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一七九0年，中国尚处文明发展鼎盛时期。已经八旬高龄的万岁爷，仍兴致勃勃地亲自殿试策问，提出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曰：“戒石本有全辞节镌公廷，何时所颁？”这自然容易回答，那年鼎甲题名的状元是石韫玉、洪亮吉、王宗诚，他们分别说：“戒石铭，黄庭坚书之，而梅尧臣有开元戒石之句，则唐已有之”；“尔奉尔禄，民脂民膏，则宋成石辞之略”；“淳化中取孟蜀戒石之铭，同存四言，广为镌石”。对“戒石铭”，三人说法并不雷同，但都说在正题上，想必当时一定是龙心大悦吧。

   笔者翻检《历代金殿殿试鼎甲硃卷》，发现自宋以来，历代皇帝策问，涉及“戒石铭”唯此一次。那么，“戒石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史料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公元935--965）于广政四年（公元941年）颁布四言二十四句的戒饬官吏的令箴。到宋太宗赵炅（公元976--997）时，摘录其中“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更名为“戒石铭”，令各府州县衙门在大堂前勒石刻碑，称之为“戒石”。碑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便是“戒石铭”十六字，从此代代相沿，直到清乾隆的嘴里还冒出这么个问题来考察他的精英。

   封建时代，官吏背诵“十六字”铭文实为小菜一碟。实行起来谈何容易。明知“俸禄”乃民众血汗供养，欺压凌辱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哪里不是无处不有处处有。且看道出二十四字箴言、偏安一隅的孟昶，出言浩然正气，俨然不可欺的“上天”代言人，足令百官心惊胆战。此公恰恰是有名的昏君，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以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灭蜀后，指着孟昶用的珠宝装饰的便壶，怒曰：如此奢侈，岂能不亡!

   尽管春秋代序，日月流转，封建社会还是到处为“戒石铭”树碑，认为对官吏有警戒作用。虽然，今日已很难见到“戒石”，那“四句话”包含的道理，应该仍有借鉴之处。公务员行为贵在一个“公”字，“公生明”，须时刻不忘是人民群众养活了自己，切莫高高在上，更不可欺侮“衣食父母”。

   【附言】2000年，我在保定参观“总督府”，意外地看见了“戒石铭”，不过那是一道木匾，上面“公生明”三字非常清楚。今天的大大小小官员统统称之为“公务员”，将“公”字起头，同时我们的各级“公务员”也并非不懂古代“十六字”之含义，许多人说起来都头头是道，甚至被自己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事实是，时至今日，“公生明”还在对某些人的行为打问号！贪腐之辈，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暗里却没完没了地捞，金银财宝、成顿票子深藏在家，有的甚至上亿元塞到墙的夹层竟然忘了，卖了房，居然被买房人发现而报警；有的冠冕堂皇、振振有词地领导反腐，却暗里将令人惊讶的巨额人民币送到国外银行；还有许多的全家其他人出国定居，自己留下来，成为看去清廉朴素的裸官，摆出一副“陋室铭”的嘴脸。古人尚且有“戒石铭”，难道进入21世纪的“为人民”的官员不能人人真正“公生明”吗？历史仿佛开着玩笑，不断将心口不一的两面人亮出来，党纪国法就是今日之“戒石铭”，惩贪反腐一定要落在实处，民心不可违，党心不可违，时代不可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