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海瑞驯“虎”》

      海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几乎都被搬上戏剧舞台。几百年来，古典戏曲中广为流传的剧目如《五彩舆》、《德政坊》、《大红袍》等，在世代人们心目中刻划了一个刚正廉洁的清官形象。尤其在《三女抢板》（即《生死牌》）中，海瑞成为反对权贵、主持正义的化身。

     封建社会的忠臣海瑞，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继续被人民的戏剧家歌颂。一出《海瑞罢官》，虽然曾让历史学家吴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海瑞其人仍激动着今天的艺术家，从海瑞精神中找到启迪人们思想感情的东西，挖掘能够引起现代观众共鸣的现实感。我省十场秦腔《海瑞驯“虎”》自问世和演出以来，受到读者、观众、专家的好评不是偶然的，荣获（1980-81）全国优秀剧本奖同样也是顺乎情理的事。作者（薛德元、刘克明、杨智）以娴熟老练的戏曲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历史人物海瑞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甘肃历史题材剧目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历史剧是艺术领域中一种独特的精神产品。俗话说“画鬼易，画人难”，其实古人这种“鬼”，正如茅盾先生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所说：“如果我们要画的是历史上的真鬼而不是作家想象中的鬼”是很难的。“因为要画历史上的真鬼，就不得不认真地做一番历史研究工作。”因而，历史剧的创作要有广博的历史知识，还要调动较之现代题材创作时更大的想象力。为了让古人越过浩瀚的时间长河，抖落历史沉积的灰尘，以活生生的神态来到现代文明的舞台，历史剧作者付出的劳动更为巨大而艰辛。

    人类在继往开来的征途中，永远有一种回忆往事的精神需要，除了疯子、白痴，历史的记忆总是人世间无法忘却的精神遗产。这种精神遗产丰富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增长后代人的知识和智慧，使我们一代比一代变得更加聪明。而历史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色彩鲜艳、具有一定社会目的的形象化的回忆。通过这种历史（包括人物、事件）的回忆，为的是揭示某些历史的真理。由于这样的真理是靠栩栩如生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历史人物去体现，历史剧也就因此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

    谁都知道反映古代生活，绝不是被动的、冷漠的和纯客观的。作者选择历史题材时，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带着各自的感情色彩。吴晗因为海瑞敢讲真话、敢斗强权的行为而有所感，终于“破门而出”，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勇敢地提倡“海瑞精神”；青年女作者颜海平深深为“玄武门之变”所吸引，对李世民的宏图大略赋予浓厚的抒情色彩；同样，薛德元等三位作者则从海瑞智斗胡总督父子的历史故事中获得灵感，为杰出人物的刚正不阿又机警智巧的品格而喜悦。态度严肃的戏剧家，总是会从古代生活中找到激动自己并企图感动别人的东西，这正是“有感而发”的火种，只有这样，古代人物才能活灵活现地来到我们的现实中，娓娓动听地向今天的人们讲述昨天、前天以至远古的文明。但是，历史人物不是泥人，可以随意捏合。人们常爱引用列宁的一句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许多年来，历史剧拿古人“开玩笑”的现象屡见不鲜。古人身后死非谁管得，提出抗议的倒是今天的有了政治头脑和历史见地的社会主义观众。所以，历史剧必须以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前提。

     海瑞生活在我国明王朝近乎解体的时期，在他死后三十多年就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可是对于这位历史人物却无论在生前死后，都广为流传关于他的颇有神奇色彩的传说。海瑞七十四岁病死南京时，沿江哭祭的人群延绵百里。死后十九年，社会上就出现第一本颂扬他平冤狱、理疑案的小说。时至今日，除了“海瑞戏”，还有不少“南包公”为题材的小说。四百年间，人民对海瑞的肯定和颂扬有目共睹。然而，这位海瑞的确又是一个顽固维护封建道统、忠于皇权、一生寄希望于明朝廷长治久安的“循吏”。他深信只要按他的改良的政治蓝图行事必能达到国家兴旺、人民富裕、朝政清廉的理想境界。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忠心耿耿为帝王效力，又无所畏惧地同贪官污吏、豪门权贵斗争；既冒死上疏，又为民匡正世风。从表面看不无矛盾，如果深入研究其内在规律，就不难发现海瑞的本来面目所蕴含的道理：他所以一生真地办成了一些好事如惩治贪官污吏、退佃除霸、平反冤狱、兴修水利、减轻百姓经济负担以及制止行贿歪风等等，原因主要是：一、他任县令、巡抚等地方官有实权，在职权范围内行之有效；二、他的利国利民措施，符合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上层头脑清楚的官吏的愿望及农民的某些要求；三、他的限制、压抑大地主、大官僚阶级兼并土地的行动，有利于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像吴晗在《海瑞罢官》所写的乡宦、前首辅徐阶就兼并农田达四十多万亩，大大超出统治者立法所允许的底线。这种肆无忌惮地突破法定权利的个人权势，激化了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为了调节上上下下的紧张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海瑞同乡宦的斗争是坚决的。由于以上原因，加上海瑞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他言行一致、不怕牺牲的鲜明个性，连反对他的何良俊也承认“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一铁汉子！”（见吴晗《论海瑞》）使他在明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能做出一些客观上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

