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活感言

     1960年9月，考进大学特别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的一代人，往往自以为是体现时代精神的一代新人，满眼是新鲜的、向上的气象和膨胀起来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及严肃的责任感；还记得1958年，我们高中生是多么热烈地讨论共产主义啊！但那是囿于自己的小环境，而完全不知道中国基层、工厂、农村发生的事，更不清楚政治生活中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运动及其导致的不幸的后果，尤其不了解众多知识分子经历1957年后的可悲遭遇，直到文革结束前我们大多都处于对现实认识的模糊或者蒙昧状态，这决定了这代人真诚热情地投入，令人感叹的是，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同龄人对那个时期并没有真正明确清醒的深刻的省悟！大学期间，关于人应该如何的思考从未间断，既单纯又严肃，那时的思考和体验，还是能够认识四零后一代的成长过程。

    进入中戏戏剧文学系后，读了大量中外作品，特别是外国19世纪著名作家的作品，似乎更加激励着自己的思考。那时候，除了上课就是读书。每每看到别的同学争分夺秒地学习，更加促使自己扩充知识；同时因为是戏剧系更加注意更多地了解人，学会认识在适应与征服环境中人和社会的微妙变化。许多人同我一样，在每个新的时刻，希望看到新的局面，然而人们常常在最初的观察时就急功近利，结果失望而归，热情很快消失，一切回到过去。

   我的心情更加沉着、愉快，如远航遥见灯塔后奋力前进的心境。回忆，是对过去外在化的各个阶段有联系的重现，人如何认识自己在于他的外在化，回忆就是一个途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其中主要说了这样一个对象只是人的对象化的问题。

   有的人喜欢耳提面命，强加别人许多东西。他们惯于在形式上做文章，而不愿意深入别人的真实想法做思想工作，令活生生的现实显得枯燥、单一。教育者须先受教育，如在农村，虽然很多人大字不识，说出道理来仍然有深刻的内容，至少人情世故与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有同感。房山县三座庵落实退赔时，社员们领回自己的东西，他们说出的话通情达理，我忘不了一户人家，全家十几口人正吃饭，因为我去告诉退赔的东西，他们表现出难以形容的热情，发自内心地、朴实地拥护政策，实际上这家人在“一平二调”时受损最大。大学期间五年中去农村至少近两年，农村社会现实给我这样的城市出生长大的青年影响极大。可以说，大学五年，下乡和读书是两个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事。

     时光流逝不再回来，让我感慨万分。六十年代初，全国面临物质困难，虽然我们在校生感受不深，因为那时中戏有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班，所以经常得到新疆送给的牛羊肉等等当时紧缺的食品，全校同学老师也都能沾光，比起当时社会面我们都觉得幸运得多。但在各行各业办农场，解决当下的困难的情况下，中戏也在天台山办了个农场，轮流到戏文系，对学生来说，改变一下环境是求之不得的事。据说食堂有时吃的蔬菜和粮食就是从自己的农场来。阿爸来信说，在离家十来里的乡间也有一块巴掌大的荒地，种了萝卜、洋芋，每次拉架子车走去，对今后的收获很有信心。

     就是这一次去天台山，出现一件十分偶然的事，女同学礼娴靠着车窗唱起我久违的《夏令营之歌》，让人一听就激动，顿时勾起对少先队的回忆，应该说我属于建国后第一代红领巾，1949年冬，武昌十小一个露了屋顶一角的破旧大教室里，一群兴奋不已的孩子，举起右手，跟着老师一字一句地宣誓。我就在其中，7岁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员（简称少儿队，后来改名为少年儿童先锋队即少先队）。记忆中那是一个夜晚，外面很冷。灯光昏暗。入队在当时是件大事，社会有流言云：入了队，要拉去当炮灰！回家说给姆妈听，她不但不信，还坚决支持我和仁江去加入。入队后活动非常多，后来参加多次街头宣传如抗美援朝、爱国卫生运动、动员捐献废铜烂铁、捐款、宣传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等，迎接和慰问从朝鲜回国的伤病员，给最可爱的人写信，上街义卖纪念章。《夏令营之歌》让我参加夏令营的美好往事浮现眼前，自然没有人知道我当时内心如何充满激情，武汉市第一届夏令营是1951年，那时我9岁，天太炎热，不得不半夜行军，背了一床单人草席，手提小脸盆，斜跨水壶，一气要走近20里路。我们一律白衬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精神抖擞，不时唱着歌。当队伍经过我的小学时，心里自豪极了（因为我班只有我一人被选中）。我们打着队旗走到天亮，到达武汉大学一处空阔的大礼堂，那就是几百名少儿队员生活的地方。最大的乐趣是午睡后奔向东湖游泳，本身就像钻进水里活蹦乱跳的鱼儿，一起大声呼喊着冲下山坡，扑进水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前，我还在仙人掌上留下“陈仁川来了”之类（多年后，我曾故地重游，企图找到几十年前那可笑的痕迹！）......一晃现在的自己用成年人的眼光欣赏“红领巾”，每次到广场遇见少先队天真而严肃地举行活动，我必定久久守在队伍外，凝视良久，情不自禁地回想如花年月的往事。“呜、呜、呜呜，我们的夏令营到了......我们生活在幸福中，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多美好......”我低声随着礼娴的沉醉般的吟唱哼着，久违的回忆，让我感到时光的飞快流逝。

