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新派媳妇，不像如今有些女子，没结婚先有个时髦条件：不愿同婆婆一起过日子。邻居老刘的儿子就同他妈谈判了一个星期，他妈伤透了心，跑来对我说：“这不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吗？还没过门，就要另过。另过就另过，还得住我一间房，每月补助他们二十元！唉，这号媳妇，以后世上别养女子。”我听了，噗嗤一笑：“您别咒养女子的，我就是独生女。你是媳妇撵婆婆；我呢，为了请婆婆一块过，费尽心机，硬没有留住！”

    “也是呀，我看你当媳妇够贤惠了，怎么就留不住婆婆呢？”老刘的女人这么一问，我就忍不住把悬在嘴边的话倒了出来，还真像有头有尾的故事哩。

    我同贵生相识是在那个动荡年月，当时，他是县邮局投递员，我高中毕业后在城关公社插队。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在外县农村当小学教师，每月寄来一封信都是让人心酸的味儿，他说“一切都好”，可我知道他常犯胃病，吃不得酸菜，可那时能吃上酸菜都不错了。他得从“监督改造”期间仅有的二十元生活费，计算他和我的妹妹、弟弟的衣食，他哪能“一切都好”？

    一天，邮递员于贵生在地头叫：“林秀云，取汇款。”一连叫了几遍，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却不知是叫我。一起锄草的姑娘吵吵：“秀云，有人给你寄钱呢！请我们吃凉粉啰！”“耳朵聋了？叫你领钱哪！”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邮递员，问：“你是叫我吗？”于贵生，我第一次正眼打量的小伙子，他看着汇款单又念了一遍住址、姓名，接着说：“是林高凡寄的。”我呆了，我父亲，那在异乡受苦受难、每月仅二十元生活费却要维持三口人生计的父亲给我寄钱！我双手颤抖着接过汇款单。这来到人世十八年第一次见到的东西，在泪眼中晃动着看见父亲的字迹，附言写道：“天热了，你得有件汗衫。不要担心我，一切都好。”我忍不住“哇”地哭出来，泪水扑打在汇款单上。

    于贵生不知所措，一把将绿色邮包扔在地上，扶我坐下来，“你怎么啦？！应该高兴的，怎么——”我的脸伏在膝头上，不由自己地哭诉：“我父亲太可怜了，他不该寄钱，他不该......”姑娘们呼地围过来，一个个轻言细语地说：“唉，秀云一家真苦。”我更加不可遏制地大哭出声：“爸！你不该呀，爸！”这一来，连于贵生也随着掉泪了，姑娘们抹着泪送我往回走。

    我住在一户农民家的土屋里，过去是堆柴草的。屋里除了自己盘的泥灶、放了一张小案板、一个肥皂箱（放全部炊具），便是一张窄窄的床，麦草常常伸头露胳膊。床上一块打补丁的单人床单（其实是两块白布拼成的），一床薄薄的棉被，上面有一处漏洞用当年让人自豪的红卫兵袖章挡住。那就是我的一切，回家后，我只能坐床沿靠着墙。大家劝说一阵，离去了。静寂一会儿，忽然发觉眼前还有一个人，“你是谁？！”我抬头喊。那人为难地说：“我、我等你盖章哩。”邮递员手上摊开一个本本。

    从那以后，于贵生同我渐渐熟识起来，先是从生活上帮我，挑水、劈柴、磨面；后来，知道他也是音乐爱好者，借来单位的手风琴，他拉我唱。有一天散步，像往常一样，傍晚到城外河边坐着说话。他第一次说他自己，他竟是个大学生，邮电学院毕业，“全民闹革命”中下放到地区，得罪某权势人物，发配到县邮局。不过，恰如他说，不是这么折腾，哪能遇上我呢？

    我们很快订婚、结婚，至今遗憾的是，领结婚证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像现在的年轻人热热闹闹办喜事。我父亲也没有来，监督队说：“让你出门会影响思想改造。”父亲却又一次汇来十元，贵生怕我难受，取了钱，添了二十元偷偷买了一堆生活用品托人送给“尊敬的岳父大人”。贵生自小失去父亲，但他却从不提他母亲——我未见面的婆婆，为此，我倒真地生气了。

