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抗美援朝七十周年，举国开展纪念活动，我的老友孙万全是该地区（陇南武都）可能是唯一硕果仅存的前志愿军。红领巾们围着他，听出国作战的故事，老伴推着轮椅上的他，去革命博物馆，给观众述说令人难忘的往事。不久，我的微信发来他和老伴的照片，老孙胸前挂着一排纪念章。我立刻回了几句：“英雄贤妻两相宜，晚景盛开幸福花。微笑之中传真情，不老青春满韶华。”这位前志愿军营长复员回到武都农村，妻子是孙部队一位领导介绍的。文革中，孙仅因在志愿军纪念册写了赞美彭老总的两句话，竟被举报而判刑；在他工作的原农村供销社一位所谓的右派，一直真诚地关心孙的一家，最后与孙妻好了，并到狱中征求他的意见，孙大度地同意离婚，十年刑满出狱，那位右派也平反，男人与他的前妻回自己湖南老家前，他们三人最后见了一面。后来，孙与县企一位女工结婚，感情很好，所以有前面那四句话赞美孙的现状。

我与万全是在地区文艺创作班相识且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关于孙的经历，我在网易博客上写过两篇文章，饱经磨难并没有让他有丝毫的消沉，乐观、豁达、正直、真诚始终是他保持的高贵的精神和品质，他永远拥有阳光照耀的精神家园。下面是我在博客上的两篇文章。                                       

一、谈精神家园

     前不久，一位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朋友寄来一本刚刚印出的刊物，朴朴实实的装帧和透出的生活气息都让人喜欢，刊物“卷首漫语”尤其令人感动：“生活的大海本来就航行着数不清的船，而我们乘坐的这只文学之船，从启航就缺乏燃料，每个船员甘愿忍受饥渴，摇撸划桨，向自己认定的目标驶航。他们不羡美酒佳肴，不受舞厅音乐的诱惑，甘于清贫，干坐冷板凳，清灯伏案，一个字一个字地苦心经营自己看好的精神天地。”我知道，这里的每句话都实实在在，真实地表达着一种很有价值的人生抉择。如今，我们既身处万般喧嚣的市声，不时可耳闻目睹一些人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活法”；又要保持一个有理性的精神饱满的人的形象，已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报刊、广播、电视频频宣传精神文明，现实中照样是与之相反的金钱至上及其溶化于言行的种种表现，面对自己置身的如此对比强烈的环境，我们不免会想，那么现在的人还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而不容置疑的。人之所以成其为人，一个带根本性的特征在于必须有自己的精神生活。问题只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八月中旬，中央台连续报道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镇沈泉庄党支部书记王廷江的感人事迹。这个昔日的穷汉子，靠改革开放，以勤劳与才智成为“百万富翁”，却将价值六百万元的资产，全部献给生养他的贫穷山村，在他的带领下，全村人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共同富裕非虚言，王廷江的行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一个光彩夺目的榜样，追寻他无私奉献的足迹，不难发现他的精神境界有多么广阔。一些文化人惯于将个人在一隅天地中的情趣、爱好及自我与宁静淡泊中抚慰纷乱的心灵等，称之为回归“精神家园”，固然是一种形态；不过这样的思路似显得逼仄，对比王廷江，所谓精神家园我以为首先应该指一个人能将自己融入与社会进步一致而来的那种精神追求和相应的精神生活。

     上海作家赵丽宏在他1994年日记《喧嚣与宁静》中说要在“喧嚣中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即就是说在我们人人共临的社会转轨时，你可别“失掉”了自己。然而，这个“自己”应该拥有怎样的内容，亦即应具有怎样的思想、文化，总之有意义的精神生活，若是才叫没有“失掉”呢？生活中常常看到诸多的“失掉”，可能令你困惑，甚至失落而惶惶然，如你是工薪族，失掉了晋升、调动的机会，失掉了奋起的机遇；你是下海族，失掉了更加富裕的财路，失掉了友谊和爱情，失掉了再创辉煌的转机等等，一次次的失掉，同时可能加剧你的失态心理，可能加倍扰乱你已不那么宁静的生活，可能终于让你茫然惆怅得不知所措，你这时可以说自己无所谓精神家园，皆因已经没有了“自己”。这时，你反而倒羡慕那些精神充实富足、让人感到自有他执著追求的人，尽管他“甘于清贫”，显得寒酸或者甘于奉献形同“傻瓜”。