    1962.2.7大年初三 ，我同双胞胎弟仁江（他在武昌上大学）实现了多年的一个愿望，邀了能够参加的小学同学聚会。我们一起到班主任何瑞珉家，然后何老师与红领巾辅导员李一涵老师一起到照相馆合影。何老师极其兴奋，连连说：“想不到你们还记得我，还能来看我！”我们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启蒙老师，怎么能忘记小学时代那六年的心灵纯洁、活泼向上的生活，何老师一直带了我们整整六年，她的笑声、关爱、责备与激励都深深地留在心底。上中学后，偶尔得知老师被打成“右派”，我心里从来没当一回事，老师永远是老师。今天看着何老师笑得合不拢嘴，十分感动，也许她有许久未这样开心了。小学班上有三对双胞胎：郑隆骞、郑隆阳；华淑民、华淑为（女）和我们（陈仁川、陈仁江），简直是个奇迹。但何老师见了我们的母亲总是说她对我们俩印象最深，在课堂上和班会时，经常表扬我们。老师住在母亲担任主任的居委会辖区，出了所谓“问题”后，母亲照样去看她，回来总是感叹，怎么会把她......今天，我们聚会特意到她家，都有一种希望安慰老师的心情。在去天台山的一路，回忆不断浮现，往事也许有不堪的时候，更多是难忘的也有伤感的。

   也是那个春节，武英来家，她在华中师范学院班上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一直保持正直坚定的口气，说：“现在大学生怎么搞的，整天忙着找对象，没出息......生活目的不明确。”感叹“不知为什么没有人同我谈思想了！”我劝她注意不要只讲一般的原则，还要理解生活中不同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更不要找寻别人的问题，大学毕竟不同于中学。《勇敢》这部小说里有位在战争中以自我牺牲为人生准则的女团支部委员，与武英有相似之处。她说为了和一位女同学搞好团结，给打洗脸水，甚至帮着洗被子，结果这个女生反而认为“我虚伪做作”，令她伤心。我说显然那个女同学并没有同你交心，缺乏感情，对你不信任，这类事最好听其自然，不要勉强。而英的真正苦恼恰恰是她接到了一位老兄的求爱信！“我吓得发抖！将信交到团总支了。”这件事，让人听了哭笑不得，中戏也曾发生这样幼稚的事，我说：“写求爱信本身没有错，起码有人爱你，说明你能够吸引人，有什么不好？”但英觉得大学生恋爱成风，绝非好事。许多人说“苦恼”，就是因为没有“对象”。

   （注：英是我高中的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谈，当我要离开武汉去北京前告别时，她伤心地哭了。后来同我通信，大学毕业后才失去联系。大约八十年代了，我们终于又迎鸿雁，她的来信附了全家照，丈夫却是同班同学，可见后来的恋爱择偶观念有很大变化。1997年在武汉见面，她心态平静，教了一辈子书，仍对教师职业十分热爱。后来又一次同学聚会，那时她其实已经几次住院，但仍笑对每位同窗，根本看不出有重病的样子。2019年不幸终因癌症去世，吴英始终乐观，令人难忘。

