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体】1992年杭州行及沿途采访--中西部法制官网普法门户网站-www.zxbfzttv.com

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找任教的大学同窗金登才，晚7点才到他家，又与在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张斤夫通了电话。自1965年中戏毕业，很难与同学见面，皆因我处甘肃，大家极少有机会到西部。66年，孙波老师来兰州，忘了她是为什么事，不料我和校友曹、赛都被工作团打成反革命，没见上，倒将消息带回学院。平反后，以回学院恢复名誉为由，我们去北京，其实没人当回事。

1992.4.5 大世界

上午到车站，仍买不到杭州票，发现用记者证可购当天的。

到大世界，门票2元。青海杂技团、沪剧《叛逆的女性》、还有所谓自我娱乐，观众上台参加猜谜、歇后语如枕头——置之脑后，芝麻掉进针眼——巧哪。动作谜：从一个盆里拎出衣服——一衣带水。一群少儿，其中一个貌似二十多的女子，自称12岁，数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西条腿，看按数字顺序可数到多少。一群青年男女，每人至少说5个字一句话，后面的人接字尾，接不上的要唱歌，居然有一甘肃人，唱《红高粱》之“好酒好酒”。

1992.4.6 杭州

早，下雨，7点到火车站，8点才开始记者购票。一男子非常热情，说门口有跨省汽车直达，12.30元，要了1元服务费。上车后，统共才8人。经虹口、吴淞、青浦、嘉兴、桐乡、余姚到杭州，4个半小时。共吃4个大肉包，每个1元和昨天买的鸡头、鸡翅及鸭梨等。中午在火车站外找到会议接待车，送我1人去解放路烟草大楼，与上海法制报老总吉安国一室。2人间90多元，会议收费1人33元，伙食1天30元。

1992.4.7 全国法制报刊研讨会

全国法制报刊研讨会，47人。西藏、山西、宁夏、重庆、广州缺席。东道主浙江省司法厅厅长于国强、政法委书记夏仲烈首先讲话，谈到经济，浙江乡镇企业发达，倒霉在没有煤。西湖引钱塘江、富春江水，倒进几万担螺丝。在环保、修高速上下功夫。目前，全省开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次研讨以法制与经济为主题，法制报刊如何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形势？

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新闻应突出新的经济问题，天津法制报集中报道大中型企业，领导分人包干到企业蹲点，解决人浮于事、疲软和走出低谷等问题。江苏法制报将经济法制报道摆到中心位置，为破“三铁”（铁饭碗）提供法律服务。为吸引眼球，各家抓热点、挖深度、搞追踪。

经济法制新闻，须从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关系考察，从经济主体行为（生产、经营）到有关部门依法对经济行为的管理、监督到司法机关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保障、服务都可以找到报道内容。加强以案说法，突出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例，重在评点和读者参与。

《中国法律大全》一书的经济法篇，分出18类，350多个。经济活动是渋及面广、辐射力强的社会活动，贯穿企业-市场-社会全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视角，都可以对社会经济现象分析解剖，从普遍性的经济现象观察潜藏其中的社会和法律问题，进行深度报道。上海法制报请专家上课，要求记者编辑学习经济法及相关社会学科，提高自身素质，否则写经济新闻和案例，内行不愿看，外行看不懂。或枯燥乏味，令人生厌。法制报要跟上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在观念更新上做文章，有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

1992.4.8 绍兴

早7点出发，经萧山，过旧钱塘大桥到绍兴交界，县交警开摩托、警车开道，沿路皆见流水，绍兴县无县城，包围着绍兴市，系全国十大首富县之一，年财政收入3.5亿，130亿产值90%为乡镇企业贡献。参观鲁迅故居、私塾、百草园、卧室、陈列馆，街名鲁迅路。

中午，咸亨酒店，旧式门面，可食著名的茴香豆及田螺。街上有孔乙己商店，绍兴特产是茴香豆、腐乳。中餐有一鹅掌抽骨，开始以为是鱿鱼丝。每人送一把筷子，包装纸上竟将咸“亨”写成“享”！实有辱鲁迅故里之文风。饭后去沈园，这是我中戏时就向往的地方，岂料进园就听一个什么厂发出轰鸣。沈园很小，又被许多楼房包围，在这里要静下心想陆游与唐惠仙的爱情，毫无情趣可言。1962年中戏讨论话剧《钗头凤》，今天觉得当时的争论十分荒唐。园边有永福庵，陆游曾在庵堂高处张望，企图再看一眼“错错错、莫莫莫”的恋人。此刻，一切只能靠内心体验，面对实景，完全没有一丝浪漫。因为过去曾经对《钗头凤》的诸多左的议论，今天自己则感慨万分，古人从没得罪我们，今人却非要同他们过不去！到离城3公里的湖东，周恩来故居，1939年曾来此。东湖奇观天下无，在于人工高凿之石壁下，系秦始皇、隋炀帝以来数十代不懈地挖掘出的一个大湖，达40亩，堤上不远是河，与湖相通。泛舟进石壁一线天之间，抬望高处，无不神秘。有郭沫若题诗。划船者正是闰土式打扮，毡帽可购，7.8元一顶。

1992.4.9 我的发言

各地发言，法制报的生存问题，是否搞自负盈亏？总编压力很大，不得不为厂家写报道，登广告弄钱。有厂长说以三铁破三铁，绝不是轻松的，工人提菜刀拼命。法与经济，法制报的优势是将它生动化具体化，普法的根本目的应该还是为发展生产力。

我发言渋及多方面内容：1、当前腐败和不正之风根本表现是分配不公，经济的这种不公，永远是法制报揭露和打击的重点（兰州某区长二进宫的案例）；同时要宣传依法维护、发展、促进正当权益。问题是罪与非罪，今天与几年前的认识不完全相同，有的经济案过去判投机倒把或其它经济犯罪，今天看却属于正常的经济活动。当年的能人即前落马者今日亮相实为改革者，对此执法部门如何看？2、现在真正的落伍者在党政部门，除了违法犯罪的，还有大批安于现状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他们中又有官清却不安民的，有官勤却不富民的，他们对改革不积极，更谈不上支持创造精神；3、发展中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社会动向、苗头、趋势、倾向，层出不穷，法制报应该大有可为。天水一女子给报社写信，称不回信便自杀，这件事实质上反映改革中面临新的社会问题，如何转移需要重新安排的人员？租赁问题，国营租柜台，本是搞竞争，结果反而巩固了铁饭碗。后来搞招聘、投标，又全是走过场。形式主义泛滥，是非常可怕的现象，人人演戏被揭破后，仍然人人演戏。报纸上也是搞许多形式主义。企业怕批评，花钱买表扬。我们经过调查公开批评一个厂内盗成风，兰州一些报纸拿了他们的钱，以广告形式表扬这个厂管理如何好。这次来浙江，我祖籍温州，但从没回过父辈的老家，很想回去亲眼目睹那里改革开放的实情，看看“温州人”已经走了多远。

