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学回顾大学以来

   自从手机有了微信，像我这样奔八的老年人，居然变得活跃如年轻人，渐渐将许多学生时代的朋友联系于中，仿佛过去的一切就在昨天。最大的惊喜是互相视为知己的中戏女同学老幸来到空中交流，“仁川，我视你为知己，还记得我们说过要以你的大学日记为基础写长篇吗？至今我还抱着希望呢。你写的关于《钗头凤》一文，引起我强烈共鸣，文中观点正是我多年的思考。我觉得那个年代有一种日益强劲的力量，必须用政治改造艺术，你谈的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学习，所以，只能是花费相当时间讨论和评论如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之类。很长时间不由自己地完全以政治标准衡量艺术价值。”

     她所说的《钗头凤》，是我微信上发的《话剧<钗头凤>引激烈争论》一文，1963年举国开展学雷锋活动，仿佛突然找到做人的标准，同时感觉整个社会风气也因之一振。一代人似乎在与过去告别，迎接新的到来。表四下连队当兵两星期归来，在学院广播站演出下连队创作的歌颂雷锋的节目。在这样的氛围下，当晚，看的却是表演系毕业班的话剧《钗头凤》，令人惆怅，让人伤感；看后立即觉得与今天高昂热烈的现实格格不入！

   陆游与表妹唐婉未能如愿的恋情，有着沉重的悲剧色彩，他们为此唱和哀婉悲伤的诗词，无不让后人读后泪奔。

   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黄籘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首先出现关于应该批评演出《钗头凤》的文字，是我所在的戏文系办的《长征》黑板报上，一位女同学，平日不甚言语，恰恰是她提出应该批评现在演出《钗头凤》。当时即有预感，学院可能开展对《钗头凤》的大讨论。从热议中可以听出这个剧在当下演出“不合时宜”，不利于革命化和学雷锋，其表达的思想感情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学院广播站编辑和播出者，决心把辩论搞下去。这时，学院又出现一个《红苑》，几篇评论针锋相对，有代表《钗头凤》的肯定派，揭开了讨论的大幕。否定派立即跟进炮弹，决意辩出个一二三。在《长征》上，我写了《从争论中学习》，讨论《钗头凤》何尝不是对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的一次检验。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同样的学习，对同一个戏，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接连出刊，几乎全是《钗头凤》，而表演系男女主演在戏中十分投入，对这个戏非常喜爱。一个戏，搅动一个学院，看来平静多是表面的。一些同学认为反对者以“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陆游”，表四的人甚而说“陆唐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唐集中了中国妇女的美德”。几天里又出现《谷雨》、《红叶》、《红苑》都写了不少关于《钗头凤》的文章。不久，罗副院长在传达文化部党组关于支援农业的决议，文艺团体要组织演出队下乡的大会上说，农民可不要你们的《大雷雨》、《茶花女》、《钗头凤》，表演系送戏到北京航空学院，次日团委送来批评信，好不容易开展了学雷锋运动，结果你们一出戏搞得学生神魂颠倒。从航院的反映，充分说明《钗头凤》演出的负效果！

     中戏破天荒地因为一出《钗头凤》出现多个墙报，还引出学院绝无仅有的一次全院大辩论，两种对立观点，双方言辞激烈。院系领导、被邀来中戏讲课的顾仲彝教授，都听了辩论会，虽然没有最后的总结，明眼人都清楚当下演出《钗头凤》与提倡“学雷锋”有多么不合时宜，显然今后的一切演出必须以“革命化”占领舞台的绝对优势。老幸整理了所有墙报关于《钗头凤》的文章，我被安排写讨论小结。回想当时的那种“革命化”气氛，我们都曾发自肺腑地对学院呈现的政治空气叫好。此后，似乎“阶级斗争”的理念亦越来越重，同学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苛，紧接着包括我所在的戏文系全体师生参加了1964.10——1965.4的昔阳农村社教，到达县城后，全体社教队员先行“整风”，人人过“思想关”，自我革命加群体批评，差不多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感的帽子”，其中一些人被作为个人主义典型供集体批判，经过如此洗礼，才分配各社教地。从批判《钗头凤》到“自我革命”，也就是从1963年“学雷锋”至昔阳社教的两年多，我们都处于“不断革命、不断自我批判”的实际处境之中，唯恐落后于时代，争先恐后地在现实中洗刷自己，做一名与社会相适应的“革命人”。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总起来一句话，我们也即被称之为“四零后”的一代，那时候就是这么走过来的。1965.8，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各奔西东，现实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始终压在心头，似乎明明白白，又似乎糊里糊涂。大学五年几乎没有让人非常愉快、有趣的回忆，有的只是“修道院式的”改造，而改造者——老师们又如何？他们用五十年代的正统教化六十年代，因此看“文革”并不是偶然的，按全部教育与社会影响的结果，青年必然要“响应号召”走向社会，以为这是冲破“束缚”，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被解放”的痛快，一次压抑至深挣脱“镣铐”的自由发泄。                               

