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我曾以为广播这玩意会被淘汰，有一阵子自己也的确冷落了“话匣子”。后来，忽地觉得每天用些时间，闭目养神以听代看更有益身心健康，就渐渐用起收音机来了，不料，竟有“过把瘾”的劲头。现在，智能手机又神速地取代了广播、甚至电视，昔日的听众、观众越来越远离当年的视听感觉。民间流行一句话——出门先“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钥匙、人民币）”，形象地道破生活的直接需要，而且所谓钱绝大多数的人是手机支付，口袋里往往没有现金，有人打趣地说小偷该失业了！

    不过，手机虽有数不胜数的功能，毕竟是个人与机子的联系，并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贴近生活，生活当然不会是单一的、简单的，实际生活涉及的问题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单靠一部手机并不能解决。广播和电视关于现实的种种问题，主持人往往乐于与人们一起探讨人生，于是，直抒胸臆、各陈己见的广播电视节目，除了因生活的潮流扑面而来，使你感受一种群体的气氛而因之摆脱一时的孤独和寂寞，还尤其诱使你随之思考，为自己多一点理性的收获而喜悦，这样的选择靠手机是绝对办不到的。

    生活本身呈现的丰富多态，同时也提供了缓解矛盾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多重视角及选择。许多社会热点、焦点，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产生的纠葛和冲突，虽然最后可能就是法律问题，但在热线及讨论中，通常置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的思索，如吸毒导致婚恋的不幸结局，性生活的随意带来感情危机，赌博造成家庭悲剧以及种种由于人情淡漠、人与人之间陌生化，使青少年失态乃至越轨等等；在充满温馨感的直播中，大多与法联系但又属于道德范畴的社会问题和现象，似乎都变得容易被理解和得以有的放矢，从而对症下药，这更有利于创造和发展健全心理的社会环境，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

    借助公众参与的社会舆论，倡导人人关心社会利益并依据社会公德规范行为的风气，这是改革以来许多大众媒体贴近群众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以为，不断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和道德水准的舆论宣传，能够展开一个个新视角或切入点，这对人生的选择，肯定会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我曾经思考

关于封闭与开放中如何选择的问题，例如：阿Q精神——封闭社会中国人的传统与遗产；《雷雨》：封闭中的环境、气氛与戏剧结构；马嘎尔尼1793年使团来华与1842年打开门户，两种文明冲撞了什么？文革及六十年代前期，封闭演化的动荡与前苏的比较；开放前后中国文学的变迁：主题、人物、思想及手法；十七年间何以封闭和中国人为什么安于封闭；古代中西思维比较、中西文化冲突的性质及根源；就个体而言，存在许多需要梳理的问题如：我说话，用文字、发言，同时却是一个失语的人。又如无奈，一个普遍存在的心态。陷入西西弗斯的境遇，明知放火无用，又不得不放火。明知必定走过场，又不得不扎扎实实（随大流或看着）走过场，事后无奈地说：上面要求或大家如此。明知撒纸钱、烧花圈、磕头毫无意义，又不得不扬一把冥币、送一副挽联、一步三磕头......人，何以只在二律相悖间做心口不一的选择？

    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丛书.总序》，提出一个新视点：“有人预言，人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有的哲学家则断定：人学与哲学，是一个跨世纪的主题，当代哲学思考必然转移到对人的研究，因为当今时代精神具体体现对人的强烈呼唤和关怀。所谓人文精神，无非就是对人的关切和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境界的关切和关注。”古代哲人提出“天人合一”、“天人之分”，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孔子的“仁”含有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古希腊德菲尔神庙就刻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著名的三个字：我是谁！）。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反而落后了，“以至酿成在现代社会仍有迷失自我、失落自我、生存无所依徬、精神无所寄托的现象”。因而，在改革开放中重新认识人，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人人须面对如何选择的问号？

    1998年，去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一路颇有感触：如擦鞋女感叹：要是天天修路就好了。又如许多人说出门才知“钱”大，“五好”不如“钱”好，20元门票如厕仍须三角。而感触更深的是人生终于有了多种选择，内蒙工人到石狮批发衣服，说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人可以选择，问题是愿不愿意选择，会不会选择？这同样是个新视点：年龄是一大关口，现在该是年轻人的时代；对于我这样四零后的人只能静观、旁观、容忍、自我解脱，根源于不能不靠国家发的工资维生。教授上课时颇为自得地问：现在还有谁被那份死工资（可怜巴巴的几个薪水）捆住手脚？！“我就不知道自己每月工资是多少？全让老婆管嘛。出去讲次课抵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收入！”如此潇洒的言论，只能是并不多的人群的选择，而且他依旧怡然自得地拿着一份固有的（如那位在学院有一份不菲的薪水，又到校外讲课或讲座的教授）工资。市场经济，有了灰色收入，工资外收入增加是有了市场经济的表现，所谓人无外财不富。中国绝大多数人还被固定的国家给的工资决定自己和家人的一切，如果过去的人走出“靠机关事业单位固定工资”而生存的死局，那么历次运动挨整的人就绝不会苦苦挣扎在那个要整死他的窝里，他可以作另外的选择。回望过去，一个人被打成什么什么，戴上“帽子”，送去改造或就地“消化”，仅仅给十几元生活费，这个人尽管受尽折磨、苦难，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为什么？一个根本内因就是他不得不依赖那十几元生活费，别无选择！