1992.4.12 义乌

早6:40乘397次杭州-兰溪-义乌，19:53抵。同座操浙江普通话的中年男子说现在当干部二三百元没人干，他指义乌铁路两侧的农村，一个小村，百万元的就有一二十户，一百多家有四五十户开服装厂，一个厂十几至四五十人。农民不种地，雇人干，一天20元加烟酒得30多元，也不施肥，种红花草，喂牛和当肥料。

离开杭州，满脑子是“温州人”，从小就知道父亲是温州人，自15岁离家却再也没有回去。我对“温州”一片空白，五十年代，武昌家中偶尔会有老家亲戚来，似乎对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家很羡慕，尽管父亲每月仅七十多元工资。如今，温州人被形容成中国的犹太人，足迹遍布世界，并且最早启动开放，温州人与财富划等号。在中国人口大流动中，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所到之处都能发现生财之道，生存与搞活划等号。温州人，吃苦第一，在甘肃武都那样偏僻的山区，照样靠小买卖、不起眼的手艺扎根，悄无声息，活得有滋有味，理发、修鞋、弹棉花、裁缝、换塑料盆等等，都是当地老百姓不屑于顾的活计，他们则忙得津津有味，不显山不露水，一家几代人移动而来。我认识的鞋匠，开始只他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儿子来了，媳妇来了，又过了不久，孙子已经能够跑了，又不久，亲戚一家一家来，开了店，有了门面。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一家一家走了，他们都在家乡盖了楼房，有了另外的更活泛的生存门道。尽管四海为家，他们与当地人极少通婚，偶有村姑被看上，必定被温州人领回去，那个男人绝对是个木匠。温州人，在外靠的是信誉，诚实，遵纪守法，所以没有听说当地什么人难为他们......

义乌，一下车就有点头皮发麻，一片嘈杂，到处是人，拥挤不堪。站外全是饭馆、旅社（5-10元不等）。乘公交0.40到达小商品市场，下车对面是轻纺公司招待所。住四楼，6.50元。正值全国市场会议在此召开，到处红布横幅。

小商品市场，举世闻名，分新旧两部分，14000多摊位，每天外来人10万，弹丸之地，要解决如此多流动人口的需要，不能不是麻烦的大事，乱糟糟正是这个商业消费城市的主音。

义乌城市不大，因为小商品极其繁荣，一切围着市场转，处处摆摊。唯一有新样子的是商城，系另一处高楼建设的一条街，以高档时装为主。总的印象，义乌也是我少见的脏乱差的城市，汽车站里堆满甘蔗皮，城中绣湖，周边没有树，没有任何修饰。满城张贴性病广告，同时又刷满综合治理标语。

义乌是浙江实行出让国有土地试点，3万多平方米，售价4千多万，卖给企业和个人。八十年代，创办小商品市场，九十年代闯出转让国有土地，现在正将义乌之举推向其它18个市县。义乌大胆鼓励农民进城经营小商品，鼓励他们盖房买房，动员大众投资建设新的更大的城市，他们说这叫走自己的路。

在市场，看到挂“共产党员”红牌的摊位，看到执照上是夫妻、母女、兄弟、妯娌、父子等等亲属关系的摊主，人头攒动，欣欣向荣。

晚，难以入睡，好像没有白天黑夜，熙熙攘攘，昼夜噪音。后半夜，仍是进进出出的人，觉着他们都肩挑人抬争分夺秒地采购转运，永无歇息。

过桥米线3元，油炸米粉包豆腐一个0.10，稀饭0.20。小饼肉葱馅1个0.30。肉丝白菜面1.50。

1992.4.13 义乌采访

天未亮已如闹市，早早醒来，出门找新住处，县一招，三人间，7元一天，早餐0.85（稀饭随量，2个馒头、一碟咸菜、半个咸鸡蛋）。

政法委安排综治办主任龚桂宏谈义乌怎样发展起来的，过去（直到1987年）农民都是用鸡毛当肥料，用红糖换鸡毛，有了无数走乡串户的货郎，有的还是女人，市场外的塑像就是摇拨浪鼓的女货郎。义乌传统上有一条街，是群众自发形成的交易市场，用鸡毛换红糖的农民，进城带点针头线脑小百货，人挤人，很热闹。三中全会后，市上投资几十万元，建立了第一个小百货市场，上千摊位。1986.9.26在老市场基础上征地60亩，投资几百万，摊位有4千多个。接着搞针织市场（小百货有三大类：服装、针织、小百货），有两千多摊位。摆摊的多是本地人，90%是农民。1992年，就是现在眼前看到的，建成小商品世界，凡申请执照的，投资2000元，共有1万个摊位，投资2千万元。新旧市场有14000多摊位。新的小商品市场使义乌走向全国甚至世界，搞批发，40%是义乌产品，其它系与外地厂家建立经销渠道和联系，全国供销系统都来批发。晚上市场关门，外面又有职工及家属子女将批发来的小商品摆摊，形成第二市场。

社会治安复杂，主要是反扒，打击盗窃诈骗犯罪。流窜作案为主，连环诈骗、调包、兜售假货，用感冒药冒充补药，拿马粪纸充钱。还有打死货主的。建立联防队，招聘大批退复军人。与各摊主签订治安责任书，搞社会治安宣传周。强化对出租房、流动人口、公共场所和特种行业管理。现在，外地人说在义乌还是安全的。

方俊毅律师：这是第三代市场了，1987年成立市场法律服务所，多是贷款诉讼、合同纠纷。大的问题由工商处理，小的问题，由摊主之间和管理区协商解决。成立了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法院也专为市场成立审判站，是经济分庭的一个机构。律师写好状子，按照简单程序，尽量当时解决，解决不了的由律师非诉讼调解。