   果然，离开学院的第二年，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人预知的社会动荡开始了！于是，四零后又以各种状态投入“大革命”，有了各种经历，而现实到底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扣在我们的头上。1966年，我们这代人忽然被社会轻视为“十七年最后的牺牲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殉葬品”，委屈、气愤，后来整整十年不甘做“革命的对象”而坚持“战斗”，这个时期常常思考：我们这一代多少涂上了的悲剧色彩。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建国伊始刚刚上小学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就是“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秋，应该完全是党的教育，同时与历次政治运动戚息相关，虽然大多未亲身经历也间接参与和感知了那种时代气氛，有不少人还成为“运动”中的受害者。但基本上这代人充满理想、朝气、活力，唯恐落伍被时代抛弃，廉价盲目的乐观自信、空洞泛泛的政治言辞和起伏不定的激情，一切好像都在灿烂的阳光下，渴望友谊、为初恋激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因为实际上我们以为经历着“蓬勃向上”之时，已经沉淀和积累了不可预测的灾难和动荡，这就决定了我们一代人的可悲处境。那么今后的我们又会被塑造成怎样的社会形象？而我们在其间为塑造及改变形象作什么样的努力呢？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应该如何做，并没有得到共识。接着干部下放，接着又落实政策回到工作单位，而这时的四零后都已“人在中年”，意识到必须抓紧时间，再也耽误不起，活着总得要真正做些与国与民有益的事情。

   走出大学，不过是将人的本性成型与潜在的都放在社会冲击中，寻找适于生存的归宿而已。我在地县工作11年，返省城后，到一个群众艺术刊物当编辑，也就是这个原因，1982年底去山西太原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群艺刊物座谈会，也因此得以与毕业分配在该地的老幸见面，在我开会的三晋饭店一楼大厅。那天晚上，我注视着每个进来的女士，想像十七年后的她该是什么样子？我与她在中戏同班同组，那时是困难时期，避免大集体活动，一切以小组为单位，每次开会、讨论都在我所在的宿舍。昔阳社教，又在同一个西庄驻队。见到本人，模样并没有刻下多少时光印记，随着谈话倒是感到她变得年轻更显中年女性风度。我们对大学往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这代人太可怜，正统教育让人固定在一个硬壳里，没有一点轻松、畅快，精神一直压抑；我们忍辱负重，应该是国家、社会中最稳定的一层人。

   次日，又在老幸住处畅谈，她提出一起写“大学生活长篇小说”，正是我之想，回忆许多有个性的同学，关键是确立主题，这恰是最困惑自己的问题。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至今说不清可以表现什么。我们是建国十七年也就是1949—1965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代，走出校门就参加社教、紧跟着便是“空前动荡的十年”，未曾真正工作已然成为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牺牲品”和革命的对象。老幸说：“深深感到我们一代活得非常累，希望有纯洁的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个幻影，而那种正统教育不就是让我们产生幻影的吗？”会毕，我们约好经常通信，主题定在如何写四零后这代人。然而后来谁都没有去写那段沉重的生活，1966年前的那一代大学生应该是最尴尬的一代。如今，不少同学已先于我们而去，在那代人全部退休向社会“谢幕”后，不知今天还一息尚存的大家对往事都作何种感想？2000年学院建院五十周年，仅有不到半数同学见面，令人感叹的是没有谁谈及那5年朝夕相处的日子！！

    回顾往事，一些人已经流逝，其他人也都走到边缘。我是谁？这个古老的命题，没有人能明确回答。2008.12.12，参加省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电影的座谈会，一位好友说了些题外话，感慨于“一个人终于活明白了又该到永远‘告别’的时候了”，回头看许多人首先是他自己在人生舞台的表演，才知道一个个涂着“白鼻子”，这是很深刻的一番话。

   我与老幸的通信相互谈论着各自的经历和感受，老幸来信：“......年前，一位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同龄人来，谈起大学生活与我们同感，觉得那几年并不愉快，充满了阴郁。我们这代人受同样的教育，毕业后经历、感受、思想大同小异，的确有很多令人思考之处。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同代人，他们到处碰壁的事实，特别是自己一系列使人不得不思考的遭遇，使我产生写出六十年代大学生的愿望，可又觉得找不到该写什么、也就是想不清楚表达什么？这些人几乎都比他们上代的和下代的大学生克己奉公、更具献身精神；对自己总是采取批判态度到了残酷程度，可近乎清教徒的修炼、用青春韶华换来的究竟是什么？！从小被抑制表现自我的本能——那被当作个人主义批判斥之为大逆不道的七情六欲，结果成了今天新一代眼中的不识时务的、不懂享受的可怜虫、应声虫。那么我们现在还要紧紧束缚自己吗？有了十七年的经历，理该对自己一代有理性的、清醒的认识，有可能像凭吊古战场那样冷静，具有哲理地回忆那布满阴影的大学五年。

