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元旦，对于兰州人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人们涌上街真正是为了逛一逛久违了的大市场，而这个突然间变成市场的地方，竟是东方红广场和体育馆，一种奇特的新鲜感，让广大市民仿佛去参观景点般的欢快。 

    兰州体育馆变成综合市场，今日开张，拥挤不堪。市场这玩意，多年来不知怎么折腾，人们最愿意看见和掏银子的地方，一会有了一会不见了。70年代后期开始倡言经济，那时我在武都。看见几条小街小店门前渐渐出现小摊，其实是将屋里的货摆到街面，这就忙坏工商城管一干大盖帽，三天两头上街维持秩序。今天说只能一米内摆摊，明天松动往外挪一点，后来加以限制，上面检查市容卫生；某天，干脆要各摊点打道回府。还是那个店还是那个摊主，都不知该怎么适应形势。终于有一天，小县体育场忽然也成了活脱脱的大市场，人流汹涌，一派欣欣向荣。如今，市场遍地开花，如我这样上街就是进书店的人也时不时在市场走马看花，偶尔心动，下手也买它几样。逛市场如今成为人民大众的生存要素和休闲乐趣，自然领导及管理者得以视为自己的政绩。

    次日，到统办楼13楼宣教处，小肖说：“元旦，中央台为什么安排《老少爷们上法场》？应该是上市场”，大家都笑。同肖聊天，说外地出现私立贵族学校，他们处里几个年轻人，从星期一讨论到星期六，还是想不出“下海”干什么？广场职工市场，开始牵线画圈，便于摆摊。而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能不能经商如何经商，其实难以哉！

    省电台也积极配合，搞一个“星期天你好”现场直播，说今日职工市场人太少，原因是职工缺乏进货渠道，商品单一，卖不动。有消费者投诉，假冒伪劣坑害人，找工商却不管。电台主持人气愤地说：纳税人养活他们，却不为纳税人办事！形容商店见顾客开始是俯首甘为，出问题找他们便横眉冷对。下午，同妻去体育馆市场，买羊毛女裤55元、我的衬衣10元、《山不转水转》磁带5.50元、黑妹牙膏1.38元、压缩饼干一包1元，我们纯然是“海”之源也。全国经商，几十年翻来倒去，历经曲折，阻力重重，真正实行起来，具体地不过就是卖茶叶蛋老妪的观念而已！

    不过，人生终于有了多种选择，内蒙工人到石狮批发衣服，说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人可以选择，问题是愿不愿意选择，会不会选择？年龄是一大关口，现在该是年轻人的时代，对于我这一代只能静观、旁观、容忍、自我解脱，根源于不能不靠国家发的工资维生。上海有位教授上课时颇为自得地问：现在还有谁被那份死工资（可怜巴巴的几个薪水）捆住手脚？！“我就不知道自己每月工资是多少？全让老婆管嘛。出去讲次课抵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收入！”如此潇洒的言论，只能是并不多的人群的选择，而且他依然拿着一份固有的（如那位在学院有一份不菲的薪水，又到校外讲课或讲座的教授）工资。市场经济，有了灰色收入，工资外收入增加是有了市场经济的表现，所谓人无外财不富。中国绝大多数人还被固定的国家给的工资决定自己和家人的一切，如果过去的人走出“靠机关事业单位固定工资”而生存的死局，那么历次运动挨整的人就绝不会苦苦挣扎在那个要整死他的窝里，他可以作另外的选择。回望过去，一个人被打成什么什么，戴上“帽子”，送去劳改或就地“消化”，仅仅给十几元生活费，这个人尽管受尽折磨、苦难，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为什么？一个根本内因就是他不得不依赖那十几元生活费，别无选择！

    一位江西法制报老总说，退休后选择投资承包鱼塘，当起老渔翁，去年净赚六七万！他带话说，热烈欢迎各位老总上他的“世外桃源”游。当然他依然拥有一份退休工资。新的选择应该是，彻底脱离原有的那份工资，毅然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开放时代才出现的自由选择。广州父母吓唬孩子：“你不好好学，长大了让你当干部！”

    如今处处说富道穷，话题显然与过去不同 。如何富起来？如何不再贫困？其实是改革的目标。贪腐、投机、玩阴的之类，不用说是我们必须打击的行为；但怎样致富，让中国人真正走上踏踏实实的致富之路，并非易事。制度、政策，特别是要有真心实意为人民的带头人，行之有效地干工作。通俗歌曲得以流行，同实实在在表白人生的歌词有直接关系。“胸怀朝阳干革命，高举红旗永向前”之类，尽管朗朗上口，大可谱曲放歌，今天听来却有隔世之感。代之以“外面的世界好精彩”、“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奇怪”，衣食住行统统纳入词林，歌颂能挣会花，爱你潇洒走一回，每日每时从卡拉OK厅流溢的大白话音乐语汇，淹没了生活的大街小巷。什么时代唱什么歌，当眼前的的确确越来越富裕的时候，所有的歌便不约而同地贴近现实、贴近人的胸口、贴近生活的鼻息，时下的流行歌曲，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社会从内容到形式的由穷至富的千变万化。