    长期以来，清官被说成比贪官更反动、更阴险毒辣，这论点说起来痛快，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古代百姓到底应该爱清官还是爱贪官？答案显而易见。像海瑞这样实际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行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我们绝不能把权贵恶势压迫人民的强暴行径也当着社会进步的动力。历史进步的动力不是清官更不会是贪官；然而，人民寄希望于清官并不全是封建式的愚昧，还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封建时代的民众通过清官（尽管为数不多）不也更清楚地看到封建制度的黑暗吗？清官与贪官的斗争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但清官的每一有限的胜利不也给人民带来好处吗？

     从史实看，海瑞的政绩不能说一点没有服从人民的意愿。松江“告乡宦夺产者几万人”，未必不是使他同徐阶为代表的大地主官僚集团斗争更加坚定的一个因素。他离任后，那些地区的百姓还一直以“告状”这种斗争形式同权贵抗争。应该说海瑞是位悲剧人物，他严肃地以理想化了的封建正统观念苛求自己，使其意识不到的政治悲剧中充满了崇高的内容。他的清醒在于他的内疚：当淳安县令期间，他总结其行为的动机和效果是“初意直欲以圣贤之所己言者，据守行之，自谓效可还至。迄今四载，中夜返思：日日催征，小民卖子鬻产，未有完事之日；时时听讼，小民斗狠趋利，未有息讼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烛奸之智浅而弊犹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未见其功”，“有深愧焉”。（海瑞集）任应天府巡抚遭到弹劾，他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痛切陈词，说到他自愧未能成为与皇上授以重权相应的贤明有才的人，所以结果是“赋役未见均平，军兵未闻强壮”，“禁诬告而刁讼未息，禁浮靡而侈僭如初。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仰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种种无法根治的弊政和不公正的现象，使这个对封建制度和皇权有高度责任感和信任感的忠臣抑郁不伸，其中何尝没有失望和激愤！这种有志难酬的处境还不可悲吗？

     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来说，海瑞精神仍是可贵的。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同志曾号召全党提倡海瑞精神。海瑞精神可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从他身上是可以汲取一些精神力量的。敢讲真话，同时又激流勇进，言行一致，这样的品质在今天又有什么不好呢？

    写海瑞一生的某个侧面：如除霸、退田、平冤狱、上疏或清廉简朴、反对贿赂等，选择其任何一个侧面，都是有一定意义的题目。问题是如何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们熟知的情节中塑造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再现其本来面目。不靠神化，更不能丑化，而必须从历史的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应当说《海瑞驯“虎”》较好地做到了这点。

        剧本选取海瑞由南平县教谕（校长）升任淳安县令后，兴革县政、废除送迎礼仪，与为非作歹的权贵斗争的真实故事为题材。巧妙地对这段史实作了剪裁，使之成为符合戏曲特点的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从史料得知，海瑞在淳安干了两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是惩办耀武扬威、吊打驿吏的胡宗宪（浙闽总督）之子，查抄了恶少随身携带的数千两银子，派人告诉总督大人：“过去你视察总说不准铺张挥霍，严禁官吏骚扰乡里、鱼肉百姓，你也一定会严格教育子女像你一样做人，所以此人必是冒充公子的坏人。”胡宗宪听了，哭笑不得，只好自认倒霉；二是挡了巡盐都御史（征收盐税的高官）邬懋卿的驾。邬是严嵩的心腹，出巡江南无非是趁机大捞油水，又可借进贡讨好严嵩。淳安位于安徽至浙江的要道，这里地瘠民穷，过往上司及同僚却如蝗虫过境，送迎礼仪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海瑞给邬写了一信，抓住邬的漂亮言词：“素性简朴，不喜承迎”等，指出邬沿途巧取豪夺、大肆挥霍的行为同他的言论矛盾，义正严词又无懈可击地请邬大人不要来淳安。邬惧怕有失官体，只好隐忍改道。作者将这两则史料合二为一，集中写到胡公子身上。不仅具有历史的可信性，又更鲜明地表现了海瑞的斗智斗勇。作者不拘泥史料，大胆进行艺术虚构，目的是写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使之有亮度。第十场《审子》，安排海瑞的闪动智慧光彩的言行，将前面“认真（公子）为假（公子）”的全部情节豁然照亮：

