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用艺术的笔触描摹自己，是精神生活的一种独有的需要。一切可认识和感知的现象，只要与人的生活有关，几乎都被展示在艺术世界里。其中，人的通常被理解的、正常的心理活动及外部形态，尤其表现得充分；但，艺术家并不因此而满足，还有意识地利用人的非正常心理活动及外部形态，如精神癫狂症所具有的“疯态”，借以突出所要表现的主题，找到塑造人物新的途径，从而扩大艺术反映生活的天地。

    戏剧中出现过不少有名的“疯子”，以独特的“疯态”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往往让人从中想到一些深邃的哲理，以认识和把握更为复杂的生活内容。戏剧中的疯子与其他戏剧人物相比，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多、更生动的戏剧性。他们或真疯、或装疯、或者被诬为疯子，不管以什么形态出现的“疯态”，都须与正常人的生活形态有根本区别。戏剧家感兴趣的正是这个区别，所谓“戏”，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因为，“疯态”虽是精神病患者的神态，其言行心理情状都因大脑功能紊乱而失去常态，变得令人不可理喻；可是在病理学家、心理学家眼里，这种“病态”其实又有规律可寻。戏剧家自觉不自觉地抓住有规律性的病态表现大做文章，化腐朽为神奇，以“疯态”触动社会和时代的神经，让人思考“疯态”外衣下包住的生活本质。这显然是个特殊的视角，从这里着眼，戏剧家得以揭示常人言行所未能包含的更深刻的思想内容。

    戏剧中的真疯子，如《哈姆雷特》中因哀痛父亲之死而神经失常的奥菲利娅、《李尔王》中由于女儿背叛而致失望的李尔、《麦克白》里陷入自我恐惧终于精神崩溃的杀人犯麦克白......这些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无不以十分强烈的癫狂行为，将逼使其发疯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自然而然地暴露无遗。戏剧家和观众心有灵犀之处，就在于形象地、立体地看到剧中揭示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不过，以戏剧性而言，写装疯和被诬发疯，则较真疯子要强烈和迷人得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不得不借助“疯”的外衣“精神化妆”，本身足以提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要以病态、变态的形式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屈辱地或有目的地装疯？这是戏剧家、观众都关心且极愿追根究底的问题。戏剧家非常清楚“装疯”这一塑造人物手段的难度，却兴致勃勃地钟爱这样的艺术手法，因为写好一个既有正常心理；又有“疯态”的人物，更能有力地表现特殊条件下生活内容的复杂性及其实质。

    我国古典戏曲早就出现过“假疯子”，写得最早、与后世作品相比也写得最风趣、生动的莫过于元杂剧《赚蒯通》。剧中的“风魔”（元人对疯子的称呼）蒯通，头脑清醒、富有智慧。他知道韩信被杀于未央宫后，自己离死期不远，生死关头为保性命不得不装起“风魔”来，在自报家门式的一派疯语中，极力突出疯人的外貌和神态，如唱“我面色醃氈，形容儿猥琐，木鞋子踏做粉滥，铁单裤倒做墨褐”，目的是让剧中的某些人糊涂，错以为那的确是个疯子；而剧中另一些人是知道其真相的，正如观众从开始就看出那是装疯的一样。哈姆雷特在深深感到个人猛然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又不能迅速采取复仇行动时，他必须掩盖真实想法，于是在外观上开始一种调节，内部的心理情状是正常的，外部形态则变为“疯态”，大量使用双关语，让人难以捉摸，言行有悖常规，这种内外矛盾的心理表现，最具有戏剧性。然而这一切，莎士比亚对观众完全泄露无遗，哈姆雷特对霍拉旭（实际对观众）说：“我今后也许有时候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李尔王》中佯狂避祸的爱德加也是一再以独白表示自己在“装疯”。这都说明戏剧家遵循对观众不保密的原则，有利于充分运用“装疯”这一精神化妆的手段深刻揭示特殊情势下人与人的变异型的联系，一个伪装疯子的正常人如何同一群正常人较量，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有着较之常人更奇特多姿的色彩。