现在向第四代市场发展，已申请登记2万户了。义乌市围绕小商品市场开发，周边住宅也多为商家服务。相应发展了运输、建筑、物流、交通、金融、文化等等，整个城市活了，家无闲人。全国各地都来邀义乌人去讲经营。91年，全市税收1亿元，其中小商品贡献三分之一。

中午，在南海大酒店，龚、郑二主任和王律师陪。下午，小王律师同我访小商品市场法律服务所。

（附言.1）从红糖换鸡毛的自发性交易开始，到今天的义乌大市场，仍然看得出传统的影子。这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也是义乌人从自发到自觉地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考虑写这一独特的交换现象。后来我写了这一现象——

从“红糖换鸡毛”开始

——浙江义乌见闻

浙江省义乌市是大名鼎鼎的小商品世界，位列全国十大小商品市场之冠。四面客商潮水般涌进去，批发货物如过江之鲫游向八方。猛地走到这个车水马龙、昼夜喧闹的新兴城市，恍若置身永无歇息的大作坊，感觉车轴带着辐条在飞转。习惯了西北人按部就班、日出日作、日入日息的生活的我，从走出火车站融入人流就在心里说：这才叫见识商品社会。

我住在小商品城对面的一家旅馆靠马路的三人间，从早至次日凌晨，不仅被乱哄哄的市声搅扰，尤其随时传过震得人心慌意乱的各式拖拉机轧轧轰鸣，但我是特别要来领略这滋味的，因为，喧嚣的市声恰恰是一个地方急速向商品化主流发展必不可少的景观。市上一位年轻律师说：从前倒安静，可是什么都没有变化。撤县建市之前，这里完全是宁静的乡镇模样，大家说现在这样热闹就是“闹”出来的。

义乌的热闹是怎样“闹”出来的？

市中心就是小商品大市场，一切人都奔向这千溪百川的汇合点，一切人仿佛只为在这汪洋大海中扑腾几朵浪花。当地一位干部陪同参观时，刚进门便指着市场内一座雕像说：“今天的义乌，历史上是从‘红糖换鸡毛’走过来的。”只见洁白的塑像竟是一位摇着拨浪鼓的女货郎，她该是从静谧而贫困的乡下，一路风尘仆仆地向陌生的远方走去吧，而这正是义乌人心目中神圣的商业形象，朴实、单纯的少女，动身时目的明确，毫不犹豫地肩起以货易货的担子。他们从义乌出发，足迹遍及全国。不知这么走过多少代，走了多少年，那货担里装的家制红糖，换回的不过是外乡人视之为废物的鸡毛，他们将鸡毛一批一批运回来，其中红鸡毛挑拣制作鸡毛掸子，余下的沤作水稻的肥料。于是，年复一年的拨浪鼓声“闹”就了义乌人的经商性格，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红糖换鸡毛”的远征还未停步。

如今的义乌人告别祖辈的拨浪鼓不过十几年，最后本该接过“少女”“货郎担”的一代人，生逢其时，幸运地改换门庭，成为今日小商品之都——义乌市的新“货郎”。自1978年以来，已“闹”出了第四代（本人目睹“小商品世界”时值1992年）。义乌人夸市领导看得准，闹得大胆，八十年代初就敢于创办小商品市场，顶住阻力，大胆动员“红糖客”进城摆摊，大胆放手让农民在城市盖房，大胆将兴建改造城市的立足点落在入城经商的“货郎”身上。义乌城内曾有一个由群众自发设点的自由集市，长不足百米，此谓小商品市场第一代；三中全会后，市上投资几十万元建立第一个小百货市场，有摊位一千多个，此谓第二代；1986年投资几百万，将市场扩大至四千多摊位，此谓第三代；1991年起在扩大的市场旁边建设一个全封闭、现代气派的小商品世界，容上万摊位，即我眼前看到的第四代。这个新、老市场被连接成商品大海似的经济王国，吸引了全国各地包括兰州的厂商客户和川流不息、慕名前来的观光者。

于是，义乌日夜奏响前所未有的轰鸣曲，一言以蔽之：闹，闹得你眼花缭乱，闹得你既兴奋又渴望片刻的宁静。闹，使你亲自经历商潮奔腾紧迫的张力和刺激，令人思绪万千却又理不出头绪。我随意走进一个工商所，里面谦和地说说笑笑，有条不紊地办公，对我这个不速之观光客习以为常，回答问题时笑着说：“闹惯了，不闹还不习惯。”指着窗外一排排井然有序的摊位：“其实这里很有规矩，摊主都是农民，义乌就是靠他们才大变样了，现在全市税收三分之一来自这里，贡献大得很。”

义乌，在“闹”声中神奇地发展着。

【附言.2】如今的义乌已是世界小商品之都，昔日“小商品世界”也前置“国际”二字，“洋货郎”蜂拥而至，有的还常驻甘愿成为义乌“纳税人”。中国的事，关键是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义乌的发展就是成功的例证。2014.12.12

1992.4.14金华

到义乌火车站用记者证买355次至金华，3元。8:50进站，10:30到。站外街道狭窄，显眼处是去各地长途汽车，到苍南需7小时。火腿店多，均可小包装。旅馆突出，似比义乌干净。三人间，8.40元，单间14，通铺2.70。下午出门，几乎走了所有街道，一色旧房，有一条河，河边显然是金华人活动的主要空间。

最吸引我的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府，门票0.40元，在标志不清的小巷内，被学校包围。同一位临时聘用的退休军人聊天。他高中时在国民党青年军待过（一起有一四川人，现住兰州，工程师，被打右派），50年到部队，入过朝，曾在一朝鲜人家住半年，最近写信找那个房东。自己写了一二千字解说词，说真不知道馆里十多个什么也不干的正式工在干什么？！谈广西藤县出了天国三杰：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结局是一个被杀、一个战死、一个被自己人杀。侍王的特点，是天京陷落后在南方坚持与清政府战斗二年的将领。

晚，同室是松阳县委干部，说这儿没有一点改革开放的样子，官是贪官，不干事，只为往上爬，对商品经营层层设卡，百姓气愤。从义乌调一书记当丽水地委书记，上台就拆了165个关卡！通报批评有个鸡场办证，盖200个公章还没办成。不搞商品经济的地方，群众怨气大，为什么养了这么多赃官贪官昏官？他们却骂老百姓懒惰，安于现状。不干事的地方，多是官们谋取私利的缘故。