   这千变万化，最突出地显示于分配与消费上不同层次的反差，亦即人们口头常说的“富”与“穷”的对照。面对一些人先富起来，特别是一些人暴涨似地富起来，使日子虽然比过去稍有起色的其他人，相对而言不免产生失衡之态，形容自己，曰：“穷”。

   在鲁迅的故乡，极难见到阿Q态的人物，除了那顶著名的毡帽被当了旅游纪念品，阿Q式的“老子先前阔过”、“儿子打老子”等等精神胜利法则，统统被富起来的阿Q后代抛到九霄云外。为什么呢？皆因阿Q之时乃真正的赤贫，岂止不曾阔过，干脆一无所有，又无以致富，于是只剩下语言的自我安慰。笔者从温州考察归来，最大的感想是只有社会富裕、人民群众富裕才能真正驱逐阿Q习气。如今，阿Q气在淡化，昔日的闰土正在振奋，温州人的自我是充实的、向上的，他们中许多人十分富足，与农村、城市尚未先富的人们相比，堪称“富”也。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刀切，一拉平，大锅饭......中国过去制富致穷之举发明可谓多矣。今日也颇有余风，被形象地比喻为“红眼病”。不过，都无法抵挡国人致富的脚步。眼再“红”，是你自己“点眼药”的事，与手脚放开的致富者并无干系。

   清人沈起凤有小说《换形乞丐》，一个名金蛮子的乞丐，一天，“乞于富贵家，归而痛哭”，妻子问其故？他说：“人生等七尺耳，被魇膏粱，衣文绣，日拥娇妻美妾以为乐；而我寒馁若此，何狠心阎老，不公一至此哉！”这个金蛮子以贫穷对比富裕，愤愤然指责“阎老（或曰老天）”“不公”。于是，“阎老”召见，给他换了舌头、肩背、下体，告诉他，从此可以饱餐山珍海味，衣着绫罗毛裘，夜有美女相伴。他大喜过望，回到阳世。次日，妻子照旧仍赠之以残汤剩饭、破衣烂衫，惹他大怒，说：“你怎敢羞辱我？！”妻子不明就里，惊问何故？于是，他煞有介事地讲述“阎老”如何赐以富贵生活，妻子听后大笑：恭喜恭喜！只可惜忘了一件事，你从上到下换了个富贵身子，就没有换到一个富贵命。作者说这事虽属游戏之谈，然而世上类似的人何曾少过？今天，倘以“乞丐”比喻害“红眼病”又梦想坐享其成的人，二者的心态是十分相似的。

   笔者以为，今日说富道穷绝非以“乞丐”之“红眼”，大叫社会不公。所谓换一个富命，是必须付出走向致富的切实行动的。在江南，求神拜佛风行，一些人明明致富有方，合法经营走上脱贫之路，却祈望神灵保佑其富永驻，这些今日富翁或“小款”、“大款”的心理状态，仍是穷怕了的后遗症；而尚未富起来或相对于大富者还不免发窘的人，万万不可仿“乞丐”做“富贵梦”，怨天尤人，指望天上掉馅饼，固然也是穷怕了的折光，但靠此心态是断断富不起来的。因为，从来没有救世主，“命”在自己手里。阿Q糊里糊涂地结束命运时，高唱“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其实，“好汉”在现时，必定大大嘲笑“二十年”前的那个贫穷而不明事理的先人。

   面对“下海”的磅礴气势，我和几位实实在在的“知识分子”，竟然也动了破浪前行之心，盘算从未想过的“致富梦”，证明“臭老九”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一天，终于集结八九人，讨论得热火朝天，大有翻江倒海之势，最后想出一招，就是我们有人掌握着一部尚未译制的外国动画片，能不能去南方找到投资人，推向市场。于是大家凑钱，由一位亲自去南方，结果，一个月到处碰壁，没有企业家感兴趣，无功而返，落得一场笑谈。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考虑“下海”，还是留给能够经商的能人吧!自然，我们也不犯“红眼病”，看着社会越来越繁华、越来越多彩多姿，更加促进我们做好各自的工作，这应该就是面对“大海”的心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