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又称契约，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为了在商品交换能有安全感和信誉感，逐渐由种种交换中形成的习惯或仪式发展成文字书写的保证形式，确定双方各自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合同制在中国，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责”就是古“债”字。郑玄注：“判，半分而合责。”就是说，凡涉及债的纠纷，都要以判书（双方各执一半，合起来为一个文书）为凭证，否则不能受理诉讼。合同文字的形式是古代经济活动离不开的一种凭证。

    元代无名氏杂剧《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反映了合同在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剧中由大名鼎鼎的包拯审理一场确认产权的民事纠纷，围绕合同的失而复得来判明真伪，使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因债权、物权引起的民事纠纷形象而鲜明地得以再现，这个剧本至今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剧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合同文字的产生是基于经济的原因。剧中刘天祥和弟弟刘天瑞共有的庄田物件房舍，其合法继承人只有刘天瑞的儿子安柱（刘天柱无儿无女）。因为“年岁饥歉，难以度日”，加之“上司言语”（命令），兄弟二人决定“分房减口”，这是中国农村自古以来常用的分户抗灾的办法，弟弟携家出走前夕，唯一不放心的是如何确定物权，也就是如何用合同文书的法律形式保证“分房”前的财产权，这件大事是留家的哥哥刘天祥亲自办理的，其合同写道：“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弟弟刘天瑞，幼侄安柱，则为六料不受，奉上司文书，分房减口，各处趁熟。有弟刘天瑞，自愿将妻带子，他乡趁熟，一应家私田产，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立文书人刘天祥同亲弟刘天瑞，见人李社长。”见人就是中人或证人，是古代地方基层单位——五十户一社的头目，犹如今日的街道居委会主任。这位具有一定权威的社长画了字，合同一式两份就有了合法身份。得到这样的保证有了安全感，背井离乡者才免除了日后归田园居的后顾之忧：“若兄弟十年五年来时，这文书便是大证见。”也就是出门人有了永久的对应得物的占有权。空口无凭，文字为据。合同便是以后判断是非。确定债务责任或物权的主要依据。

    刘天瑞远走他乡，途中一病不起，但他内心踏实，对店主人说:“虽则是一张儿合同文字，上写着一家儿庄田宅院，这便是我久后归宗的证明显。”合同不但使他这辈人心地安然，还象护身符似地安慰后辈，“等孩儿长大，交付他收执依然”有了合同文书，儿子长大成人返乡找到“水木根源”，合同简直与生命等价，特定的权利人（可以是按继承序列的数代人）对房产始终有占有权。可见，合同是从经济原因中产生的，是人类在日常无穷的交换活动中，终于找到的一种为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的简单易行的联系方式。信义是言辞上的保证，凝结信义的是不会自行消失的文字。所以，尽管世界上迄今为止，尚有许多习惯或风俗维系的口头合同，但真正称得上有法律效力的是书面的文字合同，必须是按照法律程序完成的合同。

    （附言）古人尚且懂得重信义，合同必须执行，更何况是按照法律程序完成的合同文书呢？然而，进入21世纪的现代人却有许多故意违背合同拒不执行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有一种“杀熟”的现象，朋友、同事、亲戚间借钱时，信誓旦旦，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的依然在你当面晃悠，有钱就是不还，仿佛未曾发生过借钱的事，这样的现象竟然十分普遍。即使被借人有了困难，借钱者也假装看不见。这样的情况，令人无可奈何，同时也看出一种人性的扭曲。有一负债人提前在家装了摄像机，通知到他家当面还债，当讨债者准时上门时，他便故意辱骂刺激，激怒讨债者打了他一巴掌。结果，这人到法院告讨债人行凶，摄像机为证，讨债人反而被处罚。

    现代合同纠纷越来越多，最应该珍惜的人的诚信和法律尊严，通常不以为然，这种现象值得司法部门研究并有正确的判断和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