的自传体著作，由她长女席明送来。这部回忆录，其中主要记述了她和丈夫齐越在“五七年”和“十年浩劫”中遭遇的无妄之灾，从青春到中年，经历着人间炼狱的折磨，受尽苦难，最让人无奈的是他们夫妻根本没有所谓的问题，甚至平反时连为什么而蒙难都写不出，然而灾难就明晃晃地发生了：一个快大学毕业的男生、兰大即将毕业的齐越，莫名其妙地被打成甘肃少有的“胡风分子”、一个在省政府秘书处上班，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的女大学生席玉瑚，同丈夫一样年轻时就受到人生的重创，尽管没有任何“言论”可充“把柄”，仍莫须有地被打了“右派”，令人悲愤到无语的是为她平反找到“档案”，里面压根就没有“右派材料”！这不禁让人想到王蒙的小说《啊》。席玉瑚，秉性耿直、美丽自重，多次回绝有权者的挑逗，得罪了几个无耻之徒，于是他们借“运动”之手，上网上线进行报复，依据恰恰是丈夫曾是“胡风分子”（尽管那时已经平反）。在《冰心玉瑚》中，长女席明在《后记》中说：“母亲回忆录每一篇章都流泻着她对自己一生的追忆、倾诉和感叹。”“拿到书稿的日子里，我好像陪着母亲回到了苦难的过去，心灵上掀起一场感情洗礼的风暴。特别是读到母亲1957年前后、以至文革期间那些至今惊魂未定的日日夜夜，都让我泪流满面。”“让人极度心酸的情节，尽管已成为过去，可它作为母亲的悲惨的经历，将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一个看似个人不幸遭遇的历程，实际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苦难，具有现实主义的震撼力量。”2021年，席大姐已经去世，是去北京女儿家住的戏剧家李迟大姐在电话上说的。

    在下面的文字里，因为自己与挚友、兄长齐越相处时间较多，相互间往往是“心有灵犀”，下放开始在同一个县，重返省城后又在同一个编辑部，所以以下写的是齐兄不幸去世后，一些不能不说的经历，我为普通人又极具特定时期导致的悲催遭遇而哭！

    1981.元旦，从武都调回的第三天下午，我即到陆军总院看齐越，他说：“没有好身体，一切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生不甘心，就想写点东西。你能从武都回来，我特别高兴；不过编辑部情况复杂，也别太积极，以免怀疑你想要干什么。”复去老齐家，玉瑚感叹：“现在都好起来了，就是老齐没有好身体。”其实他的“没有好身体”正与当年清肃所谓胡风分子有关，当时主要手段之一是搜查全国所有给胡风的信件，其中有一来自甘肃，结果顺藤摸瓜揪出一名大学生——最后按“胡风分子”入狱的年轻人，他便是以读者名义给大评论家胡风写信请教一个文学问题的齐越。多年后，他说：“正是那次遭遇让自己从此对现实有了理性的认识。”平反后，老齐先在电台、文革前夕到戏剧艺术工作室。下放后，落实政策时，他较我先行回到兰州，再次成为他的同事。但他身体明显不济，病根正是当年“大牢”落下的“纪念”。1982年齐越在兰医二院又一次住院，情况不太好，他内心还是想着与编辑部主编裴的冲突，此前以真实名字写材料反映了裴的问题，宣传部派人调查。其实，老齐的真正要求无非是希望多干点事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不幸的是，这次住院没有逃脱人生最后的厄运——永远离开了所有关心他的人们。 11.20上午，齐越病危，骑车赶去，一到病房，玉瑚和小明都一把抓住我哭，我已经流泪说不出话。这时老齐陷入昏迷，玉瑚已哭晕过。一个正直一生的不幸者，应该是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缩影，至死不甘心，有很多想法到底无以实现，最后还被一些所谓领导不理解，我有种悲愤交集的感觉。中午12点，火速赶回家，因为妻子庆爱还不知道，要同她说好今晚为老齐守夜。另外我连夜赶出的四版稿件必须交美编。下午，安顿了版面的事，是三点多，祝正祥说:“知道吗？齐越咽气了。”他竟然笑。听到噩耗，连忙乘车去医院，遇刘志、蔡善芳（一起下放成县的战友）、张枭、路野、陈光、陈剑虹、赵满仓。进门，老齐已在白布单下长眠了，旁边有玉瑚的哥哥、马万礼、老齐的儿子齐伟、女儿席明、女婿毛毛。揭开单子看遗容：头发长、胡须长，面色土黄、冰冷而滑腻，嘴未闭合如熟睡，脸上甚至还有笑意。一刹那间从成县到兰州，齐兄的各种表情和模样闪前跟后地刺痛着我，在编辑部时他说想做很多事，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他要苦苦挣扎，为了像个人而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后来有他和我的一次天水之行。他曾开玩笑说：“我死了，你送到底......”我备感心酸的是，他这一生的和一家的悲哀和不幸，反映的正是所有普通、正直的知识分子有过的悲哀和不幸。老齐是下午2：20咽气的，玉瑚喊：“我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只盼平平安安再活十年，我就心甘情愿了啊！”后来陪刘志夫妇去老齐家，玉瑚抓住我的手大哭，我第一次听见自己不可抑止的哭声。桌上还摆着玉瑚刚写开头的“托尔斯泰艺术的特征”，她悲戚地：“我还弄什么托尔斯泰......他走了，我才知道他对我多么重要，他太可怜了，一生没有提出个人要求，我们太可悲哪......”

