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惩治犯罪遇到的文化阻力 ——《中国大案录》的启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9.18大案》、《金海岸》等纪实性公安侦破电视片，实实在在地叙述事实，将通常容易笼罩神秘色彩的案件，以其本来的生活状态整体端出来，使观众不仅满足了好奇与探知心理，也从中对犯罪这一畸形社会现象有了新鲜而深刻的认识。反映公安题材的纪实作品再度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话题。1996年100集《中国大案录》继续扩大公安侦破的纪实天地，从已经播放的《西安大追捕》、《95打拐第一案》、《阿斯林侦破手记》三个大案系列电视片看，抢劫杀人、拐卖妇女、盗窃金库等不同类型犯罪活动，除表现案件发生和侦破过程中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更突出破案时遇到的重重阻力。

   我们往往注重对罪因的揭示，从而认识和把握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的因素，以便寻求积极预防和有效打击犯罪的对策及措施，进一步动员全社会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但对侦破所遇到的阻力，则视为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与曲折，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程序，而缺少深入的思考。其实，这阻力恰恰应该看作是犯罪活动之所以得逞、犯罪分子一时可能逃避打击的社会原因，许多时候这阻力还构成犯罪分子藏身的小环境。虽然这些电视片限于篇幅，不能对阻力的成因和深层表现进行解剖，《大案录》仍提供了阻力的事实和形态。

   人们必定惊异于在西安大追捕中依然敢策划更凶恶的犯罪计划的逃犯黑子的行为，黑子在全城乃至全省、全国缉捕氛围中，竟能继续纠结一拨亡命徒组织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这个毫无人性的家伙在逃亡中，居然一直有情妇伴随。公安追捕的一次次受挫，不能不说与黑子赖以生存的那个被他左右的小环境有直接关系，阻力正是来自小环境对黑子的庇护。小环境中的人是活生生的社会的人，最典型莫过于黑子的情妇。在二人依存的小天地里，女人千方百计为男人像狡兔似地挖掘三窟。由是，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严酷的现实：当公安机关日夜部署抓捕罪犯和打击犯罪的同时，反追捕反打击的对抗也在密谋策划中发生。于是，真正要侦破全案，不少时候反而须将主要工作放在解决罪犯安身的小环境上，例如：黑子的情妇实则是关键人物，她也就是侦破时的最大阻力。

    拐卖妇女是一种最丑恶、最野蛮的犯罪，其交易以践踏蹂躏人格与尊严为前提，《95打拐第一案》中不时听到犯罪分子口口声声将女性称为“货”，“货到了”、“快取货”、“这批货不错”，女人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打拐的艰难在于，买主无不是急于成家的农民，自恃“花钱买货”无所顾忌。一旦公安人员上门，买主及其所有亲友甚至全村人共同阻碍解救，客观上为拐卖犯罪建起避风港。打拐的阻力来自随意侵犯妇女意志和人格的愚昧落后观念和维护既得利益的群体性行为。

   监守自盗的刘玉勇其人，从银行金库一次盗走近250万元出逃。侦破该案的阻力主要来自他的那些讲义气的哥儿们，有的人即使觉察到罪恶的阴影，仍抱定“这时候不能出卖朋友”的所谓原则。使得案情云山雾罩，后来一经揭开又是如此简单，倘若哥们“并不义气”，案破何难？

   上述三案，清楚地看出犯罪分子为了最后的得逞，必定充分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借他人之手编织“迷网”。“他人之手”可以是人财物；也可以是观念的例如哥们义气，归根结底是具体的人与社会的联系。这就说到文化阻力的问题。分析三案侦破遇到的阻力，共同点是有一种对犯罪分子有利的变形文化在起作用。

   文化就其实质是指人与社会的联系和相应的评价。这种广义的联系自然包括具体的人际关系和人在这种关系中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人与社会联系的错综复杂，从而产生或发生形形色色的文化，其中必然有犯罪者与其相关的人种种社会联系，他们有自己的小环境、有大致相近的价值观、人生观，有较接近的或互相欣赏的生活内容，他们中间倘有人犯罪，其周围的人如亲属、朋友、同事、情人等等就可能立即按照既有观念、习惯、思考方式总之既有的文化认识判断和决定对待该罪犯的态度以及包庇邪恶的办法。除非跳出原来的小环境，检举揭发或者劝其自首；否则，他们一定会选择包庇窝藏的歧途，有的人更同流合污，与哥们一起走向深渊。这种有利于隐蔽罪犯的文化，故且称之为“黑色文化”吧，因为，只有当司法机关惩治犯罪时，日常隐没在社会方方面面、难于显现的、被社会否定和批判的这种文化，才忽然冒出来似的，而且公然成为侦破过程中面临的阻力。

   《中国大案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最发人深思的是提出了如何认识和对待“黑色文化”阻力这一社会问题，它似乎无形却有形，似乎无声却有声。为此，我们应该大力弘扬提倡主流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这一社会文化主旋律；同时，加强对其它文化其中如“黑色文化”的分析和清理。《中国大案录》已经摆出了诸如黑色文化的事实，进一步揭开其来由和危害乃当务之急，不仅有利于打击各种犯罪；也有利于从文化视角深化和强化预防犯罪的意识及措施。

                                                       1996.12.13

  （附言）提出“黑色文化”，是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其逆主流文化而动。这种东西似乎无形却有形，似乎无声却有声，任何人除了生活在社会大环境里，还有各自的小环境，犯罪往往在其直接的小环境中有其生存土壤，罪犯在那里实施罪恶有得心应手之感，这样的“黑色文化”今天仍不时露头，自觉不自觉地妨碍执行公务，不少时候直接成为办案中的阻力；也成为罪犯的脱逃通道。因此，我们打击犯罪一定要同时注意其所处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202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