                                                      2019.10.23

    在天台山，可以看见远处隐隐约约的石景山厂区，京郊竟有这么幽静林密的地方，在这里劳动莫如说是休养。山上有几处古色古香的建筑，我们住在一座昔日的殿宇里，到处给人斑驳陆离之感。晚上，大家享受拂面秋风，遥望山下扑朔迷离的灯火。我和几位同学往往会陷入无端的遐想，没有人说话，我知道每个人都在追随往事和想象未来。时间如同雕刻家，让思绪忽东忽西地飞过，一切如流水一去不回头。

   从天台山返校，不久得到一个做梦也想的机会——1961.10.1 ，国庆之夜，第一次有幸到广场看焰火，精神获得极大的满足。千万张笑脸在五彩缤纷里闪现，千万人内心滚过春雷！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不惧怕任何困难。历史是这样构成的，当自己行动时，并不理会它本身的意义，只认为应该参与这种实践。然而，无数人的行动最终必定表现一种本质的意义，于是，历史潮流归根结底要朝着一个方向奔涌。人，当时或很长时间都不明确个人参与其中的事件将引起、发生和导致一系列后果，他似乎不会格外注意自己，更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惊讶。有一天，当他来到一个俯瞰现实的高处，从总的方面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参与及其过程有何意义时，才意识到应该珍惜自己的回忆。当我在一旁观礼，心情正是如此，个人只有彻底融入集体、民族波澜起伏的大海才有价值。我想起雨果的诗句——

     啊！不可战胜的亲爱的祖国，

     唱起你宁静的歌曲！

     唱吧！而且要仰望天幕！

     你愉快而深远的音响，

     是世界的希望。

   在大学，读书是自己最感到快乐又严肃的事，在流逝的时间里，体会自己的心情和对现实的感受。记得读《初恋》，用十六岁的眼光观察和感觉的爱情，作家显然非常珍重人生最初的恋情，笔下细腻感人。说来自己也是这样的花季产生爱恋的萌动，虽然口头说是“友谊”，可我实在分不清二者的区别。每天到校，第一眼希望看见洁，即使相互不说话，都能感到对方在做什么。相互不见面，也会感知对方在什么地方。操场上千人如蚁群攒动，我很快就看见她的身影。一次，我说：“我叫不出你的名字。”她笑了：“我也是”，我问“那怎么称呼呢？”“看你！”说：“叫‘哎’吧？”“好呀！”印象中我们真地没有相互喊过名字，而不论何种场合，都知道在与自己说话。逢班上集体买票看电影，或她或我总有一人先拿到我们紧挨着的两张票。冬天看电影，我将手伸进她的棉衣口袋，有时我们的手就握在一起。上大灶，必定一人拿了两人的食具等待。我们之间事事默契，亲切自然，又不曾影响学习和工作。有了依恋的友谊、有了感情的朋友，是催人向上的力量，给人无尽的激情和美好的追求。但不少作品和读物都说“初恋”者未必最后能走到一起，我们实际上从没有谈及这类事更未涉及未来。不过，每当想起她，内心温暖无比，现在还有一种纠缠不清的感觉。

   心儿在未来会变得活跃

   尽管现在这么无聊

   一切都如云烟

   一切都会过去

   那过去了的——

   却又使你感到美好

          ——普希金（1825年）

    如今极力搜寻记忆

   把往事一一清点

   看此生哪些值得回味

   吸引我重温一遍

             ——拜伦

   在中戏的第一年寒假，由于当时物质匮乏，学院动员留校过年，仍然有许多外地同学非回家不可，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留下。1961年除夕，第一次在外过年！留校的我们班就有十多个，并不寂寞，都是外地人，在特殊时刻格外亲热。下午，每人领回二两酒、半斤梨，按人头一次抬回饺子皮和肉馅，集体包饺子，我是第一次实践，所有人围在一起，好不热闹。入夜，四楼礼堂有舞会，我去伴奏，本来轻轻松松的事，主持人装腔作势让人作呕。跳的人不多，我只在自己的旋律中陶醉。后又在一楼看电视《黄浦江的故事》，感觉真正为生活付出的人都有一部生动的历史。尽管要过年了，这两天还是读了不少书，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的气质、性格特征至今仍可以在许多人身上找到，游离生活之外。《前夜》出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贵族阶层的新人形象。对鲁迅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作对比性阅读。看电影《黄河飞渡》，其时代气魄让人自豪。大学五年，正是名副其实的青春岁月，然而没有浪漫、更没有躁动，时间过去得平平淡淡。在嗣后的日子里，也许是越来越政治化的环境及视听世界的闭塞和内容贫乏单一，使得经历六十年代前半叶大学生活少有鲜明跳跃的值得记忆的光泽。