1992.4.15去温州

早9:30乘车，由金华至温州，14.60元。行3个多小时，下车吃饭，3元一份（小碗米饭、火锅菜系猪血、苦菜、一小块肉），沿途唯小吃店、汽车修理。晚，9点抵从小就知道的老家温州，但准确地说老家应该是温州苍南。经过瓯江大桥，才有了城市气息，灯线如流，楼房林立。街道是到浙江以来所见最宽的一种，同座是温州弹簧厂副厂长，他不时解释正在修路所以到处堵塞，路边有时出现一二百小贩叫卖，可见堵塞也是一种赚钱机遇。

在温州汽车北站下，立即被拉住宿的人包围，我打定主意去市内，却让“老家”女人强扯而去，说她那里一应俱全，洗澡、看彩电、卫生间、单人间、直通长途等等，进门是楼梯下一角，一个小女子头发上束，脸上泛着热情，迅速登记，我要单间，20元，说里面什么都有。真想好好洗一下，预付100元，她连声谢谢。待上了窄小的楼梯，感觉不妙，完全是上海亭子间模样，开门进去只见六七平米空间，一张铁床，薄薄床垫和脏床单，一台72年黑白电视机，一张陈旧的桌子，室内连挂毛巾的地方都没有。我说不住了，要走。女子说下面就有热水，后面还有淋浴，给你现在就烧水。到她说的后面，一个空场，侧面几间平房，挂着大半截门帘，所谓的洗澡间，里面没灯，服务员抬来一盆热水即所谓淋浴器。无奈洗罢，出来见登记小女子，她笑眯眯地说你不是洗了吗？让人哭笑不得。我问卫生间在哪里？答曰：晚上起夜，楼道就放了木桶，都是男人嘛。你洗澡的旁边不就是厕所吗？我说床单脏，她立即进屋将单子翻个面。知道我从甘肃来，她说“我在你们民乐卖过好几年服装呢，兰州也住过，好地方。”一边说一边随意用手打：“我们服务周到，还可以给你免费洗衣服。”我说你们把外来人这么哄，温州别的地方是不是都这样？她毫不隐讳：“你要留心啊，温州人很厉害的。”

电话与司法局和文联联系，都有一句话：你打“飞也利”来，5元就够了，一定要票据。

1992.4.16 文联和司法局

文联在墨池坊，据说有一墨池古井。文联不显眼，一边挂温州艺苑牌子，一边挂文联及10个协会。见陈又新、吕人俊，其他人都参加反腐败处理大会了。他们很热情，介绍温州创作的剧本，几起几落，都因缺资金放下了。大的形势是：省里对姓资还是姓社，仍然争论不休，温州至今没有好好发展，邓讲话后有了松动，还得看。干部靠工资，没有人搞第二职业，也不善经营。离开时，吕给我两张工作餐券，每张10元。说他们不搞接待，来客自己去文联外一个清真店。20元吃什么？一碗半冷的米饭、一碟发硬的卤牛肉、一盘发咸的烩菜，曰：三鲜（肉丸子有些变味、酥肉、5个鹌鹑蛋、白菜、粉丝）。这里的情况，很有些意外，外面都以为温州诸事不一般，会处处感觉变化让人吃惊，实际上好像顾虑重重，仿佛一切处于等待。用20元餐券接待，我极赞同，一群人陪，浪费极大且毫无必要。奇怪的是，为什么恰恰是富裕起来的温州，采取这样的办法，全国堪称少有。这儿私人富，干部穷，企业富，机关穷。城市建设刚刚起步，犹犹豫豫的样子。他们不止一次说，明后年再来，那时变化就大了。

下午，与市司法局长陈学文见，他说律师事务所15个，只有3个自收自支。温州私营发达，经济案件却少，有也标的不大，外面人对此难理解。温州，国家投入小，没有国有大企业，中型的也只45家。政策不稳定，人才资金外流，义乌商品70到80%来自温州，乐清10万服装大军在北京，都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走遍世界，杀向全国，可是温州自身并没有大发展。

现在搞股份制，走在全国的前列，公证提前介入。私人的公司、店铺，都搞股份。鹿城区最近宣布干部可以停薪留职，承包企业。温州打假，要宣传自己的产品，假冒是中间商造成的，有的地方将温州皮鞋与假冒伪劣等同是错误的，实际上这里对质量抓得很紧，价格低，有的一双仅赚0.50元，外地批发去，换商标，卖高价。温州人自己不搞假冒了，正在创造自己的品牌。在实战中，认识到依法办事的重要，如合同，执行很认真。司法局的车送我到购物中心，步行去温州日报。

1992.4.17 鹿城区公证处

鹿城区是温州中心城区，50多万人。公证处林光炯介绍情况：目前主要工作一是房产权转移，88年全国换房登记，继承、交换、买卖等都需公证，办证以来未出现纠纷。办证中，有的从50年以来过了几十年，人事变化大，办证同时还要进行调解。按房屋平方计费，所得占公证收费70-80%。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搞土地使用差价，原来的平房和二层，改建为七八层，二层以上出售，所挣的钱仍然投入城建。开展系列公证：拆迁招标、拆迁安置，全介入，所有拆迁户都要公证。二、股权公证，从90年开始。温州模式是私人合股，搞股份合作企业。不等于股份公司，但又不是全私有，从中提取集体收入。争议大，姓资姓社？这些企业从家庭作坊发展起来，市上提出规范化领导，就是把财务、制度、税收管起来。税后50%为生产发展基金，25%分红，15%作公共积累，10%福利基金。这样的企业定性为集体所有，股东不少于3人。公证介入，对章程公证，股东认可，懂得权利义务。对股金公证，感到安全可靠。就此开过全国研讨会，有人认为不应该人为规定私人经营中的集体性质。温州国营和集体企业不景气，而股份合作企业欣欣向荣。让天下人看好温州，树立改革开放新温州形象。还听了律师所、法学会来人的介绍，其中都说到温州干部其实比较保守，并不像私企那样人人想赚钱，许多人不会经营也没有想过自己去开公司。一个律师，孩子进不了幼儿园，因为交不起入园的4000元。干部没有第二职业，一般住房只有一室一厅，30多平米。上下班按时，每周固定学习时间，扣得死。不进舞厅也进不起。

