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某电视台将根据《聊斋志异》改编一百集电视剧，这是个了不起的构想。《聊斋》实在是一部奇书，作者蒲松龄为之呕心沥血二十余载，凝聚了他对明清交际的社会生活的深刻感受，其中特别是对司法黑暗和人民覆盆喊冤的描写和评价，在今天——距离蒲公的时代三百多年后，仍有极大的认识价值。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总是浓缩着其时代社会现实的信息，一当释放出来，如同打开一幅幅画卷，令人叹为观止，从中得到十分复杂的多方面的启迪。

    蒲松龄一生（公元1640-1715年）饱经人世沧桑，对于封建王朝机体中的腐败、人民的疾苦观察入微，郁郁不平之气积结于心。他借小说言志，因为多是以鬼狐及人间异事和传闻为题，许多道理未能正面道出，于是，仿《史记》太史公笔法，对所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评论，既然所写内容不是历史，所以用了 “异史氏曰”的形式。《聊斋》中与封建司法有关的作品有《折狱》、《王大》、《太原狱》、《于中丞》、《胭脂》、《冤狱》、《新郑讼》、《席方平》等篇，篇末均有

“异史氏曰”，结合作品研读他的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异史氏曰”即蒲松龄的司法观。

    例如《冤狱》，正文620字，评点倒有700字之多，足见作者旨在借题发挥，虽然“异史氏曰”通篇未评点冤狱事由，但实际是发抒胸臆，说明为官之道和百姓之苦，表达作家自己对执法的主张。他认为居官听讼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室荡产。”当接到讼词后，为官者应该迅速判断是否当审，如无须为之耗日费时，就要回绝。“不滥受词讼，即是盛法，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徊？”原因是官场积弊致深，许多时候正是利用诉讼，搜刮当事人双方钱财，为敲诈勒索，有时故意“动经岁月”，一案未了，告状者“皮骨已将尽矣”；而对真正的冤案，又往往“莫若无事”，使良民株累，可见，所谓明镜高悬的官府有时正是贪赃枉法之所在。

    因此，蒲松龄将理想寄托在公正廉明的清官身上，如《于中丞》写康熙年间，与蒲松龄同时代的著名清官于成龙析疑察微的故事。蒲公认为只有像清官那样，办案时从“利民”着眼，务求实际，凭借智慧，才能见到“民情”，公正断狱。（见《折狱》）

    蒲以“异史氏曰”提出“上顺国法，下应民情”的司法观，主张吏治，将公正执法寄希望于“仁且有智”的清官。显然，蒲松龄是一位封建法制主义的拥护派，但他的同情则始终在黎民百姓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