    记得是婚后第三天，在河边散步。我忍不住问：“你知道我没有了母亲，打心底希望接你母亲一起过，别管人家怎么看，只要我们两代和和美美，就心满意足了。再说，还会三代同堂哪，谁能阻止我们的儿女出生？”我羞羞答答说这些话，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肩，用泉水一样的眼睛看着我。

    一会，他的手松开了，眼神黯淡了，低声说：“秀云，我对不起你，没有告诉你实情。”这使我惊慌了，难道自己爱的人欺骗我？！“贵生，告诉这一切，我会理解你。”他不再沉默，语气带着激愤：“这世道为什么变得冷酷无情！从省里下到地区又到县，如果是工作需要，我没有怨言。事实上，我毕业时就坚决要求下基层。从认识你到相爱，我还庆幸得以当邮递员哩。真正受牵连的原因，却是我慈爱的母亲，她偏偏在文革开始的那年，被......补划为‘地主分子’，我多次写信申诉，那些信当作‘狗崽子翻天’的罪证转到单位。原谅我，是我怕你知道实情，会因婆婆的那顶‘帽子’吓倒你。”

    我听了非常平静，泪水却情不自禁地顺鼻沟流，我说：“你真认为你妈是‘分子’吗？”“不，绝不是！”“那好，我要见婆婆，要见妈！”他小心翼翼地问：“是真话？”“真话！我失去母爱许多年了，我们不能过好日子，可以过一家人在一起的苦日子。我要想法去当民办教师，每月维持自己；你的几十元养活妈总行吧？”贵生转忧为喜：“你真好，真好，我这就写信，不，我亲自接妈来。”我们那天的的确确打心底笑了。

    贵生到乡下去了，利用给公社修电话、发电机，好不容易得到“土皇帝”的恩准，让“地主婆”进城，同时规定随时听从调遣，如义务为大队、公社干部在城里采购，定期寄回思想汇报等等。婆婆要来了，虽然“地主婆”在农村是那么卑贱，我却尽全力收拾重新租的屋子，准备了当时很难买的鸡蛋，有六斤之多，一只黄母鸡、三斤豆腐、甚至还有二斤真正的清油；此外，还扯布缝了床单。

    那是我婆婆，我认为像亲妈一样的亲人，我可以过得很苦，但渴望过两代人欢欢喜喜的小家庭生活。并且我也同贵生一样，不得不对别人隐瞒婆婆头上的那顶“帽子”。

    婆婆要到的那天，我摸黑就起来。当时，城郊农村没有电灯，我在油灯下擀了一案面，贵生和妈一路乏了，肯定想吃当地人最爱的酸菜黄豆面。然后，杀鸡，晚上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邻居们打趣地说：“秀云婆婆要来啦，看秀云咋高兴的。”可是，直到鸡汤飘香，婆婆才进门。啊，婆婆！

    婆婆不到五十岁，显得好苍老，那样的皱纹，只有受尽苦难的人才有。她默默地走进，好像我比他年长，拘谨地喊了声：“秀云。”然后放下包袱，瑟瑟索索地取出两双布鞋、一摞鞋垫，鞋垫上绣着五颜六色好看的花。我上前扶着婆婆，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妈！”她老人家哭了，孩子般地抽泣着，贵生嗔着：“妈，再别让秀云伤心了。”婆婆忙抹干泪水，要我立刻穿新鞋，为了惹她高兴，我穿上新鞋当着婆婆走来走去。那天，是我离开父亲在外最快活的日子。并且，我不顾婆婆的坚决反对，硬要同她睡一晚上，贵生调皮地：“你再哭，明天同你算账！”说完，他走了。可是，那泪水是人为的吗？那是心上泡出来的，由不得人啊！