      胡公子：（大喊）我不是冒充的呀！

      海 瑞：胡说！（离坐）胡大人身为钦差总督，平日里家规何等严厉，素来教子有方，何来你这样的逆子？

      海瑞又言：总督大人再三教导属僚，要廉洁奉公、清正克己、禁止纳贿、节俭爱民......如是大人之子定当躬先垂范以示百官。

     海瑞揭露胡公子的劣迹，又故意说此人是“冒牌公子”，迫使总督不敢认子，同时对海瑞满怀恐惧，其虚伪做作的丑态活脱而出。剧中双方心理活动在艺术表现上是真实的，动机及心态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并且是作者从史实中提炼出来的。

    同胡公子斗，旨在引出背后纵“虎”伤人的大“虎”。根据海瑞一生同大官僚阶层斗争看，这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斗争策略。海瑞从来认为官吏替天子管理百姓，百官走正道，皇上才好治天下。因而，作者对人物关系与冲突的设计、情节线的发展，无不处处照应这个最高目的。因此，驯“虎”不单是驯胡公子，更是驯胡总督一类人。海瑞驯“虎”这个剧名的含义与海瑞的政治主张十分接近。题义明，情节单纯，整个戏沿着历史人物的轨迹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达到高潮。

     再现历史人物本来面目，必须注意刻划人物时揭示其行为动机。为了歌颂其人，回避或害怕或任意改变实有的动机及其与封建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做势必模糊历史人物的时代局限性，结果，也容易混淆他们同我们在两种历史条件、两种环境下的行为的质的区别。海瑞精神只能是借鉴，并不能也不应该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混为一谈。作者注意了海瑞行为的动机和思想基础，剧中没有化妆演讲的痕迹，而是运用符合历史真实的细节和人物之间必须有的对白来揭示。如二场《闻报》，海瑞荷曲拐杖上场，用这根拐杖给老母祝寿，母亲接拐杖后唱：

    曲竹只堪做拐杖，

    参天翠竹做栋梁。

    要像那修竹竿竿直，

    节节都是忠义肠。

    忧国忧民人敬仰，

    曲意逢迎弃路旁。

    莫负为娘苦教养，

    匡社稷拯黎民大任承当。

    这段唱词意妥帖，海瑞四岁丧父，自幼受到母亲严格的封建思想教育，“孟母择邻，断机教子”并非虚设，对海瑞日后“道往古，称先王，遵礼法”有极深的影响。作者给历史人物的动机浓浓地写了一笔。

    在驿丞慌张失色地报告胡公子要来的消息后，海瑞痛感“天下事都被这般人闹坏了”，“朝廷法度岂能因人而易”，决心“匡正世风”，不随波逐流。这些都很可展示海瑞的内心世界，他的确将忠君、爱社稷、为民三者当作维持封建统治的不可分离的大事。二十八岁时，他在《严师教戒》自警词中说：人不要白活，要照孔子、孟子等的话学着做。他后来果然如此，言行如一。在封建社会，其实真用孔孟之道约束自己的人只是极少数。达官贵人往往拿圣人之言装潢门面。如海瑞在第二场中以愤慨的口吻数落了一系列腐败景象：“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玩弄权柄，横行不法”、“逢迎取媚，百般巴结”，无不出于他决意匡正世风、重振朝纲以救天下的抱负。因此，惩办狐假虎威的胡公子，他是理直气壮的。依据海瑞一生的表现，作者安排了第四场《驯“虎”》中的一段唱，颇有历史人物本来的神韵。海瑞数落了胡公子的罪状，决心做“洛阳强项令”、“前朝包文正”，“不学甘草温和性”、“拼将乌纱帽一顶，无非丢官去务农”。然而，海瑞并不是鲁莽从事的张翼德，面对具体的“虎”，他出奇制胜，有理有利有节。海瑞做官的威望正是从类似的斗争中获得的。五场《阻行》，“百姓夹道欢声如雷”的场面就可以让人相信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本来面目的海瑞的形象，他的动机、言论、行为、目的都属于他的时代；他又是今人可以理解、可以认识，能得到感情共鸣的艺术形象。

