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时，医学家淳于意为齐太包令，因有人告发而入狱，其女淳于缇萦上书请作官婢赎父刑，旧时将她作为封建孝道的榜样，但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缇萦上书及其结果却是长久争议的问题。

    一个女子跟随“罪囚”父亲直到长安，原因是她家姐妹五人，没有兄弟，其父被捕要动身时，哀怒地说：“谁让我生女不生男！”按理说有无儿子与父亲犯罪当刑毫无关系，儿女可否替代父亲“当刑”，似乎史书也未曾记载。然而，缇萦不顾一切做出了载入史册的举动，她上书婉言陈词：“如果将我父亲杀掉，永远不能复生；用刑致残，也将不会复原，这样他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愿以身赎父刑罚，让他获得新生，可以为上做许多事。”缇萦一番话居然打动了汉文帝，于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废除当时的黥、劓、刖左右趾等三种肉刑。

    文帝重视慎行恤狱，动因虽然与西汉初年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政治需要有关。当时，秦亡教训还记忆犹新，认为国家兴盛关键应靠教化以德获得民心。提萦赎父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却成了称颂一时的美谈，得到了连她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废止肉刑。

    然而，在封建专制的阶级社会废肉刑是不现实的，汉文帝当时的律官及嗣后历代的不少人，如东汉末年崔实、荀悦、仲长统等人，曹魏时皇室的一些人都围绕废复肉刑纷纷发表言论，激烈主张恢复肉刑，认为“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或认为取消肉刑而用鞭刑，结果，反倒给酷吏枉行开了方便之门，导致“专杀滥死之弊”，表面上没有肉刑，实际用刑致死人命反而更加厉害。《晋书.刑法志》讲廷尉刘颂力主肉刑，他认为汉文帝废肉刑是行“小仁”，实则“轻违圣王之典刑”，必须“用刑”才能“止刑”，否则“刑不制罪，法不胜奸”；西汉初诏废肉刑一千多年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仕途时，倒认为“恢复肉刑”“有害而无利”，“肉刑是可废而不可复”。废复肉刑之争，一直延续了整个封建社会。

    肉刑是奴隶社会的产物，殷周时期奴隶主阶级不仅使用肉刑残酷地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也用肉刑对付统治阶级内部不如意者，在朝廷上当众将大臣炮烙、破腹、把人剁成肉酱，肉刑在统治阶级内部甚至更加残酷。封建社会沿用肉刑，秦时“劓鼻盈累，断足盈车”，此说可能有些夸张，但商鞅的“重刑”思想的确被秦王朝身体力行了，所谓“以刑去刑”，秦律中的肉刑主要有宫刑、斩左趾、劓、黥等，以致残躯体和残害机能为目的。

    汉文帝废止已有一千多年的肉刑，的确是刑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个进步的主张。然而，肉刑在汉代以后，并未废止，说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不可能真正废除肉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