     这世界无论如何烦杂琐碎，千变万化似多棱镜中的景观，人们到头来还是要重温心灵的历程，寻找或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如小说家刘心武所云那里应该有“一颗大体干净通透的心”。像王廷江或者其他许多有高尚人格、圣洁的精神的先进人物如孔繁森、李国安、徐虎等等，他们的高尚行为都透着美好的心灵之光，都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我们要学习，尽管未必能够达到其境界；那就尽量保持自己的积极向上，追求发展的精神状态如何？然则这也难矣哉，社会千差万别的对比过于鲜明，谈实利的人越来越多，常常让人怀疑“清贫”、“正直”、“忙碌于事业”以及“整日伏案创造精神文化产品”的意义究有几分？谈理想、谈人生、谈价值、谈文明，在金钱及物欲、情欲熏染的氛围中，到底“干卿底事”？正因为此，进入九十年代的这五六年间，人们明显地并且日甚一日地在报纸的副刊版面上，感觉到兴起了一股“精神家园热”。

    显然，从这高涨的“热”度，我们觉察到社会的进步。今天的人们对自己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对内容与形式的要求，都更加重视和刻意领会，这即使在成千上万的物质占有感膨胀起来的富有者中，也日渐流露。如“富足到除了钱一无所有”，“金钱并非万能”、“有了钱还要有灵魂”等等说法，就是从他们中一些人嘴里流出的。

    这世界多元、多态、多样、多变，如同永在轰鸣的交响乐；但其中仍有主旋律，仍有人们产生共鸣，获得共识的主调。精神家园必定是千千万万的“自己”企盼、向往、珍惜和至善的精神文明的多彩世界，让我们牢牢地占据，并使之纯洁；可千万不敢随便丢掉啊！

                                 二、 狂风暴雨后平静的人生

    在杂文《谈精神家园》中，我首先提到“一位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朋友”寄来一本刚刚印出的刊物，朴朴实实的装帧和透出的生活气息都让人喜欢。刊物的《卷首漫语》尤其令人感动：“生活的大海本来就航行着数不清的船，而我们乘坐的这只文学之船，从启航就缺乏燃料，每个船员甘愿忍受饥渴、摇橹划桨，向自己认定的目标驶航。他们不羡美酒佳肴，不受舞厅娱乐的诱惑，甘于清贫，甘坐冷板凳，青灯伏案，一个字一个字地苦心经营自己看好的精神天地。”其实，将这篇11年前的旧作放在我的博客上，目的是要说说这位朋友。

    1979年，我还在从省城兰州下放的武都地区创作组，到一个县组织并负责一个全区创作学习班。那时，整个中国正处大变动的前夜，文学爱好者应该说对万物复苏的时代更多一份激动，大家急于表现自己的感受。在半个多月的相处中，我接近和交谈最多的一位作者，就是我的这位朋友——孙万全。至今，我以为认识他是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乃至自己一生的最大的收获。

    他坦率、真诚，对生活充满热情，一般来说这样性格的人，多半走在透着人生亮色的通途上；然而，恰恰是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没有人可以体会他曾经有过的痛苦。可是，他竟然以一种看似自嘲的口气，脸谱般地形容了不堪回首的十年。

    “在监狱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抓进去，我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接着，我就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地富反坏右的吹鼓手’；有一天，忽然将我划进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过了几年，我还是这么‘认罪’，突然宣布我们这些人统统是‘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走狗’；最后，还是我这个人，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的一伙’。我同走资派、‘五一六’、打砸抢、国民党、天安门事件等等一一挂钩‘上纲上线’，到了平反释放时，管教干部握手说我是个‘革命群众’。”他说着笑着，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正是这样的调侃，给我深刻的印象，因为，如果没有在血与火的炼狱般的体验中真正咀嚼苦难，一个人很难用貌似轻松的口吻讲述自己的不幸。

     尽管他的语气带着一种揶揄似的平和，仍然听得出那内在压抑着的痛苦，他的声音多次因为哽咽而颤抖，“说起来还是幸运的，虽然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判刑十年，八年就平反出来了。”关于自己的罹难，他说：“全部罪名就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我参加抗美援朝得到祖国慰问团赠送的一个纪念册，那里面有彭老总的相片，自己当时就在相片下面发自内心地写了对司令员崇敬爱戴的一行字。时间一长，我也忘记了。许多年后，没想到在一次‘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把我刮出来了。当时，街上一夜之间到处是标语，我还不知道有什么针对性。后来，突然有人找我，进门后气氛不对，才知道原来竟是抓我。他们的证据居然就是我的这本纪念册。你能想象吗？正是与我住一间房子的同事告密，他背着偷看我的这个笔记本，立即拿去揭发。那时，一个‘坚持反动立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这类罪名，在小地方轰动一时，因为我态度‘顽固不化’、‘与人民为敌’，问题经过上纲上线后，任何人也想不到，我被判处死刑！材料报地区后，不幸中的万幸，恰好当时的军方领导、地区武装部政委，发现我正是他在朝鲜所率部队的一员，这才免于一死。”

