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人。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始终坚持原则，举荐贤人，斥责奸人，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有确定下来。群臣怕触犯皇上忌讳，都缄口不言。而司马光却当面和仁宗说起此事。仁宗虽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却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再次给仁宗上书，言明其利害关系。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马光料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礼遇，唯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却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也请求与他们一样被贬官。

司马光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

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司马光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说，修心要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要有三项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一次，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20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太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椅询问。韩琦说他想用这种方法吓唬敌人。司马光却说，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的，司马光不信。果然，不出十年，事情竟像司马光所预料的那样。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李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说：嵬名山的兵力不足，但未必能捉住李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李谅祚，这就成了我们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司马光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著史也是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

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企图将几千年的历史兴衰得失，编写成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历年图》25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8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连修定在内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1362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294卷，且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

《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 "通鉴学"。

“九碗三行”的悯农情缘

从北宋开始开始，运城市盐湖区三路里一带就延续着“九碗三行”的待客之道，这种办法就是司马光创造出来的。

一次，北宋明相司马光从夏县出发微服私访，走到三路里一家姓刘的农夫家时，见刘氏满脸愁容。便问：“为什么愁眉不展？”刘氏说：“我们这里，长年干旱，靠天吃饭。儿子好不容易说下个媳妇，想办酒席却没钱买肉，又想不出一个既体面又少花钱的办法，因此发愁！”司马光沉思片刻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利用咱当地的特产豆腐、白菜、萝卜办个豆腐席，就是豆腐熬白菜，豆腐熬萝卜，油炸豆腐熬萝卜白菜，一样三碗，九碗三行。八仙桌三面坐人，一面上菜，既能夹上热气腾腾的热菜，又不失主家的体面，你看好吗？早饭嘛，来一碗‘浆饭’，就是用面粉擀成面条；再揉和一些面团，把面团中的淀粉揉出来，剩下的就是面筋，放在锅里一搅，即像鸡蛋又像肉，口感还很好；再把豌豆煮熟研碎，放入小茴香、花椒面等调料，人们喝了，又热又香又美，保你满意。”

刘氏一听，大喜，便按照司马光的办法照做，果然，村民们吃了，都觉得“妙不可言”，一直延用到1980年左右。群众感恩司马光体恤民情，为民解难，司马光却说：“食君之禄，为君之臣，理应为国效忠，为民尽力。我不能为了当官，忘了国家忧患，忘了百姓疾苦。”

官居高位 却“薄棺葬母”“典地葬妻”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爱钱财。

仁宗时，施行高薪养廉制度，朝廷对司马光有不少赏赐，但他分文不取。如嘉祜8年3月，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元丰7年12月，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赏与银、绢、衣和马”等等。哲宗即位后，垂帘的宣仁太后也没少给钱给物。但史料记载，这几次赏赐，司马光都没有要。仅有的一次，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获得近千缗，他左手进右手出，将全部所得都交给谏院作公使钱了。

司马光一生不喜华靡。为官四十余载，位至尚书佐仆射兼门下侍郎，但他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除了薪俸之外，从不收取份外之财。司马光的宅第简陋，仅可蔽风雨。由于夏日酷热难当，司马光便在家中挖地丈余，以砖砌成地室以避暑，这与宣徽使王拱辰的豪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洛阳百姓戏称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更为可贵的是，司马光不仅自己以俭养德，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他身边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独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言之谆谆。

薄棺安葬母亲、典当薄田葬妻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証。

司马光从小浸润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他的最初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聂氏。一次，他和一群小同伴在庭院玩耍，一个同伴不慎掉进大水缸里。其他的孩子吓得慌忙逃走，而司马光却《砸缸》救了人；又一次，司马光想吃青核桃，却剥不开皮。姐姐试了试，也剥不开。女仆见了才把青核桃放在开水里烫了一下，皮就剥了下来。姐姐回来问他，皮是谁剥下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在场的母亲看得一清二楚，便教育儿子：“谁剥开了核桃皮是一件小事，可撒谎却是一件大事。一个人即使才能盖世，品德残缺，一生也将无用武之地！”

这件事对司马光教育很大。在母亲的教诲下，司马光德才超众，通贯古今，十九岁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他之所以能一生为人、为文、为官都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他的母亲聂氏功不可没。

可是母亲离世后，司马光却薄棺安葬母亲，仅盖一块旧被，前来吊唁的皇帝和大臣无不慨叹！

他的妻子与他结婚44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可妻子去世后，她的娘家人想把葬礼办得体面些。司马光却掩面叹曰：我何尝不想如此，只是手头没有钱啊！别人不信，他只得把收支账户拿出来让大家看，确实他能拿出来的钱少得可怜。无奈，司马光只好把家里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为妻子办了丧事。

家风，以俭为美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周公的《诫伯约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清代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历代家训中体现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俭”。对节俭的崇尚，首推司马光家族，其祖孙三代皆以俭为美，并将节俭作为家风世代传承。

司马光从小不喜欢金银华服，“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身居高位后，依旧“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认为“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即可，“勿求多余”。

北宋中期，奢靡之风渐起。司马光却写家书教导后辈力诫奢靡，谨身节用。司马光在他的《训俭示康》中训导其子司马康要学习春秋季文子、宋代张知白的节俭之道，要以西晋何曾、石崇因奢侈而败家丧身的教训为戒，牢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仅自身当厉行节俭，还应将这种家风传承给后人。他在《训子孙》中指出“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对于物质不要追求过多，否则会成为牵累，甚至招致祸患。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告诫天下的父母，给子孙留过多财产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要教会子孙“以德以礼”，“以廉以俭”，廉洁俭朴的优良品德才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

在司马光的教育下，司马康养成了清白高洁的品性。《宋史》记载他“为人廉洁，口不言财”，“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俭约修身的家训代代相传，直至今日，司马家族后人仍恪守《训俭示康》的教诲，涵养良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