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过多少自然灾害，无法精确计算。李约瑟在1974年一次题为“中国社会的特征”的演讲中说：“根据（中国）下迄与1911年的历代官方史书载，在2117年间至少发生了1621次水灾和1392次旱灾，平均每年至少有一次大的灾害。”这当然包括大火、地震、海啸、台风、滑坡、瘟疫等等引起的灾难，这些大的灾祸，曾一次次引起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惊惶不安，有时还被一些人危言耸听地制造这种闹剧，通常要闹到皇帝出马或发布罪己诏书，引咎自责，以减轻“上天”震怒；或数落群臣的“过失”，才能使社会恢复平静。

    皇帝既然被称之为“天子”，就要虔诚地向老天顶礼膜拜，每遇灾异，常常带领浩浩荡荡的臣僚去祈祷。他自己主持祀天仪式，还须戒斋沐浴停止朝事，清代《康熙起居注》中，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记载此类“起居”，如康熙18年7月28日，地震。“京城倒坏”，“死伤甚众”，康熙“甚为悚惕”，上谕曰：“在朕固应受谴，尔等诸臣亦无所辞责”，并列举引起地震的原因，其一是“大小问刑官，将刑狱供招不行速给（结），使良民久羁牢狱，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其间又有衙门蠹役，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天发怒了，以地震“怒”及人类，刑狱不当被看作是直接招灾之因。“失刑”与“天和”有违，结果上天怒而“警告”。为什么封建帝王自觉地将并非己过的灾异，必须当自己的“过失”诏罪天下呢？

    清实录（卷74）记载：“朕（康熙）唯天人感召，理有因然，人事失天下，则天变应于上。”大学士熊赐履对康熙说：“转灾为祥”的唯一办法是“君臣平日兢兢业业，遇灾盖加修省。”可见，封建时代将皇帝能否体察和顺应天意，当作社会盛衰兴乱的政治标准。最初，为了稳固皇帝的统治地位，出现了天人感应说，皇帝甘当神秘威严的“上帝之子”；接着，“上帝”渐渐具体化，按儒家说加进各种体现“天意”的内容，如施仁政、求中庸；又如刑狱须平和，失刑则民冤，民冤则天怒等等，一切祸及人类又无法抵御和解释的天灾，被说成是违背“天意”之后，上帝显示“凶兆”，天子既代表“天意”，就须“符合天意”，“罪诏”而“自慎”，不断纠察弊端，天下才能“阴阳调而风雨时”，“五谷熟而草木茂”（西汉.董仲舒）。唯心的天人感应官方哲学，旨在沟通天人关系，假天威以治天下；结果，不料又能限制帝王的一些行为，成了地主官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帝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