    海瑞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以他为主人公写戏难度很大。历史给剧作家的限制越严，剧作家的才华也越是能够显示出来。因为剧作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限制，硬是要在历史的苛求中驰骋，取得艺术上的自由。

    二、在戏曲化的意境中塑造人物

     近年来，新编历史剧在戏曲化方面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就，《海瑞驯“虎”》正是在戏曲化地再现历史生活、尤其是创造戏曲化意境方面引人注目的。

     海瑞同胡宗宪父子的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特殊斗争，是在浓厚的戏曲化情境中展现的。剧中的海瑞所以让人可亲可敬，感到有血有肉，正是从情境交融、情中见境的独特的戏曲意境中展现出来的。戏曲写意，同它以歌、舞为主的剧诗形式有历史的关系，也同它产生以来的舞台条件有关。舞台上空空如也，却可以满台是戏。戏曲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并不固定环境，舞台环境或者具体的生活环境，是人物自己用语言、行为体现出来的。因而，人物上场，环境也随之带出。例如胡公子走州过府，搜刮民财、抢劫民女的行为，是靠戏曲化的对白——自报家门，自我表白性质的人物对话和众家丁耀武扬威的气焰中表现的，目的是造成全剧必须的舞台气氛。空空如也的舞台也就产生了让观众联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小都管突然“啊呀”一声，大叫“淳安县去不得”，“知县海瑞扎手得很，甭说捞油水，弄不好还得招祸”。在这里，让人联想的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一下子具体了，原来第一场《路劫》的用意就是突出那个尚未出场的海瑞。一声“啊呀”，造成戏曲悬念。第二场《闻报》到四场《驯“虎”》作者以三个场次多层次地塑造海瑞，如本文分析历史的真实部分所指出了的。作者都以戏曲化的笔触，着力于海瑞抒情式的感情描写，揭示人物行为的动机及思想基础，让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言行可信。

     在看来固定了的淳安县后衙这个具体环境中，海瑞的感情从一幅松鹤图、一根曲竹拐杖上迸发而出，不仅使情境交融，而且使舞台上“窗外数竿翠竹”的实景显得“意境深远”。落笔于母子情深的戏，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海瑞对母亲的孝行和他的誓言，随后对下属说的话，很自然地为他后来的驯“虎”作了注释。海瑞与胡公子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冲突的结局必然是引向胡总督之流。到了四场，作者成功地实写驯“虎”——胡公子，虚写胡宗宪，深化了驯“虎”的立意。步步紧逼的实写，把海瑞刚正不阿的品格刻划出来，对话真是掷地有声：

       海 瑞：接官亭乃是迎接官员的所在，请问公子现居何官？

       胡公子：我爸爸是总督，算不算大官？

      海 瑞：令尊虽居高位，与你何干？

      胡公子：我乃总督公子哇！

      海 瑞：总督之子与庶民百姓又有何异？

     作者对海瑞的行状写得越实实在在，背后隐藏的虚写的“以真当假”的意图越传神。海瑞当场下令将公子打翻在地，将观众注意引向放“虎”行凶的那个真正的恶虎——胡总督。

    海瑞“认真作假”的计策成熟之后，留给观众的是一个新的悬念，于是观众的联想还须展开翅膀随着作者的笔触延伸，驯“虎”的立意在形象冲突之中加强和深刻化。为此剧中出现另一条情节线：严州知府范秋桐的“认假为真”。范知府不择手段地攀附上司，带来荒唐的后果。作者用了三个场次，结结实实地讽刺这个巴结逢迎权势的昏官，自作自受，颇有喜剧性。这一切还是为了对比地强调海瑞的驯“虎”精神，借对立的形象为海瑞作出评价。