     睡下后，一句话触动婆婆的隐衷，我问：“妈，怎会补划了呢？”婆婆坐起来，先是饮泣，接着像是哭够了似地，口气变得硬扎扎的：“我不服！土改前几年，就出嫁走了，贵生他爸是银行干部，贵生今年二十八，我在贵生十二岁时守寡到如今。那些年，靠我做鞋纳绣花垫维生，供儿子上学。文革开始后，家乡来信，说我妈快咽气了。当我赶到家，老人已经过世。大队通知我，说公社武装部长在这里抓点，叫我谈情况。我连丧事都来不及办，就到大队部，里面站了好些带红袖章的民兵。那个部长冲我拍桌子：“你到底回来了！回来就不能再让你逍遥法外！”“这怎么啦？”我战战兢兢地说：“我，我回来是给妈......”“放屁，什么你妈，要说‘老地主婆’！”“是，我是给妈——”我实在说不出他们要的几个字。

    一个红袖章吼：“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现在，咱大队最后一名地主分子见阎王了，斗争绝不会停止！张部长，等您宣布哪！”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张部长说：“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从今天起，补划张月月为地主分子。”

    婆婆说到此，转而抽泣，“从那以后再没有回城里，儿子悄悄回乡看过我，我不许他再来，不愿儿子看见当妈的挨斗、戴高帽子游街。这些年，该有七八年了吧，我，过的什么日子啊......”婆婆说了这番往事，我心里更踏实了。她是我的婆婆，是我妈，我要她在儿媳妇身边过安稳日子。

    第二天，我和贵生上班走了，婆婆有心做顿可口的晚饭，贵生说妈最会擀长面，为了做好这顿面，她去买了一斤煤油，要让那间黑糊糊的小灶房照得亮亮的。那天，想到婆婆的高兴劲，我第一堂课感觉特别好。小学在河对岸的山坡上，傍晚，贵生接我。一路，我们有说有笑，过河时，命令贵生背我，乘势儿亲了他，过去的事，我说了也不羞了。

    回家后，我们故意大声喊“妈！”“妈！”婆婆快活地迎上前（后来知道她是硬做出快活的样子）连连说：“快，妈做的长面，给你们啥都调好了，快！”我们一人接过一碗，坐下大口大口地吃，婆婆在灶房问：“怎么样啊？好吃不？”贵生眉头紧皱，我用筷子敲他的头，连忙应声：“妈，真好！”但我的舌头都发麻了，剧烈的恶心感冲到嘴里。贵生轻轻对我说：“妈是怎么啦？这哪是醋，是煤油啊。”我紧紧抿了抿嘴，克制地说：“别说，妈会伤心的，快，忍住些，吃，吃——”话没说完，来不及地冲出门，我吐了。“你们快来盛面呀！妈等着哪！”我在门外恍惚还听见婆婆在喊，担心贵生说什么。当我镇静地回来，婆婆那已让我熟悉的哭声传过来，带着真正的伤心，一种痛苦的、自我谴责的悲哀。我狠狠瞪了贵生一眼，贵生委屈地说：“是妈自己发现......”婆婆扬起脸，悲恸地双手拍着头：“好媳妇，我对不起你们，老了，不中用了。”我上前握住婆婆的双手：“妈，这算什么呢？灶房又黑又潮，眼明人在里面还磕碰哩。妈，您老千万别记心里。”“做一辈子饭，真正给媳妇做顿面就......”婆婆说不下去，就到隔壁那间刚租的小屋，不许我陪伴，她要静静地一人躺下。晚上，我俩悄声议论：“妈会怎么粗心？一定是那两个瓶子一样，明天得换换。”

    次日清早，我们赶忙先去看妈，门虚掩着，妈不在，来时带的包袱也不在！“妈！妈！”我们丢魂似地喊叫，往街上跑。一个赶早跳水的邻居说：“我见她去汽车站了。”赶到车站，车已经开动了，我们扯开嗓子在车窗外喊，只见有人猛地抬起脸，天哪，是妈！一夜间，眼圈全黑了，她喃喃地说：“让妈回去，我不能影响你们。”