     他看似平静的叙述，却令人震惊，同一个蓝天下，不同的人会有怎样不同的命运啊！从那个年代的监狱出来的人，大多对在那里面的悲惨遭遇不愿轻易提起；他只是反复地说：我相信自己没有罪！一定要熬到活着出去的那一天。生命在他的苦难历程中，显得何等的沉重、厚重，他在人这个大写的字眼下，实现了真正的人的意义！

     这次创作班上，他整理了在大牢里偷偷写下的怀念彭大将军的几首诗，后来发表在1979年10月地区《文学作品选》上。下面是他的作品：

怀念彭总

1、身为高官不是官 ，

踏遍青山访苦寒。

羊毫代众万言书，

登上葱茏四百旋。

2、阴谋不阴忠心现，

野心不野胆对天。

日月浩气拯中华，

评说功过唯实践。

3、刚正不阿身受辱，

盖世雄才当今殊。

八亿疾苦联肝胆，

身陷囹圄显铁骨。

4、黑云压顶将星寒，

神州黯然泣石川（石川系彭德怀字）。

丹心芳名垂青史，

长吟将军何日还？

    是的，他终于等到了结束苦难的日子。支持他活到胜利的精神支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为了这一天，他硬是用已经不能正常行动的躯体，对付“劳动改造”，严重的风湿病尽管使四肢渐渐僵硬、变形，但他没有低头认罪。

    平反出狱后，他首先去给一位牢友的女儿送信，结果，在那里听到许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他突然感到活在铁窗外面的人其实过得并不轻松。那么，“我的妻子、女儿，我的母亲呢？”这个坚强的汉子内心这样想，第一次在人前流泪。

    在狱中不知多少次，他回忆自己的那段传奇般的姻缘，凡是听到故事的号子里的人都惊讶，天下真会有这样的奇遇？！原来，在他从朝鲜回国后，参加文化学习时，一位参谋帮他这位志愿军营长介绍对象，见面后二人说话间，他突然惊呆了，原来面前的她竟然就是那位给“最可爱的人”写信的姑娘，那时他曾想象写信的女孩子是什么模样，可从没想过有一天真会同她见面，而且是这样的场合。那个年代向往英雄、崇拜英雄（笔者小时候和同学们一遇到解放军叔叔，立刻就会和大家一起围上去，以为那就是心目中的英雄，请求讲故事），同他见面的这个姑娘如愿以偿，他们喜结良缘。后来，响应号召，他带着心爱的妻子回到武都农村老家。一晃十年过去了，忽然天翻地覆，平静的生活不复平静，即使在远离县城的偏僻公社也不能幸免。接着，他亦如当年那个单纯天真崇拜英雄的女孩，因为敬仰自己心中爱戴的司令员而承受了灾难性的苦难。

     今天，他活着回来了！他的老母和大女儿连夜赶了八十里路，从农村来到县城迎接受尽折磨的亲人。可是妻子并没有出现！这令他忐忑不安，他在县城意外地见到一位粮管所长，不幸地获知自己苦苦思念的爱人，已经与另一个同样苦命的男人相好了。那个男人，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却因为说了几句话，被打成大右派发配到底层一个供销社。恰如《芙蓉镇》姜文、刘晓庆扮演的那对男女，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在患难与共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之中有了感情，并且由于这个人的支撑，妻子和三个女儿才得以维生。这里面真的有什么是非吗？残酷的现实改变了正常生活的轨迹，为了生存，你如今能责备一个在逆境苦苦挣扎的弱女子吗？他，不能不这样理解他的妻子。

     妻子终于来了，显得很平静，没有回避，说出了真实的想法，他们平静的离婚，使得一些人感到他没有男人气！事后看来，这也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个男人也等到了平反，落实政策后，带了孙的前妻和两个女儿回到湖南老家。男人离开后，知道我和他的关系，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专门讲述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中两人有了感情。我征得他的同意回了信，表示对在那个年代作出这样的选择的理解。后来他说，在离婚之前，同那个男人谈了话，当时，妻子在一边始终哭泣。他的大女儿不愿意跟妈妈走，要永远守着从身体到心灵已经饱受伤害的爸爸。

