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人（今山西永济市），唐代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黔之驴》《捕蛇者说》等文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特别是同韩愈一起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复兴儒学，对推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不但是闻名遐迩的文学家，而且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利民思想，至今仍熠熠发光。

不受命于天 应受命于民

少年时代的柳宗元曾随父亲柳镇辗转于九江、长沙等地，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十分了解。二十一岁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后，便开始宣传他的“养民利民之术”。

古代君王常以“受命于天”来表达自己具有的无上权威，而柳宗元在《贞符》一文中却指出，所谓“受命于天”是虚假的，荒谬的，人民才是决定朝代更替的决定性力量。他指出：”统治者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民心、民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祥瑞是不可靠的，只有施行仁政，才能使万民欢欣。”

柳宗元认为，统治者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应当鼓励百姓按照自己的优势与兴趣谋发展、求利益。他在《晋问》一文中，写道：“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民自利者，即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而非让不懂民情的官吏去瞎指挥，如此反而挫伤了百姓的积极性。

柳宗元还在《种树郭橐驼传》这篇寓言文中，批判了“好烦其令”（就是喜欢不断发号施令）的为官之道，指出：一会儿传达上级要求百姓用力耕耘，一会儿督促百姓早日收获，百姓为了接待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了，遑论（就是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营生呢？为此，柳宗元提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意思是，要顺应树木生长规律，使树木得到很好的生长）的观点，就是说要为民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给予适当的指导，激发民众的积极性才是正确的，这种“民利观”对于今天我们如何顺应民意、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有一定的鉴戒意义。

民众是官吏的依靠 官吏应对民众负责

柳宗元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就是执掌百官违纪的“官”，与现在的纪检监察干部职责差不多。后来，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在永州生活的十年间，他广泛接触大众，对普通民众的艰辛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就成就了柳宗元在创作上的高峰。

寓言作品是柳宗元的创作特色。他的寓言作品，多谈为政之道，风格独树一帜，读来意蕴悠长。在《梓人传》中，柳宗元描写了一位高超的“梓人”（即木匠），他左手拿尺，右手执杖，工匠们围在他的身旁，接受他的指令。这位木匠就是柳宗元心目中优秀管理者，既能制定规则，又有管理下属，理应“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就是说，要挑选天下的士人为官，使他们能够适合他们的职务，帮助群众安居乐业。

对于即将到地方任官的官员，柳宗元在临别赠言中都要敬告忠言。他任监察官员时，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明确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就是说，拿了百姓提供的俸禄，就要惠及百姓，这样才能心安理得而无愧于人。

后来柳宗元到永州工作，他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同样提出“凡吏于士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就是说，在地方上做官的人，应该担负什么职责呢？就是要做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去奴役老百姓。因为官员所受的俸禄，都是出自百姓的赋税，不可“受其值，怠其事”，更不可“从而盗之”。就是说，不可掏上钱雇上人却不替你干活，还盗窃了你的财物，那就对不起老百姓了。

柳宗元对有史以来的官民关系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颠倒”，认为民众是官吏的依靠，官吏应该对民众负责，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同时民众有权对那些“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吏进行黜罚。在一千多年前，柳宗元能提出这样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廉洁自持 忠信是仗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结束十年被贬永州的生涯，奉诏回京城长安，同年，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四年后在柳州去世。

史载，唐元和十年六月，柳宗元到柳州后遇到大旱。按照当地的习俗，他率众前往雷塘举行祭神求雨活动并念祭文。祭文分为两段。第一段点明主题，说明为什么要到雷塘祈雨。其中一句这样写道：“神惟智知，我以诚往；钦兹有灵，爰以庙飨；苟失其应，人将安仰？”意思是说，神灵以大智通晓事理人情，我以虔诚的心意前往拜望。人们钦佩神灵能够感应，才会修建庙宇来侍奉神。如果连神都失掉了灵验，百姓还有什么仰仗？柳宗元爱民而敬天，以其仁爱之心为民求雨，日月可鉴！祭文第二段是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向上苍作出承诺。柳宗元以其人格向上天起誓：“廉洁自持，忠信是仗，苟有获戾，神其可罔！”即，我以廉洁来要求自己，以忠信来为人处世。如果我柳宗元有什么罪孽和过错，神可以降罪于我！这誓言充分展现了一位古代官员谦恭为民、恪守廉洁的精神境界。

在柳州任刺史四年，柳宗元重修文庙，传播儒学，教化民众，改革弊政，解放奴婢，种柑植柳，开荒挖井，发展生产，他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官员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柳宗元看来，官吏自当为民服务。这一为官理念在封建社会无疑是相当超前的。对于官员来说，最能体现其价值的就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这正是柳宗元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一月初八，年仅47岁的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因为一心为民、两袖清风，柳宗元家中没有积蓄，家人无力治丧，灵柩被停放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的西北侧。到了第二年，由老乡裴行立和好友刘禹锡等帮忙筹措了丧葬费用，才将柳宗元的灵柩运回老家山西永济下葬。可见，柳宗元是如何践行自己对上苍许下的诺言的！

柳宗元的廉洁自持、为民务实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留下了千古的好名声。他死后三年，柳州人为其立祠纪念，与他相关的柳侯祠、柳侯衣冠墓、柑香亭、罗池等一大批古迹和文物也都被后人呵护至今，成为柳州的历史文化象征。

纵观柳宗元的人生轨迹，他始终关心民瘼、重视民生，从他的传世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传统的廉政文化，值得我们在为官做人、干事创业中予以借鉴。

柳宗元认为做官要懂得知耻。知耻责己，为的是“清白”二字，这是做官的底线和起点。在《雷塘祷雨文》中，柳宗元自述：他任官“廉洁自持，忠信是仗”，意思是我以廉洁来要求自己，以忠信作为处事的原则。在《梓人传》中，柳宗元又强调“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意思是：如果经过绳墨规矩的测量，长短尺寸已经确定，高的地方就不能压低，窄的地方就不能扩大。）就是说，规矩一旦定了下来，就不得逾越，须严格遵守。

    清白、清廉、清正、清贫，构成了柳宗元的廉洁观和为官之道。柳宗元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中，提及“嗣家风之清白，绍遗训于儒素”，可见这种清廉为官、清白传家的风尚其来有自，又传承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