1992.4.18钱库镇

早6:30温州西站发车，9:30到钱库，5.20元。第一次真正踏上老家的土地，过去几十年笼统说温州，再具体地说平阳，近年知道了苍南，今天才清楚是苍南县著名的钱库镇。车经龙港，中国第一个完全由农民投资的农民城。气象不凡，私人住房都为四五层楼，几无公房也看不到国营企事业牌号。市声、糟杂、脏乱，似与原始积累之发财一致，好像没有这样的脏乱差就挣不了钱，这有点悖论。所见路人，穿戴时尚，文雅者实为当年闰土后代吧。

钱库，街道两侧一式的门面经商或开厂，其上则是多层楼房。所谓厂房，也就是一间门面直通到底的空间，都称苍南县某某厂，多为家庭家族作坊式的经营生产标牌塑料广告及小型纪念品。一切显得陌生，所有人忙忙碌碌，仿佛都沉浸于各家各户个人的世界。来钱库，坐三轮车，3元，所说地方是父亲大概告诉的，不料上车仅几分钟就到。门上写钱库金融服务社，问“陈仁杰”，经理室二人热情地站起来，一个正是仁杰的亲家，女儿就在该社，是仁杰的老三明志的妻子。很快仁杰被找回来，红光满脸，问我有什么事？接头后，他高兴地喊：“你是仁川？！”兴奋地说：“从兰州来，真想不到！”我喊他“二哥”，他四兄弟，排行老二。随仁杰回家，三层楼，85年修，每层三间，两个楼梯，室内没有什么装饰，用的旧家具。前门出租卖塑料制品用的金纸，店里就一个年轻人管理。我住二楼，楼梯下有个仅一人蹬坑的方便处。今天得知我的祖籍地是苍南县仙居乡十三亩，因为仁杰一家在钱库，便以为老家在此。二哥说你这次一定要回仙居认亲。他与几个老同事和朋友办了信用社，属于私人性质，对外说也就是股份制，集体所有，年终分红。借贷较省事，都是当地人，诚信为本，无须担保，到时按规定还贷付息。二哥说他们效益不错，退休前他在金融单位，人脉也起了作用。“钱库经济发达，差不多都是私企，即使挂国营其实还是私营。”他带我随意进了一家塑料彩印厂，三层楼，有二三十青年工人，日夜上班，完全看订单的要求。“塑料产业是苍南乡镇经济的主要支柱”。又到一在建工地，700平方，也是盖厂房，造价20万。

晚，仁杰的老四一家由龙港来，小明在人行，妻在中行。老大明毅，36岁，县某局驻镇干部，月薪不到80元。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在机械厂干过10年，高中毕业，因口才、写材料被领导看中，调局当秘书，现为副主任，助理经济师，现自办塑料制品厂。

饭后冒雨去明毅厂子，四层楼，一家三口仅住一间，18平方，妻在信用社。听他谈生意经，如何抓机遇，说他们有了钱，顾不上享受，一切等将来再说。他的厂很红火，其中一项是专印娃哈哈商标，一年1-3亿张。厂里53人，实行层层检验，严格管理，追求质量和时效。外地甚至以他的高质量为标本，要求别人。除了这个厂，他计划建更大规模的新厂。

这里人有钱主要投资盖房，越多越好，尽管新房闲置，但“钱”景可观。

钱库是私营天下，一切仍井井有条，91年给镇纳税2000万元，无拖税、逃税。所有人都是农业人口，基本选择在当地经营。

终于到了父亲的亲兄弟后代家，许多年前，仁杰出差曾到武汉，我至今还有印象，那时老家很穷，他们认为父亲能走出穷乡僻壤，非常了不起。如今，穷乡僻壤已是中国富有之地，老家绝大多数人没有走出去，照样在当地获得极大发展。满脑子新鲜的信息、内容，应接不暇，来不及思考。1992.4.20 仙居

父亲十五六岁离开老家，至今仅回去一次，那是1972年，由武昌新华书店举家下放湖北阳新的农村，落实政策返城，二老实现了漂泊多年的夙愿。那次返祖籍地，看见的是依然贫瘠的故土，他们倾其所有不过几百元的礼物，实在不够分，在老家人眼里，扎根大城市的游子，理应是有钱的。后来听父亲说：那次回去，没有想到老家还是那么穷。如今，这里完全找不到依旧贫困的说法，只要你能干肯干，没有不富裕的道理。同仁杰及他的儿子们谈话中，深深地被他们的自信和毫不掩饰的富足感打动，甚至还有几分被刺痛，因为像我这类安分守己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在汹涌的商潮面前，亦生浮躁，不知所以、束手无策。今天，我以天命之年，接替父辈回到故乡，算来距他们上次回老家已经20年矣！

中饭后，仁杰夫妇、两个孙子和我同往仙居。由桥边乘船，每人1元，就我们5人，水路在这里很容易见到，有水就可行船。走了二十多分钟，水面渐宽，一派南国水乡面貌，河汊纵横，不经意间似乎窜到另一处水面，眼前波澜不惊，芦苇茂密，岸两边几无人家，安静得只有我们的说话声。中途却经过一座独独的几层楼的奎星阁，一定是祖辈期冀后代文运昌盛吧。但二哥说就是这些看去没动静的地方，文革时发生了激烈的武斗，对立双方隐藏在芦苇里，像沙家浜。而此刻，风平浪静，无法想象和平年代动枪动炮的情景，故乡的平静也曾那么的不平静。船行大约两三小时，最后靠近一座小桥，上岸后，仁杰指着桥栏的石刻对我说：“农村人有钱了，集资修桥铺路盖庙，所有新设施都靠捐款”。进村有一九间底小桥，同仙居桥一样都是村民集资，热心筹办的人正是仁杰，他捐款也是最多的一个

在仙居桥上岸，不远处是乡政府所在地，门前几条水泥路，是通常见的农村集市，说方言，完全听不懂。仁杰好像不时对遇见的人说，某房三叔儿子从甘肃来。在仙居宗祠内有仙居乡地方老人协会，二楼，老人们搓麻将。一白头老者，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说他去北京见了我大哥。另一位80多岁，知道阿爸，说很小就出门了，算来八十有二了吧。家族中外出落户者甚少，像阿爸那样少小离家更少，所以至今还有人保留记忆。