   “说到男女之间，我们那时男女同学相处时多么的不自然、不正常啊，就那样，老师、学院还唯恐有伤风化，批判了多少人！想到这些事，不能平静，我作为一个从纯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起就被不断异化的人，不能不悲叹现在的可怜形象，并且眼前常常有包括你我在内一代人的群像晃动。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可是那几年的做法正好相反，对学生中稍微带点人性色彩的东西极力扼杀，让人成为没有个人思维的驯服工具，而我们那时还为自己的改造沾沾自喜呢，这些无不贯穿于我们的大学生活......

    给老幸回信：“你思考及深度给我启示，这些年的遭遇在你心灵深处激起波澜，这是真正的成熟，不幸之万幸。关于人、人性、人与环境，曾是自己从高中至大学整个青春期读哲学考虑的问题，以致毕业‘清理思想’时，自我批判说这一切导致我‘日益加剧的小资情调及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们这一代思想实质是自觉的正统派，与老一辈并无明显区别；可悲的是，我们生活越正统，道路却越来越狭窄。张志新的思想、言行可说是我们的代表，结果很快被遗忘，只有小草记住她！一切观念的革新，只有伴随经济变革及性意识的变化而发生。过去的运动那么多，其实人自身真正属于人性的变化并不多。现在，农村一个‘包’字、一个‘富’字，城市一个‘砸’铁饭碗，人的本性才‘活’起来。思想解放了，意识到路就在脚下，必须奋斗创造新的生活！如今经济变革普遍而具体，人们的意识不知不觉地随之而变，我们自己也如此，对此许多人还没有觉察。

    “大学五年与当时社会一样凝固僵化，唯上唯书、两个凡是、阶级斗争、一分为二（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左与右，非此即彼绝对化）等等渗透到血液、言行，这种悲剧性的生活道路及由此结构的人与人关系，揭露得越深刻越有价值。如何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写人的命运，主题就是:‘原来我是人’。最近看了话剧《西去的驼铃声》，问作者：‘现在能不能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写人？’他笑了，‘不好说’。但这局面正随着经济以个体为主体的改革而改变，然而逝去的不应该让人从中反省点什么吗？我们自己那可爱的迂腐、可敬的执著啊，在自己所能理解的那个时代里，充满朝气、正气、生命力、奋发向上，后来不可避免地卷入那场动荡，酿成‘乐观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崇信理想、信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从而成为社会最稳定的一层人。

    “关于‘性’，过去羞于启齿，即使躲躲闪闪地议论，也被视为洪水猛兽；与今日‘无性不开席’、‘无性不开戏’真有隔世之感！一定的环境产生一定的人性，也只能出现在一定的改变环境的努力中。人在一切时候都能不掩饰自我该有多好啊，民主的一个含义，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真实地自由地表现人自己的本来面貌？我们一代已不是相互怜悯、同情甚而共同表示愤懑，更多应该是思考及深深的悲剧感。个人命运、遭遇并不能看作只是个人的事，居高临下看自己和别人，才有沉重的历史感。所感痛心的是，那个年代造成我们的绝对化思维，其恶果使年轻一代看人处事无不容易走极端，要求一个人不能沾一点点‘泥尘’（更遑论‘陷入泥潭’），否则一步不慎必将祸及终生。像过筛子似的，一次次在每个人（幸运儿、钻营者除外）身上筛了一遍又一遍，只为证明你有了‘污秽’，从而队伍又一次被‘纯洁’。今天我们才知道一个人虽然有两条腿，真要挺直腰板——顶天立地地迈开步子是何等艰难。但我相信这应该是‘乐观的悲剧’。生活虽然费人思索，不少时候还是在于主观发挥的能动精神。从美学角度说，人总是渴于在外部世界找寻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东西，也总是积极地要在外化中看到个人创造性的足迹。

   “我们显然对自己曾处的现状与历史，有愚昧和扭曲的理解。我们抱着五十年代的天真和热情拥抱六十年代，奇怪的是到了八十年代也还是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天真和热情，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窗外飘雪了，让人产生纯洁的暇想，美是主观的，心情有了好转时，尽快来信吧！

   这一年，还给其他同学通信，到天坛背后的文讲所见到静，她参加“小说创作班”，我们出来，一起吃中饭，在地铁站台椅子休息，无所不谈，其中第一次说及“性”，她说夫妻关系好，一个原因就在性和谐。她也想写大学生活。告别后，次年初给静信：“见到阔别十七年的同学，大家都平静地生活着，所思所想大同小异，带有一代人显而易见的共性。虽然经历十年动荡，生活却并非斑斓十色，我们的节奏与行程犹同早经装配的机器千声一调，个人之间的差异无非是各人对现实感觉多少不同而已。我们这批人作为不大，是性格缺陷抑或环境之过？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我们是否符合要求？回顾自己工作以来，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绝不参与是非之争，也从不踏领导门求发展，结果人在家中坐，仍有风浪来。幸好天性乐观，别人看我总以为是一帆风顺。