    婆婆为什么这样说？真是因为做了一次煤油饭非走不可？在自己儿子媳妇家怎么说也比在乡里“改造”强！我们想不通、猜不透其中的原因。晚上快九点了吧，派出所王大个的出现，才知道了真相。我们完全忘记快到国庆节，昨天擦黑也就是上灯那会只有婆婆一人在家，王大个来，一见婆婆就问：“你是于贵生妈？你们公社来电话，你是四类分子，要登记就地改造，国庆期间，不得随意走动。”婆婆吓坏了，一定在那时拿错了瓶子。现在，王大个来家，还问：“于贵生，你妈说了派出所的通令没有？她为什么不去登记？！”我气愤已极，拿擀面杖在案子上敲，对他嚷：“我妈走了！走了！”

    婆婆没留住，她走了，走到那不许“乱说乱动”的角落，带着难以忘怀的心灵创伤。我时刻想着婆婆，想象有一天安慰她苦难的心。那一天终于来了，那是开春后格外晴朗的日子。贵生，已是地区邮电局科长。我呢，也在中心小学当了教师。我们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一块送宝贝女儿上学，然后在校门前分手。贵生总是保持温和含笑的目光，我也总是甜滋滋地看着他的背影。那天课间休息，他给我电话，这倒是破天荒的举动！他是那样喜悦、生动：“秀云，妈来信说进城看我们，特别想看看未见面的孙女！”我对着话筒，仿佛对妈说话似的：“妈快点来，让妈快点来。”放学回来，我们同七岁的女儿晶晶又说又笑，如今能和那年月比吗？那年月是苦难，是苦闷，是苦痛！谁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开玩笑说，该来个二次婚礼，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晶晶更不用说，满院子欢呼：“我奶奶来罗！我奶奶来罗！”由于我们的欢乐情绪，院子里十多家人也穿梭地上门打听消息。

    婆婆到的那天，只差放鞭炮。那位调地区公安局的王大个，因为爱摆弄收音机，同贵生熟识起来，他办案恰恰到了婆婆所在大队，回来说：“给你妈戴的‘帽子’真是胡闹，一定会摘掉的。”王大个此刻也来了，而且就是他从车站接回婆婆。他买了水果糖散发，当着满院子人爽朗地对婆婆说：“我来是正式道歉的，上次是我吓着您老了！大妈，从今往后再不用担心什么‘就地改造’，从前监督你，今天我要保护你！”惹得邻居们一通鼓掌，婆婆脸色红润，穿一身新，没有流泪，笑着将一双双绣花鞋垫挨家送去。

     晚上，陪妈看地区剧团的秦腔《万水千山》，回来，围火炉，嗑瓜子，拐闲话，热闹得像过年。我再无顾虑，问：“妈，那年怎么会拿煤油当醋？”“嘿嘿嘿”，婆婆乐呵呵地笑：“我那是让王大个吓的！”我们听了哈哈大笑。我给婆婆递过一块新毛巾，趁机说：“妈，这回来，不许走了。您老苦了一辈子，好容易熬出头。贵生入了党，我上教师进修班转正了。我爸落实政策后，调县中学，一切都好啦！留在我们身边吧！晶晶离不开奶奶哩！”婆婆这会却哭了，一面笑一面擦泪水，这日子叫人多爱啊！

    婆婆留住了，她闲不住，揽过全部家务，连劝她一句也不许说。开始十来天，婆婆忙忙碌碌，过得很安心，我们下班后帮着干活，晚上常常陪着看戏。一天，我们恰好都回家很晚，只见桌上饭菜碗筷摆齐了，用报纸盖着。晶晶吃过了在灯下做作业，说：“乡里来了人，奶奶去车站旅社了。”这事儿，我们没在意，乡亲情嘛。可是，婆婆回家很晚，我们都睡下了。第二天，又是匆匆忙忙上班，一连几天没有细问。婆婆只是叼空描花儿，她自小有双巧手，我还为老人家买回几本花卉图案书哩。但那天下午，贵生居然到学校找我，这可是奇事，凑近我说：“你晓得妈在干什么？这几天一直在西关卖鞋垫、绣花样！听人议论，我才知道。咋办？”学校在南关，除了星期日，我们还真很少去西关自由市场。婆婆为什么这样？让人以为儿子媳妇对老人不好，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二话未说，我和贵生上西关找妈。