   我知道有许多事要做，又回到医院，陈光还在嘱咐什么，到6点多才走。舞美厂赶制了两套衣服，但没有人为老齐整容，说是理发店不肯来。我说“我来”，让老齐的表妹和女婿扶住头，我用推子理发，当年为下放农村才学的手艺今天在这里又用上了，竟是为我最好的朋友、兄长送行！他的脖子已硬，额头冷滑，手像面条一样软，皮肤很细，没有一丝白发。理了头后给他修面，再洗脸，最后一起为他穿衣服——那是他一生也不曾穿过的料子新装。用棉花塞紧鼻与耳，右手握一手巾，将一块红绸盖脸。一位护士在盖他的白布上别了一张卡片，开始了一个人的死亡之旅。由我、他表妹等人一起推车，从四楼电梯下去，缓缓走向一个人们轻易不会打听自然也不会造访的死角，说是特别照顾，给开了太平间的一个小房，停老齐一人。

   晚8时回局，陈光同我们一起商量善后事宜，而主编裴却始终没来！决定由我写悼词，11.21（星期日）有生以来第一次写悼词，做梦也想不到会写关于他的悼词！因此，第一次得以看见齐越的档案——

 1931.8.24生于河北易县、1951年考入西安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1953.7与兰州大学中文系合并后来兰、1955.8.26--1956.9 因胡风案牵连被捕；1956.9.27省委五人小组会议决定，齐“系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影响，不予处分，予释放。”兰州市公安局1979.9.28会议决定，“原教育释放改为无罪释放”。省文化局党组1981.10.20批复，彻底纠正平反，工龄从1955.9大学毕业分配时算起。先后在省电台、戏剧艺术工作室、成县工作，这些就是被有的人夸张认为“历史复杂”的内容！

    11.22 上午，同群艺馆华庚、陈之涛、任文秀去太平间抬出遗体，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老齐活过来，我就毫不犹豫地同他对话。他们、还有李迟和孩子们随车去华林山殡仪馆，然后找大姐商量追悼事宜。其时有兰大、教育学院、进修学院的几十人分别看玉瑚。在她平静一点时，我念了写的悼词。不料她当场要求追悼会由我念悼词，这完全违反“国情”，况且局里决定由群文处长担任。但玉瑚坚持自己的主意，并刻意要人找局长说。

     11.24 下午去看追悼会的会场，大礼堂摆满花圈。

   我的挽联是：

终生抱憾才华未展

半百辛酸骨气长存

   回来写“治丧经过”，自愿前来的高干就有二三十人，这是一次知识分子哀悼自己的会。但有人对我如此为齐越办事，有看法，因为齐告了裴的状，据说上头有人对齐越“不以为然”，编辑部小黄见有的人对齐之死“幸灾乐祸”非常气愤！说那些人“不要说党性，连人性也没有！”

