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关于如何回到自己有理性的“精神家园”时的思考,通常会用“浮躁”二字形容当时自己和别人的、社会的生存状态。最近,我从《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看到写1993--1994年时有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那个时候,的确有一种空前的全社会的躁动不安,1992年我第一次去温州的一路上,人们忙忙碌碌,来不及说话,全民下海波澜壮阔,处处就有被什么莫名的蔓延的情绪和气氛包裹的感觉。然而正是那一次得到的印象,使我对“浮躁”有了较过去深刻的理解。
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社会的情绪色彩也会像万花筒里表现的那样,随着层面和内在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必然渐渐会有关于这个历史阶段的越来越理性的思考,多元化社会所表现的一切,都应该给我们以启迪。因此,中国人千年难有的全民性的躁动不安以及一时的浮躁,不仅十分正常也完全能够理解。
在那几年的新闻工作中,自己对于“浮躁”的关注,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从事媒体工作,需要对时代关注的热情,更需要面对现实的理性。每每下笔总极力深化对人、事和现象真实内涵的认识。当社会凸显一种情绪如传染浮躁,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应该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脚踏实地地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笔者以“从浮躁中走出来”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认为“带着历史文化遗产烙印和当代起伏不止的思想影响的各个生活层面的人们,几乎同时来到一个大潮汹涌的经济领域,”难免不产生唯恐被潮起、潮落所抛弃的躁动不安和浮于表面的心态和举止。尽管人皆曰市场经济乃法制经济,然而,从无规则到有规则,经无序走向有序,这要实实在在的有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要切切实实的在法制化、规则化的过程中操作,要真实地表现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社会实践中。中国人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激情投入商品大潮,以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坦率进行利益抉择,希望在利益面前平等,在机遇面前平等,这其实是要求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平、公正、公开。然而,正因为实现这目标有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一些急于求成、急私近利的人便视“规则”和“有序”为障碍,期望一夜间攫取《天方夜谭》中打开藏宝洞的神奇钥匙,他们的浮躁也就与众不同,不只在情绪上、心理上,尤其在行动上不知所以,其特点就在处心积虑地进行不正当竞争。
这些人称得上是“弄潮儿”,在尚待有序的变革中很有点得心应手的神色。价格上心黑手狠,弄得被斩的“上帝”无不大惊失色,以上海为领头羊的一批大城市不得不针锋相对地开展反暴利斗争。今天,人们最头痛、也最感受到威胁的是不正当竞争者的假冒伪劣行为。华夏几无净土,这话好像夸张,但消费者又有几人没有尝其苦头?买物办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劣质,不仅指产品,也概括一切以劣造成的不良后果。建筑本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而现在的住宅楼有多少能授予“第一”的美称?这些制假行骗的人玩弄社会与消费者利益于股掌,就心态言,如俗话云:“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他们抱定大捞一把的投机心理,以此捷径谋取利润最大化,从而影响许多后继的浮躁者更为躁动,大有来不及赶乘末班车之势。
他们之中的另有一类,不太为众消费者注意,就是以文制假制骗。笔者也有一文刺之,题曰:《“大小骗”和剪刀手》。专讲当今的“文抄公”巧妙应用剪刀将别人辛勤创造的精神成果,“开肠破肚”或“整肢嫁接”,然后转手骗取稿费。对这种人,我命名之为“剪刀手”,这或者该是本人的一点创意吧,不料在时隔八、九个月之后,某报也刊出一篇短文,呼吁“剪刀手,悠着点”,却整段抄袭笔者的那篇文字,“剪刀手”一语则成了“今日文坛称之为‘剪刀手’”也!朋友闻之,开玩笑说不妨再写篇“读剪刀手的剪刀手”,且可混它几文稿费。甘肃敦煌艺术剧院院长席臻贯先生不幸英年早逝,笔者在他临终前两月写了关于他与“敦煌古乐”的长篇文章,发表在一张刚面世的文化报上。结果,又有某公摘要拼凑,成了他的“利使”之作。笔者这点小小挨“宰”“遭遇”,悟出的自然是不大的体会;今日之域中不打假则休谈进步。有人好心地说文骗们虽然有点卑劣,但报刊如林,稿源紧张,也属应运而生,他们东挖西剪,一稿百投千投,倘报社需要,你能奈之若何?我想,一滴肥皂水,吹出许多闪光的泡,终究是即时破灭,并没有也不可能实际地推进生活。难道只为金钱或视之为一种活法,社会就真的对他们无可奈何?
他们也许始于浮躁,在一味“利使”的追逐中,有些人已经大大地越轨,在“高速公路”上公然敢于违反规则,不惜粉身碎骨;有些人却渐渐发现地平线上正在悬起社会公正的旗帜,转而平心静气,正视现实,开始合法的竞赛,于是少了浮躁,多了成熟。
无论是谁,我以为还是少些浮躁的好,天下攘攘,并非人人皆供私利驱使,社会要进步,客观上必须使个人利益与利他、利国、利民统一起来。
【附言】应该说,今天国人的浮躁心态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更加趋于理性、沉稳,更加看重多元化的选择,遇事多问一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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