仙居宗祠1985年扩建，有一扩建办学碑记——南宋末年由闽南安迁入，明正德二年（1507）建宗祠。宣统元年（1909）重建，始办学堂。父亲说过，他儿时在宗祠上学，校长看他好学而家贫，资助到小学毕业。学校进门处即陈氏宗祠，每年正月初二，逢7的男性由家人或本人（7.14.21岁等）办酒席，请亲友到宗祠吃饭。4月15日，龙船赛日，仙居龙船为当地之首，从仙居开船，锣鼓响后，其他地方才能动船。庙会、武术，热闹得不得了。

仁杰领我由学校出门，沿石板街走到村子边缘，一路只有几个小铺面，卖日杂用品，连开水也供应，一个理发店。石板街人迹稀少，两边多关门，隐约听见织机声。一位圆规式的女人知道我是谁后，和她相互问话，都没听懂。看到几处四层楼，均近两年建。村里许多人迁居龙港或钱库，未迁的许多人也外出打工，到处寂静，仿佛无人。

1992.4.21夜家谱

住堂兄仁汤家，儿子明范搞推销多年，因为我的出现，他决意向兰州发展。

中午餐桌，鱼片、小螃蟹、虾、螺等，没有炒菜。仁汤是仁杰的堂弟，很憨厚的样子，永远挂着笑，白天仁汤下田，仁杰说现在完全靠务农维生的人越来越少，田地随便弃置，但如不种，一年仍须承担所有的义务，许多人免费让有能力的人或外来人种，只要按规定交售就行了。可是，这样的人并不好找。农村老屋也渐空置，户主搬迁，多为二层木房，不过要价七八千元就卖。现在务农收入远远赶不上外面打工或做生意，如此农村经济的未来堪忧。

仁汤还有更大作为，他是宗祠礼佛的领头人，家中几乎未见书籍，说到阿弥陀佛，他却变戏法地抬出一大堆佛教读物，笑吟吟地走到我面前。他说明天就有法事，希望我去看看。让我想到仙居老人协会所见，除了打麻将，便是上香拜佛，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否越来越单调了呢？

晚，第一次亲见家谱——陈氏族谱，木板印刷，封皮浅黄，左上有竖形黑框红底，框内是陈氏族谱四字。修谱时间——万历11年、康熙3年、乾隆9年、道光10年、同治8年、民国元年、27年、新中国1962年、1977年、1988年。任何一部家谱，追溯本家宗族“来路”，都明显有意识地将“我”的前世拉扯到越远越好，结果所有的祖先无不归结于上古传说的圣人，然后由此拉扯出无数后代。通常都有想象不到的遥远的先祖，证明着各自来路之悠远。翻开族谱，才知我的祖居地更具体的应该是“苍南仙居前岸十三亩”。晚饭后，堂哥小心翼翼捧出家谱，一部十年浩劫都未能毁掉的家族史。我亦虔诚地迎接于手。于是，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将“我”捧在手，第一次看“我从哪里来”。

族谱意味着乡土中国到处有芸芸众生为自己大喊大叫、结果就是出现数不胜数的家谱或族谱、宗谱记载的民间史或者草根史。从第一次见面的堂哥之手接过《陈氏宗谱》，忽然感到一种异样的、与所有陌生的家族成员的亲近感。家谱、宗谱等传统文化的典型材料，文革时期统统当作“四旧”消灭的“旧文化”，不仅被“苍生中的有心人”完好保存下来且不断被“发扬光大”。

翻开这本并不厚重的《陈氏宗谱》，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上面按辈分清楚地记载着父母和我们兄弟四人各家所有人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这些显然是父亲过去提供的材料，此刻才知道这个宗族的所有人，你和你的家人的基本情况，那一切都必定融入家族的“历史”。2003年夏父亲在京去世，我们将阿爸的全部情况再次发给《陈氏族谱》编辑，同时将我们兄弟本人和各家最新情况一并书面寄去。芸芸众生，家谱是普通人对自己最有心、最有作为的关怀，过去的家谱仅仅记载姓名、谱系、家庭成员、生与死期，目的只在记住家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而已。2001年后的新版族谱，则附加本家族个人业绩，各自对国家、社会做过的突出的有益的实绩。传统的家谱、族谱与时俱进，从中可以看到族谱中现代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

1992.4.22返钱库

人们通常从清早干到半夜，晚上家家亮灯，都在加班加点。守电视的人，是真正的闲人。明毅两口几乎不看电视，原因简单：现在顾不上或者还不是享受的时候。

当地文化设施差，仅一个剧场，年久失修。一个私人的小舞台，放录像，观众甚少。

明毅领我到海边观光，那是东海之滨一个小镇，叫乐亭。渔民捕捞的梭子蟹，是传统出口水产品，味极鲜美，因为数量日少，即使富裕起来的温州人，有钱也不易饱此口福。那天，我却有幸在海边的饭馆品尝，一边则随意地问当地人休闲时都怎么“乐”，这里不是叫乐亭吗？明毅笑笑，带我到街上转，说你是记者，要不去“老人协会”吧，今天正好有热闹看。

所谓“老人协会”其实是一个由渔民或农民集资建的家族祠堂之类的活动场所，门外挂一块牌子，进门就有一处空地，一头是里面放着塑了佛身的三间屋；一头是供祖宗牌位的亭子，可以从十几台的梯子上去。只见不大的空间，人群熙攘，燃香上供的，磕头作揖的，更多的是一排排或跪或坐祈祷、念诵什么的老太太。在供佛的屋里也站了不少老妪，虔诚地做“功课”，有时忽然呆呆地望着半空。每个人似乎都有每日必课的固定坐位。明毅乃开放后搞活的新一代，虽不相信神神道道，对“天国”、“极乐世界”无心过问，但十分理解老人们的心情，说：“温州乡镇到处是这种景象，富起来了，有钱了，老人们天天要为儿女祷告，希望死去的先人保佑自己一家人无灾无难，永远过好日子。这不是坏事，起码让老人每天有事做。”