   “有个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无一例外在文革开始时表现出最大的政治热情，现在感到文革之发生，其实与之前十七年愈来愈烈的‘左’有直接关系，好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给平信：“在大学，除了单纯、向上，也十分幼稚，每日囿于自我批判的环境，严肃地甚至感觉良好地消耗青春。大汪说：‘不知为什么老觉得我们这代人可怜可叹，不甘心又无所作为！’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血气方刚又显平凡的一代，实质上本应该是中国的脊梁，却属于命运最差的（但比闯上五七年枪口的那一代幸运）一代。

   这样的通信，后来也越来越少，我们似乎没有多少新的话题。不过，我始终希望知道他们各自的处境，总感到我们一代应该有自己应有的表现。1992年，我去杭州开会，有机会到绍兴参观沈园。任何人到那个地方都会感慨万千，而我更有复杂的感受，想起多年前中戏在“革命化”的气氛下，围绕表演系《钗头凤》的辩论，批判那个剧本和演出，我那时也是参与批判的一个。 今天觉得当时的争论十分荒唐。园边有永福庵，陆游曾在庵堂高处张望，企图再看一眼“错、错、错”的恋人。一出《钗头凤》，意外与现代“雷锋”闖到一个时空，即使今天看，二者有何联系？古人从没得罪我们，今人却非要同他们过不去！“错、错、错”，错的是我们那个时候，长时间弥漫着泛政治化，对人性、感情、爱情总之一切属于人之为人的东西，一律抹杀、否定和曲解。当年对其批判者，实际上在今天依然回到人性过程之中的“钗头凤”情结。在朦胧的泪雨中写就的爱情诗篇，在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已被人们反复吟哦成千古绝唱。陆游八十五岁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觉身心爽适、轻快无比。原准备上山采药，因为体力不支就折往沈园，此时沈园又经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复旧观，陆游满怀深情地写下最后一首沈园情诗：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不久，陆游溘然长逝。他老人家万万想不到，过了八个多世纪的后人，并没有放过他——一个古代的活靶子。然而，不朽的爱情，并没有被一时的“革命化”消融，《钗头凤》诗词，注定是永恒的传世之作。虽然，今天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雷锋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钗头凤》的爱情悲剧依旧缭绕人心，陆游及其《钗头凤》与雷锋和他的《雷锋日记》各自活在他们的历史中，二者毫无关系。

    四零后的一生正在历史的画面上流逝，关于现实究竟需要怎样的人，依然牵动着我们的神经，一代人如何评价自己，有待考察，但我以为作为人而言，还是要充分肯定其尊严和价值，因为我们毕竟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作为过来人，至少能够以亲身经历的年代（1949--2021）证明自己曾经是那么执著地为了国家和人民，奉献着青春与活力，正直、踏实、无私和充满热情，在中年及退休前，我们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基本上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有了电脑的博客、邮箱和手机的微信，四零后还在作最后的思考和写出他们的心声，这也应该是为后代及历史留住一代人的足迹吧！

   （附言）2021.8 静寄来她写的《天外飞来黑蝴蝶》一书，倘早几天到，我写的发在几个网站的《回望四零后》的内容会更充实，我在微信道：“你用几万字回忆爱人的不幸去世，令人锥心疼痛的爱与永生的怀念，让人心痛不已。你在校时与我谈的多属于情感问题，那时并无多少亲历，天外飞来黑蝴蝶才是真正沉默于心底的几欲呐喊的爱的真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深情地公开了你和明之间爱的过程与刻骨铭心的追忆，你们的真爱是四零后一代关于爱的最好诠释。四零后是中国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的一代，也是真情实意为爱奉献灵魂的一代，愿黑蝴蝶永远在回忆中飞舞。明是同龄人，都属于四零后，有几乎一样的经历，读黑蝴蝶，仿佛也是在回忆自己的历史。大同小异的几十年间，我们难得的勤奋工作的近二十年间，为社会为正义和公正而奉献，其间都有个人曲折的遭遇，但正如我写的四零后不后悔！因为我们一生无私却默默无闻地工作生活，对人宽容对己苛刻，只要能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事就心满意足，你的明如此，我和众多同龄人都如此。读你渗透了感情和悟出的哲理，我们一代虽一次次被打击或冷落，但信仰理想不改，可说是共和国最忠诚最刻苦最无怨无悔的一代。”也许这就是我关于四零后一代是怎样的人的一个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