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同 (1882—1961)，名文厚，字厚同，别号半醉老农，今运城市盐湖区郊斜村人。光绪二十一年(1903)考入甘肃省武备学堂，以优良的学业受到师长器重，毕业后被保送到湖北省武备师范学堂深造，在那里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民国元年(1912)1月，刘厚同组织和领导了甘肃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的反清起义，任甘肃军政府陆军部长兼总招讨使。后返回故里，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次年担任北洋政府京畿卫司令部高级参谋，民国5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时，为黎的一等侍卫武官。民国11年(1922)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曹锟部中将衔西北路军总指挥。民国17年(1928)绥远建省，刘厚同出任该省稽察处总办。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请刘厚同出任热河省主席，他坚辞不就，避居天津，以卖字为生。刘厚同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不抵抗政策，他针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提出“攘外便可安内”，主张与日军打“持久消耗战”，并提出了具体的攻守之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厚同任傅作义的上将衔顾问，但未到职视事。

刘厚同是傅作义将军的密友、智囊。民国37年(1948)2月，傅作义曾到天津拜访刘厚同，询问刘对时局的看法。刘对傅说：“军事为政治服务，政治为军事之本。自古没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者。蒋介石今政无不弊，官无不贪，我看其政权不会有一年半的寿命了。”傅对刘的看法表示赞同。同年10月，刘厚同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请，来到北平。傅作义安排刘住在华北“剿总”司令招待贵宾的联宜社。刘到北平后，地下党立即派杜任之、崔月梨和其取得联系。杜任之告诉刘，他从胞弟杜敬之(时为北平惠民医院院长，任傅总部参议)口中得知，傅受蒋介石严令，派出一支快速部队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杜说：“宜生(傅作义的字)此着甚蠢，中共的首脑机关岂能无重兵警卫，偷袭断难成功。即使取得某些胜利，他的部队损失也不会小。更主要的是此举必然加深中共的恶感，断了和谈之路。请你尽快告诉宜生，命令部队立即撤回。”刘厚同应杜的要求，马上给傅作义写信，指出：“孤军深入，兵家所忌，希速下令撤回，以保平安。”一日后刘厚同从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地下党员)那里得知偷袭部队并未停止前进，且前锋已过清风店。便再次致函傅作义：“沈阳不守，平津艰危，尚可分兵援晋乎?闻贵军仍在前进，传言已过清风店，远袭无后援，窍谓愈深入，其险愈巨。现前锋无论进至何地，敢希严令迅予撤回。否则，终必有悔，千万千万，即颂恬和。”此时，由傅部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率领的偷袭部队已进至定县、安国一带，在那里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傅作义遂下令撤回。

面对蒋介石败局已定的形势，傅作义心情矛盾，难下决心。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地下党要求刘厚同向傅作义伸明大义，陈清利害，珍惜他自己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和平解放北平，保护文化古都人民生命财产，为中国人民再立一功。杜任之说：“就国共两方对峙来讲，也可以叫做起义。与中共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宜生也不失一位英雄嘛!”刘厚同认为，解放北平问题可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发一个起义通电，同时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继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组成联合政府。杜任之、崔月犁觉得，要紧的是先让傅作义与中共接触，进行和谈，再根据形势的变化协商具体方案。两人对刘厚同说：“首先在北平实现和平，这对国家、对人民、对傅将军本人都有好处，请你努力劝说傅作义。”

刘厚同来到傅作义设在北平西郊的“剿总”司令部。傅首先问道：“锦州失守，东北国军已成瓮中之鳖，局势令人担忧，先生有何高见?”刘答曰：“春间我曾说过，蒋政权恐无一年半寿命了。现东北难保?中原残破，天下为谁之有已清楚了。你居华北五省重地，正在民命倒悬之时，似应速有决策，以慰四方之心才是!”刘知傅心情沉重，进一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莫过于提倡和平。我看此后国事不能再乞灵于战争，应以政治解决为宜。从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发展考虑，你当顺潮流，应民心，首先举起和平大旗，号召全国，我看各地会群起而响应之。”11月中旬，傅作义下了与解放军和平谈判的决心。

傅作义虽已下决心与共产党和谈，但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中共地下党又让刘厚同转告傅作义：只要让共产党和平接管北平，他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他的。刘厚同在与傅作义交谈时这样说：“商汤与周武原为桀、纣之臣，后来他们发动了伐桀、纣的战争，后世非但不视他们为叛逆，反以圣人赞美之。忠心要献给人民的事业，绝非忠于某氏；现为民主社会，民众有权罢免国家元首，官吏言忠，当以人民公意为准。蒋氏政权需要改造，人民希望和平，你循潮流，顺人心，起而倡导和平，人民箪食壶浆迎之忧恐不及，谁还会说你是叛逆呢！”刘厚同的一席话，说得傅作义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民国37年(1948)12月14日，傅作义派人出城与解放军平津前线负责人接触谈判，但仍想保存自己占领的地盘和军事实力，想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刘厚同在同中共地下党交谈中，也明确地转达了傅的这种意向。毛泽东主席在给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与傅谈判必须以他们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给傅以宽大待遇。双方这一巨大的差距，就造成了边谈边打的局面。1948年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华北兵团包围张家口，发起平津战役；12月5日，傅的嫡系主力三十五军被包围于新保安地区；12月22日，新保安解放，三十五军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同时，傅部一○四军、十六军在怀来一带被歼；1949年元月15日，解放军攻克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至此，傅的嫡系主力基本丧失殆尽。杜任之知道这一情况，立即去让刘厚同劝傅丢掉幻想，切莫坐失良机。

12月中旬的一天，刘厚同赶到中南海去见傅作义。傅心情沉重，道：“这下我的政治生命算完了。”刘不同意傅的说法，答道：“我看不见得，旧的完了，可以开始新的。宜生，你要认清形势，继续下决心走和谈之路。”刘厚同顿了顿接着说：“蒋要你南下，万不能从，去了只能使北方子弟与他同归于尽。现北平陷于重围之中，南下无路，西退亦不可能。时至今日，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还是顺应人心，和谈为上，现在咱们的谈判资本虽不如初，但和谈一成，北平免遭战火，保住千年文化古都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还是深得民心的。中共历来说话算数，咱们还是有光明前途的。时不我待，万不可一误再误。”刘厚同的一席肺腑之言，使傅作义当即决定再次发电毛泽东主席，准备再派代表前往谈判。

1949年元月7日和16日，傅作义又两次派代表与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31日，解放军首批警卫部队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刘厚同被选为天津市第一至第四届人大代表，市第一至第二届政协委员、常委。市政府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后又任房管局局长。

1961年病逝于天津，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