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辞去了民办教师回到了生产队。

没过几天，大队加工厂厂长杨仙锁就找到我家，说：“加工厂计划成立一个建筑队，你彪悍大汉，还不如学个瓦工好不好？”我答应了。那年我才25岁，想学一门手艺。

开始时，建筑队里只有4人：技工王子忠和崔希光，小工王稳丰和我。

那时房屋都是土木结构。前墙的外皮砖只做到窗台下（17层），其它墙底只做砖5—11层。如果是厢房，前墙两端用砖表到前檩下与线砖相接。有的在两头翅墙上还用砖表成三角形，农村人叫它山滑尖，其余全用土坯做成。

小工得有力气。搬砖啊，撂瓦啊，和泥啊都是小工活。特别是后背墙，高达6米高，每个土坯都是小工一个一个扔上去的，一块重10到15斤，每次都把我们撂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我是小工，但想当大工。为此，我就悄悄买了一个黄色折米尺，每次上工都要提前半小时，避开师傅仔细量一下师傅在每一处放线的尺寸，并琢磨着师傅为什么要这样放线？时间一长，被师傅发现了，他鼓励我好好学习，让我跟着他学放线，而且边放线，边传授知识，就这样，我成了半个大工。

一次，建筑队在角巷桃兴家干活，我利用午休时间，既当大工又干小工，一个人学起了滚台阶。师傅见了，说我“有心眼，一定能学成。”

又一次，为了学习师傅的卷门洞技术，我便利用午休或晚上在我家的院子里，摆上凳子，搬来青瓦或土坯，利用初中学过的几何原理，根据门楼月拱的宽度、高度、园与园相切，很快算出孤长，做出样板模型，又准又快又好。师傅知道后赞扬我说：“喝过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

“门楼”，是一个家的门面，家家都重视门楼式样。为了建造更好更多的式样，我跑遍了周边的村庄和地方，看了不少古今碑楼和门楼；还经常到邻村太候拜访名师侯转开、侯崔计、侯百点，从中学得不少知识。在名师的指导下，我制作了两把斜刀，试着雕刻门楼的装饰花样和牌匾；为了缩短工期和事主开销，我利用晚上在事主家进行雕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把青砖雕刻变成了水泥装饰雕刻。消息不胫而走，周边村不少人都找到我家里，要我给他家盖门楼。

1970年，三线建设需要建筑工人，我被抽去参加绛县焦家涧第九分支的生活区建设。那时，工地使用的是水泥沙浆砌砖，我们农村却用的是白灰砌砖，我就夹在同事们中间边学边干。时间一长，瓦工班长就让我负责把角，又使我的技术向前一大步。

1980年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队建筑队随之解散。

我就组建了一个有20人左右的个体建筑队，我还购置了钢架、踩板、灰斗、铁铣等工具。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农村多数房屋都变成了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除木工外，如砌墙、抹灰、钢筋等都成了瓦工的综合工艺。为了不被社会淘汰，我通过信件与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取得联系，每年都会给我邮来一本当年出版的读书目录及内容，让我从中选择我适用的书书籍。我先后选择了瓦工、泥工、抹灰工、钢筋工、模型工、混凝土工，国外结构工程等20多本书书籍，我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并把书中的关键与精华分开类别记录在笔记本上，并在施工中严格按照书中的技术指导进行。比如，我们在小张坞村建筑水塔时，就得到五级站岳技术员的指导和书中的图表参考，我每天晚上绘图，白天施工，有时绘图都绘到晚上一、两点钟。那时的我，血气方刚，什么累呀，乏呀，轻呀，重呀，净呀，脏呀，我都全然不顾。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由于我们的努力和认真，得到了群众赞誉和信任，每年的冬季我们就把次年的盖房合同签得满满的。

我们的施工队，一直把质量当生命。如二队曹战国盖门房时，墙都砌到一米多高了，我却发现基础落平有误差。为了保证建房质量，我决定拆除重砌。可事主曹战国和他的岳丈张传玉极力阻拦，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趁午休时大家不注意，把墙推倒，重新落平纠偏，所造成的损耗和误工由我一个人承担。

工人的安全问题，一直是施工队的重中之重。虽然我们有言在先，谁出事故谁负责。但真正发生事故后，我们也不能不管。一次一个技工不小心从架上跌下来造成腿部骨折，我就把工人们召集起来商议怎么办，我当场捐资500元，其它工人也一一仿行，虽然多少不等，但总共捐了3000多元，基本上解决了病人的后顾之忧。

工钱，是每个人最关心的事，我就坚持财务公开，每建完一家就公布这一家账目，并将工资及时发送到每个人的手中。

由于我们的不懈努力，工程队始终旺盛如初，直到我进入“老年行列”后才主动退了下来。就是这，还有人找到家中，和我商量他们家的建房问题。

在此，我得感谢我的师傅们和我的工人们，是他们给了我技术和力量，是他们成就了我的事业。我爱我的事业，我爱小张坞这片热土，如果有下辈子，我仍然要做一名建筑工人！

（作者系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小张坞村第六居民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