    那情景真难以形容，婆婆大大方方地在拥挤的小街摆摊，同一些姑娘、媳妇大声说话，不时举起绣花样比划。我绕到婆婆身后，贵生站在远处，只想背着熟人拉婆婆回去，我要告诉妈，明天就能买回电视机，我们希望老人安享晚年。当我走近婆婆，她却很快回头扫了一眼：“你们哪，叫贵生也过来，你们看城里人还真需要这些呢。”我亲热地叫了声：“妈，该回去了，今晚我做饭，走，您老别累着了。”说完，不管妈同意不，我将地摊的东西归拢，婆婆叹了口气，笑了笑：“好，回去，回去。”那晚，我们避开这事儿，只说明天电视机如何如何。婆婆没多说话，“你们怕我丢人现眼吧，明天不去了，睡吧，我也乏了。”我们一夜几乎没有合眼，猜不出妈到底在想什么。

    电视看上了，白天收音机也响着，婆婆没有上街摆摊，贵生松了口气，我们皆大欢喜。这么过来一个多星期，婆婆乡里又来人了，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帮妇女，挤在婆婆房里叽叽喳喳，又说又笑，那笑声着实叫人羡慕，婆婆同乡亲们感情深啊。我们得让乡亲常来，不论谁有事到地区，只要找婆婆的，我们都会热情招待，这些话等下就得说。这样，婆婆才会安心留下了。我让贵生睡，我一直等欢闹的女人们离去，赶紧去看婆婆。进门一看，大吃一惊，婆婆竟在收拾东西，又要走？！我去叫醒贵生，“快，快。妈要走！”贵生猛地跳下床，“你先去，我就来！”我们一前一后奔过去，婆婆笑吟吟地要我们坐，好像我们是客人，她倒了茶，又将女人们带来的红枣取了一盘，“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不让我走，待妈好，这是妈的安慰。为这，有话咽在肚里，可妈难受啊，你们也看到刚才走的乡亲，还是我戴帽子受罪的那些年，她们没少帮助我，照顾我；那年月，没有她们，妈这把老骨头早变成灰了。如今，大伙看得起我，几次找我，几百里地专门坐车来看我，为啥？就为了办绣花编织社，你们看，今天专意儿送来一张红纸纸，请我当顾问！哈哈哈，妈是顾问！我得对得起乡亲们，所以，我得走。过几年再回来，那时，妈可就真不走了！”妈是明白人，比我们想得多，也在理。她有自己的天地，那里有她患难时的亲人，妈的一番话，掷地有声。我挨着婆婆坐下，看见妈灰白的头发，眼角密集的皱纹，从侧面看见她闪动有神的目光，那双粗糙的手，我想起第一次见婆婆的情景，不由得在心上颤动，婆婆如今活得很有精神，一点也没有被人为的屈辱压垮。今天，她挺起身子，回到那给她痛苦又使她充实的乡村，在她说内心是幸福的。婆婆拉起我的手：“秀云，妈也不愿意离开，有你们，我才敢想着回去两年，有你们，我啥也不怕！”

     贵生激动地说：“妈，我们不能挡您，可得答应隔一两月上家里住几天。寒暑假，秀云带晶晶去看奶奶。”婆婆连连点头，从箱子翻出一摞鞋垫：“我在西关摆摊，试过了，城里人爱，不只鞋垫，还看上绣的花儿。给单位同事，还有学校老师，你们都给送一副。”我一一翻看，各色花儿真喜人，虽说都想现代化，可鞋垫何必“化”呢？我们围着妈说话到深夜，时时传出的笑声，是不是飞进邻居的睡梦了？

    第二天，我们请了假为妈送行。邻居们问长问短，谁也没弄清老人非要回乡的原因。那天，婆婆走得风光，大队三个专业户新买的货车、拖拉机，还有公社跑运输的汽车，约好一起上路。那帮笑声能震动全城的女人，在车上簇拥着我的婆婆，那神情是多么骄傲啊！

    婆婆走了，没留得住。我知道，如果老刘家未过门的媳妇也经历这样的事，她的时髦条件，怕要变成“没有婆婆一块过日子，就不过门！”老刘的女人都听出神了，那么此刻会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