     11.25，清早三点多就醒了，五点半起床，七点半在歌舞团上车。到玉瑚住处门口，已停大、小车各二。进进出出的人如临大事，玉瑚由亲戚们扶出，出门后有告别式，香火缭绕。抵华林山，对大礼堂作最后的布置，花圈多得摆到门外，挽帐挂满所有绳索。近距离与遗体告别的有四五十人，我第一个进冰柜，同其他三人把“老齐”抬出，就在狭窄的房里，大家绕着走了一圈。三个孩子趴在地上嚎啕大哭，玉瑚进门便瘫软。然后送火化，10：50结束。参加追悼会者达四百多人，这在普通干部的丧事中是少有的规模，且来者皆为自愿。高干有吴坚、于忠正、霍仰山、肖登俊（市人大副主任）、张一之、易炎、李桂夫、流萤、杨文林、樊大畏以及兰州大学刘让言、吴坚夫人王树美等。11时开会，提前将“悼词”送各领导和同仁，奇怪的是，当陈光主持、宣布“陈仁川以齐越好友代表”身份念悼词，群艺馆书记赵满仓报告“治丧经过”，念出名字的上至刘华锋（曾从中央组织部下放到成县）下到省市，高干有三十多人。席明代表家属致谢，声泪俱下。隆重的追悼会，对玉瑚一家是最大的安慰。

   我写的悼词有如下话语：“齐越的一生是一位正直、忠厚、善良、朴素的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是历经坎坷、饱经风霜，仍对党充满信任的品格高尚的一生；是怀着赤子之心，满腔热情地积极工作、有可贵事业心的一生。”“他的一家，二十多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充满不幸，有时候可谓走投无路；然而，齐越秉性耿介，乐观大度，从不伸手乞怜，更不随波逐流，纵令挣扎亦不给组织增加麻烦，不给他人增添负担。”“今天，想到他力不从心、壮志空饮、笑声中藏着的辛酸；想到他许多年为了获得一个工作的权利，为了使自己的才干发挥作用而作种种挣扎，无不催人泪下，万分难受。”“我们为齐越这样普通而又正是伟大时代所器重的知识分子致哀！”

      选挽联几则——

     天道不义竟使英才早逝多少人已落得欲哭无泪

      人世有情虽留我辈没死几何时也难免病断寸肠 

                                        ——王立宣  杜志华

     怀才未展早辞世宁死一语

     含冤已雪晚见节该安九泉           

                                     ——罗德

     最难忘三十年风雨同舟忧患得相济

      细检点万八日春秋苦斗欢乐几何曾

                                     ——王士让

     四载勤攻读分居师生悲尔才华出众鹏程初展忽折羽茫茫天道凭谁问

     近年频往还情同弟友嗟我秋霜重鬓书卷一生无补时滚滚泪珠为君挥

                                                             ——王秉钧

     然而这事办完后，却在另一些人中产生我始料未及的感受，不久竟传“陈仁川要当官了”之类流言，根据就是齐越追悼会居然由我“念悼词”；按惯例，理所当然应该是单位领导出面。此后又出现我更想象不出的怪事：奉命去北京组稿，出差回来有好些人问我，“是不是跑到北京同陈光一起去告状了？”让人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细想，亦事出有因，因为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光恰在北京。这事内中之义其实可以看作是系统早已存在的宗派情绪的表演，官场潜规则即“以人划线”，所谓自动进入某“圈子”是也，这似乎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我第一次为现实中这摸不着却感觉得到的宗派表现而悲哀！ 

    1983.11.20 齐越周年忌日，一切没有改变，思之甚多。因为他与陈光是最好的朋友，这更加使一些人与我也有了积怨。《今古传奇》的会不让去，我又以“事假”名义请求回武汉探亲，仍被副厅长刘万仁、裴一口拒绝。上午与赵萍、王鹤鸣夫妇、李大耀、曹燕柳去华林山，玉瑚一家先到了，连我们夫妇共二十多人。摆了小方桌放老齐的骨灰盒及供品。玉瑚恸哭而倒，大喊：“天理何在？！”面对黄土，自己难受极了，想到这一年处处被非议、刁难甚至诬陷，还看不到是非曲直，至今还是没有让人高兴得起来的事；更想到齐越艰难不幸的一生，大学最后一年，被莫须有地打成“胡风分子”，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给胡风写了一封求教文学理论问题的信，结果蹲了大牢。而后不久，他的大学同学、妻子席玉瑚又因为丈夫的所谓“胡风分子”被打成“右派”！一家的灾难直到八十年代开始才结束。满以为可以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不料老齐又......面对挚友的骨灰盒，倍感心酸。

