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栋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人，如果活着应该一百多岁了吧。我相信能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记住他的人绝无仅有了。也许他是文革运动中最有戏剧性的人，当王桂五在办公室居高临下地看着一个卑微的人坐在对面，以严厉的腔调训斥这个“叛徒”，要其老老实实交代历史问题时，这个人居然不动声色地盯着工作团长、公安厅副厅长，等到王的话音落地，他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忘了当年就是我，叫你‘校狗’！！”

   高高在上的人猛然一震，“你，你是——谁？！”“梁栋！你的同学！官大了！不认人了？！”这件事，老梁栋后来每谈及，多少有种揶揄似的快活，“他王桂五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因为当时在中学我比他进步，参加革命比他早，想不到二十八年后（1966年）会这样见面。”这次对话，王很快收场，但梁并不闭嘴，还是大声陈述所谓“叛徒”的真相，要求工作团给一个正确结论。

     出生于河南的梁栋，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时代才有的悲剧性人物，离开中学后，参加了由我党控制的国民党演剧队，在武汉、长沙活动，后去延安，再派往西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捕后巧妙地逃脱，遂成为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一直怀疑其被捕后所谓“巧妙地逃脱”的真实性，由于长期找不到地下工作时同他单线联系者和上级负责人，这段经历无法证实。于是，头上始终戴了疑似“叛徒”的帽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终于承认梁是离休干部，从1938年计算党龄。

     文革初，从新兴剧团调戏剧艺术工作室不久的梁栋，给人第一印象是“窝囊”，穿戴、表情、说话全然一副倒霉相。很少有人理会他，加之听说“历史复杂”，无不避之唯恐不及。我和其他六位文革前夕分配到这个单位的大学生，1965年同时去参加农村社教，1966年6月突然匆匆忙忙结束社教，仿佛逃跑似地离开村子，赶回兰州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我们七人以红色青年小组名义，发起对工作团提意见，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在人民剧院的舞台上，与文化系统其他几十人一起被残酷斗争，成为甘肃有名的“8.26事件”。当宣布撤销工作团后，该年11月我们被宣布平反，顿时又成为“革命派”，那时主动来靠拢我们的恰恰是梁栋。

     1966.11.22，省委派来文化局领导运动的部队转业地方的俞华，同意包括我在内的从中戏分配来的4人去北京，理由是到中央戏剧学院贴工作团给我们平反的大字报，因为被斗和隔离期间，正好学院有老师路过兰州找我们，回去后说及此事。当时，这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成全了我们去京串联的目的。

   文化局的运动那时处于停滞，工作团、组仍在文化局等待处理。省上已揪斗汪锋，到处各自为战。我们急于出去看看形势，就在这个时候，老梁栋突然提出要与我们“同行”，我们都对他不摸底，不免有些犹豫。他说：“总算等到出头的日子”，就是有了“说话”的机会。尽管我亦有疑虑，但因是同事，挨不过面子，还是同意一起去北京，一路无话不谈，虽然极力想了解他“复杂的历史”，却硬是未能听清他的“身世”，反而引起自己对他的好奇和同情，很想为他做点什么。直到1969年下放干部集中办学习班才有了机会，那时候，我已属“革命群众”，恰好工宣队派我和文化局人事科的二位同志一起去外调有“历史问题的人”，临行时我私下对梁说：“这次回来，一定帮你写出一份清楚的简历。”一个多月后，我真地让他有了一份喜悦，多年困扰的一些问题有了眉目，基本上可以证明“历史清白”。他因此竟感激起我来，而这不免让人暗暗伤感，一个人因为记忆的模糊和缺乏说明自己的证据而被“长久地冷落”，每次运动都要将他当“可疑物”、“翻来倒去”地“审查”，后来又随便“塞”在一个什么地方，直到下一次斗争的降临。

     我与梁栋之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1967年，兰州三派闹腾的结果是我所在的一派被钦定为“保守派”，由于担心被另一派报复而“逃亡”，到了北京先后给梁写了两封信报告所见所闻。1968年“清队”，“横扫牛鬼蛇神”，又一次搞到梁的头上，工宣队安排一拨人去查抄，我“心怀鬼胎”地跟了去，目的是找那“两封信”。到了他的所谓的家，景象令我和其他人受到极大的震动，从没有见过一个干部家是这样的困境，那应该是一个城市中的名副其实的贫民窟，“房子”完全系各种大小砖头和一些长短不一的石棉瓦堆积的，感到随时会坍塌。在曲里拐弯的“家”里，幸运的是在一处用砖围住的小窗，从一些什物里竟然找着要找的“东西”，我顿时轻松起来，开始大模大样地说话。其实我知道，梁任何时候都未对人说起这件事。

   梁栋和王桂五，他们的命运看似有天壤之别，二人意外地重见，不仅富有传奇色彩更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在中学他们观点对立，互存芥蒂，后来又都走上革命道路，可谓殊途同归。结果呢？文革中一个是审判官；一个被审判。梁栋说不清“历史”，被自己参加的革命“审查”了一辈子，最后仅仅证明他的确参加过“革命”而已；而王一度走红，1957年主张“检察院应该垂直监督”险成右派，文革中为了表现革命，害怕群众否定他的成绩，昧着良心将无辜者打成“反革命”。文革后我们有人在北京见过王，他对运动中的“反常举动”懊悔不已，真诚地再一次向我们赔礼道歉。王到高检后很快离休，听说早已去世。

   梁与王的经历与结局让人感慨万分，忆及二人的往事，我不知道最准确的结论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