    真假公子两条情节线，在剧中平行发展，到第十场有机地拧在一起，走向高潮，如同收网时鱼儿跳跃起来一样。作者采取传统戏曲组织冲突的方法，联系前九场的伏笔，可以看出其组织戏剧冲突、解决矛盾的匠心和功力。观众头脑中的意境不断扩大充实，使最后一场的高潮具有激流直下、十分壮观的气势。戏曲的表现力是很强的，《审子》中波澜起伏、富有层次的戏剧冲突，组织得松紧有致，奥秘何在？恐怕就在于作者善于通过人物内心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冲突塑造海瑞、胡宗宪一正一反两个人物。人物之情同具体的境是相冲突的，胡宗宪欲认不认、想认怕认、真认假认等等心理活动，同他自己的身份、地位相关。充分写人物的情，就能够将他所处的境具体化、形象化；而海瑞恰恰是机智地利用对方具体的身份及所处环境的矛盾心理，不把纵虎下山的大“虎”引出誓不罢休。全局立意到此得到生动地体现，驯“虎”者，为了歌颂海瑞精神，即吴晗在《论海瑞》中说的“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生命投入战斗。”在这个剧还要加一个形容词，海瑞是机智地同坏人坏事斗争。

    最后，还须强调一点，历史剧虽然是画真“鬼”（古人），但却必须以今天的活人的现实感情去体察历史人物，要形象地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只有一个秘诀，就是把历史人物当作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七情六欲的人来写。《海瑞驯“虎”》的作者深得个中三味，这个戏中的古人在动真感情。成功的历史剧告诉我们：沿着一定的历史轨迹，向纵深的人类历史领域创作历史剧，有着广阔前途。为了今天、明天、遥远而美好的未来，剧作家应该大胆拿起笔展开历史的波澜壮观的卷面，塑造更多的新鲜的历史人物。

    优秀的“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

   【附言】关于清官的评价与秦腔《清官泪》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我从下放地区返回兰州，调《陇苗》编辑部。那时，省剧目工作室决定出“甘肃传统戏曲整理改编汇集”，这其实是文革前长期从事的工作，只是后来无奈中断十余年。编辑同志找我谈及此事，但自己并没有具体的目标，于是任由他们给了一个待整理或改编的剧目——《化墨珠》。这个本子以前没有见过，其内容现在已没有印象。可是，当时却产生强烈的冲动，觉得可以改编为一个清官的悲剧，也许有新意也可能有深度。于是所谓改编，人物、情节、思想等都须重新结构，无异于完全意义的创作。

     然而，如果将制度的优势，放在让人民寄希望于“好官”、“清官”，一地、一单位因为一位或者某几个“清正廉洁的公务员”，才能感受制度的优越和前途，这显然本末倒置了。按说不论何时何地，在优越的制度下，所有的“官员”或者曰“人民的公仆”都理所当然应该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都毫无例外地应该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而不是依靠“清官政治”去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有权监督一切为政者，要求其一言一行都必须按制度的要求为之；但实际上，许多有权者其行径往往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数不胜数的一茬接一茬的腐败“官员”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于是，人民群众不得不将按制度办事按原则办事按法律办事的企望，寄托于可能出现的“好官”、“清官”身上。如果现实到了这样的境地，那么即使出现几个“清官”，也不能不是一种悲哀。 就文艺作品塑造的“清官”而言，其命运常常带有悲剧色彩，仍以海瑞为例，他严肃地以理想化了的封建正统观念苛求自己，使其意识不到的政治悲剧中充满了崇高的内容。这就是说，许多“清官”的所为，往往并不被所处的社会环境认同，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绝不同流合污，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绝不向命运低头。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些为民爱民的“好官”，个人的结局却是可悲的。我写《清官泪》，亦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剧本出版后，据说有地方剧团搬上舞台，只是不知效果如何。                       清官政治应该看作是一种弊端，如果靠官员是否清正、廉洁、勤奋、能干，决定社会是否能够进步，民生是否能够改善，就说明制度并不能保证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我们很容易看到，一地施政成功与否，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好官。 事实上，单位内部的价值、效率、心理、情绪皆系于所谓的老大，即一把手（被叫作一号、老板等）的优劣。一把手通常以“组织”自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某部门问一把手在干什么？多半“无可奉告”。被下属认为优秀或者好的一号，也就是待人处事多少能通情达理、对部下时有关心和理解、遇事尽量少推诿；表现恶劣的多霸道不讲理、主观臆断、文过饰非、对下级不关心等。干部职工议论中以有好的一把手自感庆幸；落到坏领导之手则自认倒霉。中国的事，绝多同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个人素质、人品息息相关。

    长篇小说《抉择》、《天网》改编影视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清官拯救黎民、解决难题。可是，不依赖清官还有其它解扣的办法吗？！评论以为这类揭露式作品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这就是现状，而且会继续下去。一个社会，不断产生出现清官的环境，说明人治大于法治、人身依附、清官政治等问题，未引起真正的重视，更谈不上积极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