   （附言） 八十年代是个值得关注的年代，中国后来的变化就孕育其间。1980年底，我重新回到省上，来不及反思十七年和“动荡十年”，急于做事，没有一丝杂念。然而无形中已经置于文化界隐形矛盾冲突间，最后被有的领导忌恨和排斥，这种经历作为个案分析会有一定的价值。1982年11月间，挚友、兄长齐越去世，是我与那伙人潜在矛盾渐渐公开的起点。中国改革开放最危险的威胁之一，实际上来自这伙人，他们并不像被查处的那类贪官，一个个都自命清廉、兢业；但他们最大的“战绩”就是践踏人的积极性，尤其无视普通人的人格尊严。在一次次的运动的政治风浪中，往往表现为以人划线，党同伐异，其中不知卷进多少无辜的人。“动荡十年”就是宗派弊端的大暴露，今天仍然阴魂不散。八十年代初我回到省上，应该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想人事部门的“成绩单”上，这必然是其中的一个数字吧。然而，在某些人眼里，我就是某某的人，很简单，是某某具体将我夫妇调回并安排工作单位的。这一来，在他们的矛盾冲突时，不管我参与否都是他们的对立面。如明明是应家属坚决要求、经“同意”，由我为老齐致悼词，后来被咬定是蓄意安排，意在让我“当官”；明明是编辑部安排去北京选稿，某某恰恰也去北京，尽管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回来后做梦也想不到，系统传遍某某领导带陈“上北京告状”的谣言。此后，无端刁难接二连三，最后只得一走了之，一个搞戏剧的人去办了报纸。这些说来无聊，细想又颇带“特色”，不能不写一笔。

   回顾往事，一些人已经流逝，其他人也都回到边缘，再不能左右别的人。然而，历史亦面目不清，谁还会对此说个子丑寅卯？！何况，是非曲直有时往往颠倒。编辑部徐列说我给齐越的悼词写有“抵制违背三中全会的言行”一语，主编裴认为针对他，非常不满。听说齐越追悼会由我致悼词引种种猜疑，预感这也许是什么火药的导火线！从武都调回来，一心多干工作，还是不知不觉惹了人为的麻烦。这是为什么？！在今天这样好的改革形势下，施放暗箭者与文革中煽阴风点鬼火的人有什么区别？这次为齐越写及念悼词无异于引火烧身，无形中竟然同自己也不知道的一些人物成了“对立面”。这一切也是“性格悲剧”乎？！在这种无事生非的困境中，恰好司法部门急需办法制报的人，于是，在司法厅工作的刘志夫妇极力推荐下，我决定转行到政法界。1984年底终于实现这次被迫的调动。 但从陇苗也就是文艺系统转行到政法机关办报，可说是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当时是去创办一份全省唯一的法制报，需要自信、自强，需要踏踏实实地干事业，同时也更体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在1985到1992年，由我主持法制导报期间，的的确确干了许多有成效的事。例如，创刊前夕提出让新闻界和文艺界人士走进人人感觉神秘的监所参观，接着进一步组织犯人到社会演出，这样的活动至今仍很少出现。后来，在全国法制报系统，唯一开辟了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讨论，引起中宣部的重视。当时尤其对多种类型案例的有计划的热议，对案例提出本报独特的看法，使案例在法制宣传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自己直接参与的五起新闻纠纷中，写了不少评论和论文，这都在八十年代的全民普法中起了积极的宣传法制的作用。1987年，司法部特意在兰州举办了全国地方法制报刊总编会议，对办好起步不久的法制导报是极大的鼓舞。就我个人说，那些年真正办实事，没有虚度时光。八十年代，是个实事求是大干实事的年代，从那个年代走过，应该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也是告慰故友齐兄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