也许这样的活动只能在奶奶辈女人中存在了，我在那里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中年以下的人。在一位刚刚念诵毕便嘻嘻哈哈地同相邻的“同学”打趣的老太太面前，我问：“您念的什么经？”她咯咯咯地开心地笑：“儿子、孙子都在外地打工，我叫他们平平安安。”我又问：“他们怎么就能平平安安？”她指指木条桌上的一个黄信封：“让祖宗知道了好保护他们。”信封是油印的（显然专门有人制作出售），上书：“......地藏王亲启”，并且还有一封信，也是油印的，系石印：致某某地府文书，曰：“我儿我孙发了财、盖了房，香火旺了。他们如今都在外面挣钱，恐天有不测风云，现给先人送去生活费（公文上标价达兆兆亿之多），让祖宗在地藏王帮助下护佑儿孙大吉大利。”“老人家，您相信这么多的钱能送到吗？”我问。不只是她，旁边的老人都七嘴八舌地直乐：“图个吉利麽！”离开乐亭，后来我还去过其它乡镇，所见大同小异。不过，有的地方这类活动是中年男人领头，一位至今还能在农村坚持种田的五十多岁的男人，插了稻秧后即洗净手脚，换件外衣，匆匆忙忙地去办佛事。当地的小学在祠堂里（历史上就如此），那是个星期天，他领着几十名中老年男男女女，绕着不大的操场一圈圈地走，据说每走一圈等于念一遍经。作为旁观者，我是不免感到奇怪的，也困惑；然而他们做得认真严肃，临了全体参与者一起吃斋饭。

在钱库镇恰遇一起发丧，沿街站满观者，平日他们在家埋头干活，现在唯独对这类事表现异常的热情。的确，这样的场面在其他好多地方难得一见，情景如同一支浩浩荡荡、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队伍里有穿特别礼服的管乐队、弦乐队，后面是少年鼓号队，其间又夹着黄包车队、摩托车队，最奇的是还有马队，还有西游记唐僧师徒、八仙过海无不手舞足蹈，接着又是男队、女队，在披黄挂金的棺木前后则是按血缘亲疏分列的队伍，最后尾随的全是小轿车。观众中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纷纷与过去所见的出殡排场相比较。当送葬行列远去后，马路上议论反而更加热烈，评论起这家人的富有。我发觉此间办丧事成了欲与金钱试比高的一次显示。

为另一个世界的消费，不少人家到了这时往往在所不惜。死者长已矣，只是给活人看，图一时风光，谁有面子，谁有钱。

1992.4.29龙港——中国第一个农民城

仁杰带我去龙港，小面包车行约25分钟。这是完全由温州农民投资的城镇，从楼层高低可以区别街道出现的年代，每个建房的人总想超出相邻高度，结果出现4层楼街、5层楼街等等，成了中国城镇的一大景观。农民城建设自1981年始，号召农民参与，地皮便宜，一块12米长3.25米宽的地当时只一二万元，今日涨到一二十万甚至七八十万。一处污泥水面，招标，50户出资2700万元，其中一户买一间，投标87万元。那里将在水上建一排7层楼铺面。

龙港城不断延伸，过去一个户口，一人5元，现在要600元。农民城的特点是住宅加作坊工厂，缺乏整体规划，建筑式样单一，没有文化设施、没绿化点，只有商品、人流和噪音，一切显示是先建后说、来不及美化细化的生活格局。龙港城的出现，说明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安排自己的生活与未来，一个城市，并不需要国家投入。千家万户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政府无须要求他们应该如何。有了钱，活得潇洒！

1992.4.29个体私营经济

看到几乎所有人为挣钱奔忙，感觉“公家”似乎不存在，也很少见公务员的行动。接触一些党政人员后，知道一切仍在有效的工作中。

采访当地干部：黄宗克（苍南县外经办主任），37岁。苍南是1981年从平阳分出的，有温州市最长的海岸线。老百姓形容当地是六山一水三分田，也就是地少人多（今天，农民四处打工，进城镇安家，就是三分田也有闲置了）。分县后，工业几为空白，上面要求发展乡镇企业，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一个总厂（乡镇企业），挂户经营，挨户发牌照。农民有了钱，开始搞城镇建设，龙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吴声金（钱库区法庭庭长）：目前，离婚案、解除同居案件多，经济合同案少。因为承揽加工是本村本乡人，互相熟悉，讲诚信，口头约定。发生纠纷的我们受理，但这类案子少。信用社收不回的，起诉后，我们发通知，让他还债否则上法庭，大多数人都自动履行。每年挽回经济损失几十万元。这里人认为亏欠别人的钱是倒霉的事，对名誉有损。在钱库影响最大的经济犯罪案是去年的“抬会”（个人非法集资）案，卷进了上亿资金。现在办案易，执行难。搞了一个台账，记载执行情况，有没有执行一目了然。婚姻纠纷占50%，其中解除同居关系的多，主要是原来以夫妻名义，因为一方未到法定年龄没有办结婚手续，早婚是当地流行的风气，许多是娃娃亲，没有感情基础。越有钱越早婚，显示自己富有。对这类案件，要发挥乡村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有的案件让村干部参与调解。引起纠纷又告到法院，一个原因是订婚聘金重，如何处理彩礼，需要调解。另一原因是富有后（1988年后）出现第三者。钱库区19万人，有2万人长期在外，难免移情别恋。上星期开庭，4起婚纠全是第三者问题。立案费，申请方交50元，调解成功再由双方共交80元。

吴庭长70年到东北支边，部队连指导员，回苍南在法院工作12年。夫妻工资360元左右。

吴连钊（钱库司法办 27岁）：1985年成立钱库司法办公室，招聘几名退休人员（教师、镇干部），自收自支，没有编制，搞调解和普法。吴高中毕业自费上政法学校，85-91年钱库有20人自费学法律（去杭州、上海、重庆）。1988年司法所扩大到12人，有了律师、公证，业务繁忙，现在人均工资由百元增至200元。吴现在是主任，每季度向区委汇报工作。

项某（镇派出所）：钱库区18.7万人，钱库镇2.8万人加流动人口为3.3万人。派出所6人，警力不足，设备缺乏，走私分子不惧怕。扫黄难度大，抓赌靠罚，有钱无所谓。刑案以流窜盗窃为主。群众只顾赚钱，95%在外跑生意。顾不上出门旅游。群体间的纠纷，多宗族械斗。基督教、天主教过千人，信佛的人最多，老太太都有固定的念经处。

一位镇政府女干部说：光顾挣钱，长远看不是好事，生活还应该充实，要有追求，要多出去看看，还要读书学习，特别是让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其父母的奋斗和成果。