    不过，装疯是极难成功的，正常人强制按疯态说话做事，甚至敢于吃屎喝尿，过一种丧失理智的木然的生活，除了坚定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在戏中最严重的考验是如何应付对立面的一系列试探：一个要以假乱真，达到精心设计的斗争目的；一个要破假识真，揭开疯子的真面目。戏剧家不是法医或精神病医生，他只能巧妙地设计考察真伪的一个个戏剧情节，这些对观众才是饶有兴趣的“戏”。萧何派一位机智人物去跟踪“风魔”蒯通，果然在夜深人静时看见了装疯的本来面目。当迷雾散尽，观众也从装疯与跟踪的戏剧场面中，感到了贯串全剧的那个“功臣不得好死”的主题。哈姆雷特的疯语一时难以理解，尽管是装疯，可是他的语言的确让人迷惑，所以国王及喋喋不休的波洛涅斯等人都真的相信其疯。双方为了各自目的进行的试探，犹如一次次触电发出的火花，王子与国王之间的交锋富有生活气息，合情合理。装疯者往往是最有意志、最忠于自己确立的理想的人，正常人同装疯者的戏剧冲突自然会波起浪涌，情趣横生。

    人们绝不是为了欣赏人类自身的“病态”，疯态得以进入审美视野的原因，是艺术家通过一条独特的途径反映复杂多态的生活，以十分尖锐的社会冲突，使观众能够透过病态和变态等非正常精神现象，认识和把握人在特殊情况下的相互联系。哈姆雷特说他“装疯”如同“心里有一种战争”，写戏就是要大写心里的“战争”和各种人物之间的“心理战”。我们应该赞叹有力量表现具有自觉意志的性格人物“假象”纷呈的戏剧家，真真假假，表里不一，才显出社会斑斓的色彩。舞台上的疯子，不论真假，都会促使观众对现实作哲理性思考，因而，变得更聪明一些。不过，现代刻意表现“装疯”的影视和戏剧作品越来越少，其中原因尚难清楚。

  （附言）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形式的变化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了，不论怎么大叫大嚷抢救古老的或者传统的艺术品种，除了专门家煞费苦心，并没有多少人当回事。如今，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下，各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联似乎都有事情可做，但要使那些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和老百姓审美情趣的文化上的“遗老遗少”重振雄风已不大可能，那些东西好像更多是与旅游和经济挂钩。戏剧——中国戏曲和舶来品的话剧，也在迅速的变动中，渐渐落魄到被人冷落，虽然还有些不甘寂寞的艺术家企图依靠小剧场争取观众，结果还是让人感到心酸，可怕的是吼破嗓子没有回应。如今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干什么去了？！难道昔日的“小舞台、大天地”真就没有一点魅力？事实上，现在无论走到哪个城市，你都很难看到当地戏剧团体的演出消息，有时候竟然连免费也仍然观者寥寥。为什么？对这样的问号，人们已经无须回答，因为根本没有谁感兴趣。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内容和审美需要的变化，决定着对艺术门类、形式的抉择，尽管许多年来“红头文件”还命令“公费”去看什么什么，但终究无法强迫观众自费走进剧场或电影院。最现代化的电影，同样面临尴尬的境遇，许多中国影片，上座率低得可怜，偌大电影院里有时候不过三五个人，笔者有几次就一人独享。重看自己三十多年前写的这篇戏剧随笔，不料引起的是这样的思考，因为许多著名的戏剧作品今天都无人问津，那些让人回味无穷的演出，已然属于空谷回响，颇有恍若隔世之感。但这其实是文化进程中正常的现象，我并无为之伤感的必要，变化是永恒的、也是永远年轻的，艺术必然走自己的路，创新才是唯一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