     一个人的病痛没有人可以代替，他自然也是如此。在后来同他的交往中，经常听到关于他的风湿病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手十指大多变形，动作生硬。最难受还在腰部，时刻被什么紧紧勒住，走起来需一步步挪动。脖颈僵硬，整天酸痛。而更加可怕的说法是，有人甚至怀疑他有“麻风病”。他艰难的处境和永将承受的痛苦，令人无比心酸。一场人为的大浩劫留下至今无法说清的灾难，可是一旦翻过书页成为历史，人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集体性的忘却！况且，当事人本身并不能表现得斤斤计较，否则，别人当你是唠唠叨叨的落伍的祥林嫂。平反之后，出卖他的某些人以及当时的那个“组织”，谁曾说过一句向他表示愧疚的话？！谁真正为他的恢复名誉、党籍、待遇积极奔走？！

     尽管如此，我没有见过他精神上的任何消极、萎靡的表现，没有像时下许多人稍遇不顺心便牢骚满腹，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的样子。也许是他已经大悟大彻？我始终看到他的笑容，说到无时不刻折磨他的顽疾时仍然带着一种大度的笑容；回忆那些不堪忍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时竟然还显出看似轻松的笑容。在文化馆工作的许多年间，他脚踏实地地辅导群众文艺创作、一个人坚持办一个文学刊物，平静地、从容地做好每一件事。同时，对生活保持着一个有良心、有理性的文化人的关心。我回到省上工作后，他的每一次来信，都以主要篇幅说到当地的一些不正之风，这时的文字让人感到那是热爱生活的人才有的激愤之情。平静的人生并不意味回避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公正的追求。即使对时代自身曾经出现的那些污点表示理解和宽容，并不等于一个人应该放弃对真理和理性的探索。历史给了像他这样善良、正直的人们无情的伤害，今天仍然有相当多的从那个年代存活下来的人心灵深处被留下创伤，只能靠时间的流逝抚慰灵魂。每每想到这样的人和事——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的心不能平静。

     如今，他退休几年了。今年的来信意外的不是他亲笔所写，我感到奇怪，接着很快从他后来结婚的妻子（我叫她嫂子）那里打听出来，那是发展得越来越重的糖尿病使他双目近乎失明！这样一种残酷的不幸难道也非要落到他的头上吗？！这世界还有没有公道！！同他通电话，这一次听到的是无可奈何的笑声，我的心发抖了。我想，狂风暴雨后的平静之中，不论是我还是他事实上都是不可能平静的！

                                                   ——2007.9.11                               （附言.1）1980.6.8，中午，看到一信，是去年十月带走孙万全妻子的老钱从湖南写来的，文字很见功底，他说：“我早有以自己曲折的经历写东西的想法，我认为确实是值得表现的社会主题，典型地概括了极左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坎坷的道路和不屈不饶的抗争。”实际上，钱写了电影剧本《虹》，听说外景地就在洛塘。钱的不幸遭遇，后来老孙亦表同情和理解，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真正意义的好人，悲剧是时代造成的。赵说：钱是他在洛塘工作认识的，当时钱是右派，被开除留用，一月30元。

   （附言.2）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在于人是有精神世界的万物之灵，可是现在却不得不呼唤精神家园、精神文明了。2009年4月的一天，在武都见到孙万全，他已退休多年，糖尿病致双眼几近失明，不得不无奈地蜗居在家，我不敢想象这位坚强的前志愿军军官今后的日子。说起我在上文提到的县办刊物，还是能激起他曾经沧海的思想的火花，然而他遗憾不能再做什么了，尤其是文字工作。谈到那些令人伤痛的往事（文革中因为写有几行爱戴彭德怀的诗，竟然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差一点判死刑，后来坐了整整十年牢），而几个靠“运动”吃饭、有许多不光彩行为的家伙却并未受到什么惩罚，甚至也没有丝毫良心的自责，我们不免感慨万分！自然也有令他欣慰的事，前妻带走的三个女儿，去年一起从外地、千里迢迢回来看望饱经苦难的父亲，她们与他后来结婚的妻子带来的两个女儿，围在他身边一起流泪、一起祝福、一起兴奋，老孙为之感到莫大的慰藉。当我告别时，感到他永远是个乐观的人，我以为那是因为他有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那是历经磨难而提炼和构建起来的，因而绝不是虚妄的理念！任何人都需要精神生活，回忆历史和过去了的人生，永远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追求。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关于自我的记忆，将失去历史的链接，那会是一个多么悲哀和沮丧的精神空白啊！

    “精神家园”，应该是所有写博人的不断为之发展创造和安居的精神圣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