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难”的喟叹几乎遍布各个角落，一些未涉世的学生，也牙牙学语，感慨“难做人”。依他们说是“看害怕”了，其父母或亲友、父母的同事及其他什么人言谈间，列举做人的艰难。特别说到有求于人，除做低下的笑态，还要拼上老本向某人“投去”。嘴上无毛的娃娃，总结曰：做人难，最难是求人。

    求人难，首先是你与某人无法平等，法律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处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日常生活里，对不起，有求于人，你须打起笑脸承认你与某人不平等就是不平等。如果，求人之“求”，属于非分，别人以原则拒之门外，你大呼“做人难”，这叫活该！这种“难”，恰是做人的动力，叫你振作起来，做堂堂正正的人。遗憾的是，往往“求”之有理，应该安排解决、帮助解决的困难和应予理解和满足的正当要求，却被冷漠置之，任你哭丧求告，都无济于事。去春，电影《焦裕禄》上映，报刊很有一股呼唤老焦的热流，老焦回来干什么？群众心愿是：公仆都让人少一点“难”，多献一份爱。为“主人”办事，何须让人乞求，更何须让人“投以”。

    每读《诗经》，“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总叫人思索，祖先为着“永以为好”，何等珍贵“木瓜”之情，不惜以“琼琚”回报。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平等以待，且含蕴永远美好相处的祈望。今天有些人，没有“投以”，则根本对你无动于衷，但若仅仅投以“木瓜”，又非被嗤之以鼻不可，更不用说回报什么“琼琚”了。

    莫非求人难，该一直难下去，非得投以“琼琚”吗？！

    当事情摊在自己身上，自己也并没有“脱俗”，因为妻要在妇科住院，遇见的人都说“一定要给大夫送红包”，我是不主张的，又无可奈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朋友说：“有一大夫患癌症，连他都送出5000元！”一是病人及家属唯求治愈，为此不惜血本；一是如今社会现实就是等价交换，人情中含金量日增，你不送也就亏了人情，别人会笑话你不知轻重；一是朋友、熟人、同事、亲戚无不劝说送礼图个“平安”。有人说某大城市，住院没有上万元礼不敢让动刀子。只是我活了这么大，从没有给人送礼，自己也没收过礼，而且即使去送，也不知道怎么说那些叫人不收不行的虚语。同时又疑惑，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到了“无礼不办事”的程度？！我设想自己是主刀大夫，难道会看重病人是否送红包？！可是我不能提出这类问题，别人一听就会讥笑你是“书呆子”，“你当都是你？！”可是为夫人动手术接触的大夫，其实都十分敬业、态度诚恳，谈话时不厌其烦地讲各种可能性及如何处置。我想如果医生本来是认真负责地工作，而我们却以为必须送了红包才放心，这等于是对白衣天使的亵渎！但又无法真正了解医生的内心，用亲人或者与自己有关的什么人的生命打赌显然不可能。结果，我第一次硬着头皮去做有生以来第一次上门送“人情”的难事，人说如今掏钱也未必能“送”出，所谓“提上猪头找不着庙门”，一路怕熟人看见，勾着头快步直行。结果，大夫家那天正好家中只有保姆，这恰是我希望的事，急忙放下东西和名片“逃之夭夭”。完成“任务”后比得稿费、获奖还有成就感，“送出”得了个“高兴”。

  1989年元宵节，是动手术的一天，手术室外先后来了同事、朋友、亲戚以及我和孩子近二十人。8：30，她被推车而来，这条通道让人生出一种神圣、神秘感，不免有紧张、不知会怎样结局的感触。11点40结束手术，十分顺利。等她清醒后，我悄悄说了去送“礼”的情况，有些揶揄地说“离开大夫家时好像第一次干了件大事，往出走仿佛逃跑似地”。然而，她的麻醉时间较长，超过预期，原因是药用得多了，朋友们分析，恐怕与给参与手术的麻醉师送“礼”重了的缘故吧！以后我和妻又有几次手术，也有两次分别送了红包，我不知道手术成功与“礼”是否有关，但我一直认为这种做法实在是对医护人员的人格的践踏，心里很不舒服，却又无法反对和制止，这就是人世间，自己不识相反会被人耻笑！

 “做人难”，许多时候应该与个人的“跟风”有关，因此，“做人难”准确地说与做怎样的人也有关系，不能都一股脑推给社会。“做人难”就个人说，实际上是“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自然现实中的“难”涉及方方面面的让你“为难”的问题。一切事如果都能按原则、规矩、制度办，且形成风气，我想做个正直无私的“人”是美好的人与人之间拥有良好关系的应有之义！“做人”并不难，该多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