    我的同行郑德明（某法制报老总）说，退休后选择投资承包鱼塘，当一把老渔翁，其实去年就净赚六七万！他热烈欢迎各位老总上他的“世外桃源”游一把。当然他仍然拥有一份退休工资。新的选择应该是，彻底脱离原有的那份工资，毅然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开放时代才出现的自由选择，一个新视点。广州父母吓唬孩子：“你不好好学，长大了让你当干部！”

     绝对计划经济，必然轻视民主与法制。文革初，宣布红卫兵全国串联吃住行免费，靠的是计划经济发动社会运动。如是市场经济，哪允许免费吃住行？也不可能白给笔墨纸砚写大字报？计划经济是文革的物质保障，决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甚而衣著的一元化。控制或掌握了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工资、户籍），就容易控制或掌握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出差要单位证明、同样要单位证明取全国粮票；如今的变化是，一个人并不都靠国家发工资生活，谁靠国家吃饭谁就听国家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国家对人的思想控制弱化，“你没有给我什么，凭什么管我？”所有制分化、利益分化，出现多元选择，也就有了多元的思想、观念、文化。烧鸡店名“三胜公”，含义是质量、价格、服务胜公家。

    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分离，言行不一，虽知善恶，还是明知故犯、口是心非，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口头都同意反腐败，有可能得到意外之财（利益、好处）怎么办？“不妨潇洒走一回”。良心抛到九霄云外，经济犯罪泛滥，并且犯罪者及其家人都不以此为耻，毫无负罪感。一人出事，亲友出动为其活动，开脱其罪责，一当入狱又千方百计为其减刑走门路。而这些人，同时却对同样的贪腐大加谴责。

    人的欲望分化、膨胀，单靠思想教育不解决问题，要思想教育加法制化。新加坡，谁家被发现一只蚊子罚50元，上街吐一口痰罚700-1000元（工人月收入700元）。人是否适应多元化的生存，首先是经济人的形成。钱为大！五光十色，永无止境的声色犬马，各式人等的多元化消费、享受，本地人，外来人，改变着所有人包括自己的七情六欲。同时带来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人的视听味觉丰富了，人品却脆弱了，相互陌生，个人形成独立的生存圈子，人靠钱与外界联系，钱多与少决定人的五官四肢的活动方式。“炒鱿鱼”是竞争，也使人剩下留与走的一种选择；社会层面多元了，人却平面了，人格化、立体化、个性化在社会的表现时空中，人自己规范化了，大家都在看电视，唱OK，不问窗外事，记不起不同人的特点；情绪评价非理性化，社会变得宽容了，人也变得对世事无所谓，无惊奇，如对性自由、婚外恋、同性恋，见怪不怪，无动于衷，人变得冷漠了。社会的无穷变化，对于形形色色的新视点，到了应该理性分析判断和作出正确选择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的过程不可能完美，也无法完美，因为发展和前行必然会有各种困难和阻力，《上海法苑》一文的结尾：“岁月无情，在销蚀生命的同时，也无情地揭示着生命中某些最本质的东西。时间又是最公正无私的镜子，一切虚伪丑恶都将暴露无遗。而一切善良美好的又都将光彩倍增。人，个体而言，那都是不尽完美的。”一位解放时已是师级的干部与多年未见的青梅竹马的发妻见面，提出的是与苦苦等待的女人“离婚”；几十年后，他丧偶孤身，又想到被离异、抚养了他儿子长大成人、仍未再婚的妻子，但妻子坚决拒绝了复婚之请。

     人生幸福在哪里？干想干的事而且能够成功，跟喜欢的人交往而且成为朋友，过想过的生活而且能够快乐。实际上往往相反，干的不是自己想干的事，交往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人，过的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当然，不喜欢的事，也会干成功。人很难选择自己的职业，计划经济和只能捧铁饭碗的时代，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即使有，随着年龄、家庭、孩子等等因素，亦决定你的已经是不多的选择，你以后也只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真正成功的人生是不多的，缺憾永远围绕着你。刘丹红说：“每个人如果一生中能够高尚怎么一回，这个民族就比较有希望了。”然而，“这一回”绝非人皆有之，有愿望不一定有选择的机遇。

     历史最后是表现人类与社会中最本质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将过去美好的人生变作永恒的体现。新视点，主要表现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对眼前的事业及社会发展的未来作何选择，作出选择后又如何成为现实，而这种现实，仍然需要选择，因为一切在不断地发展，人生离不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