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初,我从下放地成县调地区创作组,上大学虽然是中戏戏剧文学系,并不要求毕业后搞创作;实际生活里,任何人都认为我就是写剧本的,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撑。一次与商业局的人聊天,他们对基层供销社给农村送货特别重视,有许多话题,于是,感觉可以写个“送货”之类的小戏。虽然,当时大城市还在Wg的笼罩下,下放后却仿佛距离“大革命”很遥远,地县部门似乎都忙于日常工作,商业局重点在为农村、农民服务,努力解决日常和生产的需要。为此,我先后跟两位供销社领导下乡,体会他们与农民的关系。
武都县商业局推荐的典型是——角弓供销社主任王延基。随即到该社,与多位职工分别谈,当天下午随王主任去角弓送货。收购是重要环节,藏民居住的坪牙供销社的老焦每五天下山一次,快60岁了,从不空手,来回都背几十斤东西,数年如一日,群众说他为山里人搭起金桥,“那肩上”,带给老百姓希望和需要。收购员与群众关系最密切,半两花椒、几颗核桃、一双沾泥的烂胶鞋收不收?供销社小伙子开始穿白衬衣,常常被一双双脏手扯来扯去,结果变成黑色,后来干脆穿一身黑衣服,据说是陕西人的经验。随王主任去白鹤桥送货,煤油、盐、线、针、麻、犁铧、化肥、农药等等,无所不包。许多东西正是社员急需,农民一见他们就高兴:“你们送到我们心坎上了”。群众往往在路口迎接,“金桥”真是一道美丽的彩虹。同时,他们还给社员带去许多城里和上面的消息,往往一片欢声笑语。
有二十多年收购经验的老吴,三个儿子分别当公安、收购员、上初中。他是万事通,如花椒,分三等,以五六月的好,七八月差。花椒摘下必须晒,否则变黑。晒后炸开了,变红,籽可以榨油。凡是一次拿一点点东西卖的老乡,都是急等钱用,一定要先收。工作硬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只要有人敲门,半夜都起来,群众从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王主任说,我们做商业的,群众的事从生到死、孙子到奶奶、住家到生产队,哪样不管?比公社、粮站、派出所还管得宽!春播了供各种籽种,到山西换杂交高粱、成县甘麦八号。准备各式小农具。没有牛的要牛:水牛、黄牛,会生的、会耕的。有了牛要饲料,没有钱买,就想法组织搞副业、竹木山货、药材、上白龙江推木头、修公路、装卸......施肥时要化肥、农药,调查病虫害。看了麦想到包谷、棉花。天旱要水利设备,没有一颗螺丝钉也会是大事。收割时,农具、麻袋、麻绳......对供销社新人员先送毛选、笔记本、安排下乡,感受贫下中农的需要和热情。商业像一渠活水,流进农民的心田。供销社如金桥,让农业之路越走越宽。
在角弓体验共5天,回地区后考虑提纲,全心全意支农与不同的态度。开始构思“新支书”,商业送货中的两种思想。关键是缺乏一个“扣子”即戏剧悬念或者戏眼,情节自然地由此而生发。这时,省出版社王曼生来信说:我写的《送籽种》和杨智的《送货》编入以“开锁记”为名的小剧选,这多少与我的努力分不开,给我很大的鼓舞,也增强了创作的信心。很快构思“供销社新支书”在送货时与不同的“态度和作风”的矛盾。有了初稿后,受到创作组同仁的肯定。
为修改《新支书来了》,10月到文县中庙供销社。主任周国栋,属于武都王延基一样的全心全意支农带头人。与我同龄,不苟言笑,事事务实。我是在碧口旅店遇见他的,遂决定采访,他先随车运货回去。碧口,曾经是1968年我们省文化局在礼县的一伙下放干部幻想安家落户的“桃园”,如今我来到这一带。碧口不像甘肃,到处听着川音,演戏也是川剧。一条很长的窄窄的石板街,因为水电五工局大批施工人员到来,显得异样热闹。中庙公社距碧口约二三十里地,也是一条青石街,当地人穿着更有川味,四川人当上门女婿是普遍现象。
这里,牛是一大中心问题,每年如何从四川弄到当地农民需要的耕牛是周主任最上心的事。四川牛,什么地都好用,一牛一犁,下力均匀,不偏线。周亲自去买牛,一路精心伺候,回来人瘦了一圈。
这是一位寡言少语的人,他最愿意的是看见行动。他告诉我、实际也是第一次听到关于美元与我国农产品出口行情:150美元买5吨化肥即30美元买1000公斤,1吨发菜3万美元,当归1吨900美元,黑瓜子1吨230美元,苦杏仁1吨700美元,核桃仁1吨920美元,辣椒干300美元,荞皮67美元,麻绳头150美元以及国内生猪收购起点毛重110斤、出肉率57%,奖肉10%、粮30斤、布证2尺,超毛重另给粮1斤,从中感觉商业与农产品有许多我完全不知道的知识。
那个年代,依然有大量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的基层工作者和领导,并没有参与“红卫兵”、“造反派”式的活动,也很少用那种“不说革命就会死”的语言说话。看去平平常常、默默无闻,如果自己不在基层,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wg中还有这样的许多人存在。在那样的环境中,自己很快写出小戏《新支书来了》,并且受邀上省群众文化工作室进一步修改,得以发表。值得一提的是,运动初期被省上造反派批斗的《延安颂》词作者莫耶,那时落实政策安排在该工作室,她亲切地谈这个剧本,鼓励我坚持为广大农民创作更多的好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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