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一年里，自己好像在体验着什么。那年余秋雨先生的大散文继续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大餐；同时也是意想不到的《文化苦旅》盗版书的“黄金岁月”。尽管盗版这种掠夺知识产权的强盗行径面目可憎，然而，对广大读者来说，却并没有什么不利影响。那时候，扫黄打非的程度远没有今天这么有力，而且有种说法，余秋雨的作品正是在铺天盖地的没完没了的被盗版中，迅速地走进千家万户的视野。一方面，整个社会显得浮躁，似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什么而奔走，到处是一片繁忙的噪音，人们看的是《文化苦旅》，同时日夜焦虑为自己的、家人的“升官发财”的“苦旅”不得不大吃“牛黄上清丸”；另一方面，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有远见卓识的文化人，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化苦旅”，在甘愿寂寞的案头，体验他们关于时代、现实和当代人的思考和责任。

    我极其敬重余秋雨先生，他以沉重的历史感走向大漠深处，透过现代文明从大文化的角度体验丝路古道。在甘肃期间，他写得非常辛苦，兰州文化界的人说他写作时简直像苦行僧。开始于敦煌莫高窟的“苦旅”，最后使每一个读他作品的中国人大为感动，原来，文化之于我们是不可或缺的，不论市声何等喧嚣，人依然应该拥有文化的头脑，不能够迷失在自己不知所以的追求和盲目的七情六欲里。今天，尽管有不少人对余先生骂骂咧咧，还有人竟然在这样的骂骂咧咧中出了名；我仍然要说，余秋雨对于成千上万的读者说，他的作品无异于送来了一个在心灵上可以回归和品味的精神家园。

    就是一九九四年，因为听到关于余秋雨的一个消息，我写了题名为“仍要寂寞”的杂文，今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余先生已经不大抛头露面，有人亦盯住大发议论，指责名人不好好做学问；我坚信这位名人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耐得住寂寞。

    下面就是这篇杂文——

仍要寂寞

    余秋雨先生是健在的一位文化名人，时届盛年，乃国家级有贡献的学者。最近，正坚辞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职，决意一头沉在他构思多年、急于写作的鸿篇巨著《中国艺术史》上，听到这消息，让人非常高兴。现在，物质的东西与“天公试比高”；而精神的产品则比“黄花瘦”。对于一个要创造双文明的社会来说，这现象总是不大正常的。因此，我急切地盼望像余先生这样的学问家，都能安安稳稳地坐到书桌前，心安理得地为着精神文明而“不亦乐乎”。

   不过，能真正“一头沉”到稿纸上，如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屁股坐得住，就要有坐得住的心境。现实的喧闹是很汹涌的潮声，无时不在席卷和侵扰凡夫俗子，自然也免不了袭击余先生。读他的散文精品《文化苦旅》，不知怎么，就感觉到其间的一种历史延续中生命过程的沉重和寂寞，“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人生苦短，要执著地做自己一心想做的事业，首先就须战胜不时扑面而来的琐嚣的市声，“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见《文化苦旅》）今天要苦守“寒窗”，坚持文化人对于文化的追求，冷落外面喧声闹语中的五光十色，显然不会是轻轻松松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九日，本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偏偏有位不甘寂寞的记者，在这前后，写了两篇独家唱和的报道，登在上海《青年报》上，题曰：《徐光启逝世六甲子阒无声息》及该篇登出后的《再报道》。就是说，当余秋雨教授耐住寂寞伏案疾书时，一个几百年前的文化名人，因其“身后寂寞”，被突然端了出来。我想余先生该为此再写一篇文化思考。因为，记者之所以要向当代奔忙的人们长叹几声，是由于从《文化苦旅》中的《上海人》一文受到启示。徐光启其人，被余先生赞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这位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是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先行者。虽为翰林院庶吉士，堪称国家级学者，但这个徐光启并不满口“之乎也者”；他从谋求仕途的青年时代起就对西方科学情有独钟，并为将其运用于中国实际而终生进取。他拜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为师，兴致勃勃地学习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军事、测量和水利，竟然得以与洋人利玛窦共同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这个在明末朝政周旋的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逝世的头一年（崇祯五年即公元一六三二年）入参机要。余秋雨先生评论这位明代的天主教徒时说：“他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的确，于几百年前逝世的徐光启，生前十分辉煌，全无寂寞感。按说，中国人不应该忘掉这样的敢与世界接轨的先驱者。

   然而，被当代上海人余秋雨称之为“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徐光启，尽管以其一生的成就象征了“上海人”应有的开放意识和追求科学的奋斗精神，在今天，当其三百六十年忌日时，却不幸而“阒无声息”，上海和上海人将本来可以引为自豪、并且借此“文化搭台”或曰“增强开放意识”的名人遗忘了。记者不无伤感，亦深深为之寂寞地描写了“光启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在的“光启公园”的景象：“纪念日”那一天，“一如平常”，几个人照例在“打拳遛鸟”，“几张麻将桌”前但闻“吆五喝六”。公园对面就是上海天文台，即使是当代“星探”们亦忘记了“这位科学巨星的忌日”。记者万分感慨，在报道的结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文化人上下最要紧的是‘找钱’，也就顾及不到‘眼上’的事。”

   其实，纪念不纪念一个叫徐光启的古人，真的算不上什么要紧事，“眼上”，人们忙忙碌碌，躁动不已，伤心劳神，疲惫不堪，“找钱”已经让人不知所以然；哪里顾得上什么徐光启、乃至那个不安分的记者以及《文化苦旅》。只要活着能“找乐”，舒舒服服，潇潇洒洒，管得死后是什么东西。

  如此，还在奢望涉足于人生的“文化苦旅”的文化人，要圆自己的这个梦，我断言，他是仍要寂寞的。

 （附言）与上文已经距离近三十年的今天，似乎已经不大听到和看到曾经风光一时的余秋雨的名字了。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去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参加全国法制报总编学习班，还曾听了先生的一次课，且买到一本当场由他签名的《文化苦旅》；同时，因为他曾到甘肃丝路行，返兰州后苦苦地日夜兼程写一路观感，我便问及先生是否还会再一次作丝路之行，回曰：他对甘肃行念念不忘，希望有机会重走丝绸之路，并对甘肃文化界的热情好客表示感谢。结束学习回到兰州，几年后自己退休了，读书却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用于整理和补充博客并将《仁川日记》一一发到自己的邮箱。于是又多次重读那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感受当时甚至延续至今的国人尤其是文化人的浮躁及喧嚣，同时就一次次想到秋雨先生在那样的环境和社会氛围里“仍要寂寞”，坚持写作，关心世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前景的心态。自己亦坚持老来写作，从过去几十年（1960—2021）的日记和记载中寻找可供写作的线索，从2021至今，写出新的随笔杂文等百余篇，且继续会写下去，也算《文化苦旅》给我的一种启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