路过财政税务所，头头下乡，所里人说税收10年翻10倍，91年达到2300多万元。见到仙居乡仙平村长陈茂华，村委会在寂静的石板路一个二楼上，里面似乎忙忙碌碌的，七八个人各行其事。

茂华说：旧社会租田一亩300-400斤，高的500斤，全村800人左右。现在2500人（不算搬走的，已搬走100多人），田1034亩，因为盖房实际上不到千亩（盖1间房须1分多田），交公粮仍按1034亩。1户平均2亩田，有450多户。真正下田的只有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年轻人最多参加突击夏收。完全务农维生的四五十户，属于穷户。搞副业要投入，他们没有钱，也不敢贷款。这些户没有年轻人，出不去。搬走的户，田还在，让别人种。农户也有让人种的，一年给田主4-500斤谷。如果所有产量归田主的，算工资，1亩300元，成本投入也是田主出。田自己种的，农忙请帮工。这里田虽然少，也还是可以种的，就是现在许多人不想种了。村长有田3亩多，村长1人种田，没有副业。村长91年起，误工补贴1年400元，乡上统一从农业税上附加。

老家的文化状况无法说，人们忙碌不堪，有点闲暇就是打牌、搞宗教活动，看不到书店和家中藏书。但与几位小学老师谈，却听到另一种声音，一对夫妻教师，朴实地说：我们钱是少，可总要有人教孩子吧，当老师收入低，远远赶不上那些私人，论工资算穷人了，还是觉得当老师踏实。他们的话让我非常感动，也许这是浙江行以来听到的最有时代气息的声音了。在中学校长家，终于看到书架和一架书，这是踏上钱库后，第一次见的景象。而且他竟然还是兰州晚报通讯员，发表过谜语。见到他，仿佛见到久违的朋友。

现在终于可以准确地说出我的老家是——温州苍南仙居乡仙平村十三亩。接触私营企业者，感觉他们并不注意外在形象，听说我是记者，都有神秘感，对写作更为敬重，很有兴趣。明毅认识到这一点，说企业发展应与新闻和宣传结合。同时，他们认为记者挣钱太少，很可怜。走了一路，第一次与私企这么靠近，第一次感觉宣传文化工作在商品社会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如研究和开展企业文化和宣传，拍企业专题片、广告片，写广告词，为产品作文化包装、设计，为企业和企业家宣传、编书，写厂歌，编文艺材料，进厂搞法制宣传咨询等等。

在钱库四处走，不知为什么非常希望看到“国营”二字，无意间真地有了发现，一个厂牌赫然写着“国营”二字，我立刻找到厂办，一位中年男人看了记者证，很热情让座，当我脱口而出，问你们这是“国营”企业吗？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这个仪器厂，戴的是“国营”红帽子，那是上面的意思，其实只是大集体。全厂近200人。生产石油化工仪表。其中一个循环水系统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临走，他说你在这里是找不着国企的。

采访钱库镇金家垟村金书记，第一次与温州农村干部见面，他介绍说：80年前靠种田，402亩地，237户，人均年收入180元，没有副业，几十年才盖几间二层楼。贫穷落后，盘算的就是吃。

后来，钱库区统一规划，建设新农村，在这里建区公所、邮电所，修路。钱库85年修900米的振兴西路，用的是他们村的地。村修百花街也是钱库最早的一条街。84年出现专业户，开始是小百货、村办工艺美术研制厂、塑料厂。85年家庭企业3家，开商店十多家。85--90年变化最大，91年人均2370元，家家有一间新房（此地说的“一间”，就是一间门面大的几层楼房），家电齐全，85年出现彩电、冰箱。开始讲营养、讲时髦、讲豪华。村集体有托运站、停车站，全年收入十几万元，可安排四十多人就业。村办公室等房屋出租，一年七八千元。92年村新盖4间5层楼出租，可收几万元。村集体有15只船搞运输，年收15万。村地交山里农民种，每亩一年交村二三百斤谷。村里青年不肯下田，怕人耻笑，找对象也困难。谁能干能赚钱被人肯定，没有谁会眼红。

村长抓运输，合作社长抓农业，民兵连长抓调解，妇女主任抓计生，书记管全盘。村干部从89年起有误工补贴，书记、支委1年800元，其他干部二三百元。

1992.5.1离开钱库

在这里感受全新的社会变化，对私有经济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只是还没有理清头绪，内心充满复杂的感受，现实的面貌绝不是书本或者某些人描述的那样简单、清晰。为人民服务，为富裕者、中间者、还是为贫困者，三个社会层次之间有多少共同语言？弄权者又在为谁服务？现实变化都表现于商品经济和金钱涌动的冲击下，商品和金钱同样有其正面意义，这一点过去是忽视或者回避的。经济环境中的人同政治、思想环境中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其价值观、关注点和兴趣、追求、信仰和理想也不一样。贫穷却自我解释是阿Q，贫穷而麻木便是闰土，贫穷又发酸就是孔乙己了。在商品大潮中各种人关心什么？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怎样的改变？知识分子完全失衡，没有了独立的思想和提供精神的能力，浮躁和失去方向。在富裕地区，文艺也失去光彩。今天的人民大众需要什么？发展的地方，文化居然相对贫乏，甚至伴随愚昧和迷信，拜佛代替了读书。从西部到温州，好像跨越世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内容、语言、方式和行为。

5.1凌晨3点，抵宁波

住店后去天一阁，与工作人员和在附近健身的退休者谈，他们最关心砸“铁饭碗”，认为后遗症很大，老百姓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宁波提的还有砸“泥饭碗”。打麻将成风，说上面打桥牌都打出国了。砸“三铁”，上面砸不砸？！把45岁以上的工人下岗，叫“砸”。在鼓楼上遇宁波市漫画协会会长，其工作为工艺设计。问兰州有没有砸铁饭碗？

晚，与同室无锡洗衣机厂推销员聊天，他说工厂变成厂长的，想砸谁就谁。关键是有权的人就有钱，不存在被砸。能人富起来，多数人缺乏竞争的准备，没有本事，收入下降。同室二人都认为国营搞不好，干部不能为公，领导只顾出国，要住房，捞好处，什么都为个人得实惠，国营、集体企业很容易被私有。

1992.5.9 兰州

晚10:56回到兰州，结束老家行，也可能唯此一次。带着复杂感受从浙江归来，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