   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首先从农村开始，因此1960年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件，如《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民称之为“十二条”），大学生虽不甚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但他们往往被组织派到从未去过的农村，宣传这些“指示”，以代表主流意志的身份出现在农民面前，俨如政策、“指示”的体现者。正是上世纪这个六十年代前期（1960--1965），像我这样的城市学生，先后去过北京郊区四季青、房山县三座庵、延庆县小鲁庄、密云季庄、羊山、前栗园、山西昔阳西庄等农村充当“工作队员”，其时间的广度涵盖了大学五年。对于一个长期只知道城市和学校生活的浮在世事表面的人说，我一直认为在中戏真正的收获恰恰是上述多次农村的经历。毕业后，我甚至以为最熟悉和感觉自如的就是农村。这决定了后来的人生取向，1969年省级机关干部集中进“学习班”，最后分配时，我毫不犹豫地要求去基层（也可以选择去工厂、五七干校）。我的青春时代曾经与农村体验融合，以至于后面的大半生，回忆中最可宝贵和值得留恋的，多是在不同农村的生活及在“广阔天地”所见所闻。 许多年后，接到中戏同班好友李印堂来信，意外地读到他1961年农村工作的回忆，令我心头一怔，尽管当时一个工作组仅仅三四人，却极其严肃、毫不留情地对他展开“批评”，从内容看针对他所谓错误思想，批判十分激烈，让他无法忍受，以至在四十多年后，仍愤愤然回顾了那个“批判”！他的事我全然不知，由此可见即就是朝夕相处的同窗之间，曾经发生过多少为身处其中的人互不了解的故事！记得自己很快回信，对印堂兄的经历感慨万分之余，也沉静下来，劝他想想几十年来，国家、民族和每个人风风雨雨的曲折多舛的命运，即使都是好人，又何尝没有错误地批判或批评不该批判或批评的别人？在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们往往互相伤害，人的面子和尊严无从谈起。这件事提示我，六十年代，在表面的平静下已经越来越侵入思想斗争乃至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各种元素，并渐渐郁结成“癌块”，最后终于发生意想不到的大动荡！悲剧性在于，我们不仅无法回避，且满腔热情地投入。蓦然回首，我们那一代白白浪费着青春、接着又浪费着中年以后许多宝贵时光！今天，因为这往事若隐若现的日记，生出一些不无感伤的思绪，无法回头的人生，最大的无奈便是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时代、社会、工作、单位、家庭等等外在环境及客观条件，都足以决定个人的选择。一代代人的进步，往往是在一次次冲破人生的无奈，于奋斗中获得新生的！

    寒暑假只回武汉家三次，其余假期完全靠读书度日，过去对外国文学很生疏，所以将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广泛阅读主要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期外国文学作品。如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不时浮现形象并不具体的安娜，仿佛能听见她说话。后一个托尔斯泰（1882--1945），出生晚于老托尔斯泰半个多世纪。一战时当战地记者，1922年同高尔基建立友谊，以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著名，他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1922--1941）在我国知识界影响巨大，是我读书计划中的重点。

   读《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更加感到自己生活得过于平淡，难怪革命年代会有那么多青年男女踊跃献身，变化中的奋斗令人神往。像我们这样日复一日读书，究竟会有多少收获？莫非以后的一代一代也同样如此？

   第二次看苏联电影《白痴》，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原著改编。戏三的何迺祥一连看了五遍，着迷到这样的程度。原因在哪里？我想影片中让人产生一种纠缠不清的东西，美好的又是感伤的，委婉的又是绝决的。梅思金公爵带着对人生和社会真诚的期望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踏上俄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漩涡。一个人若经历过挫折或者真切地体验过爱情与欢乐，对别人的遭遇很容易产生爱憎的共鸣。观看这部电影的人，恐怕都会喜爱女主人公娜斯塔莎，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女人，在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即要萎谢的时候，她的命运是悲苦的。没有真正可以称之为人的生活，不得不在虚伪的、市侩的泥淖中毁灭自己对美的希望和追求。这时，她遇见了梅思金，公爵对她不是仅仅同情和怜悯，而是发现了她的健美和高傲对世俗社会的破坏力，梅思金发自内心的声音里浸透着他个人经历中的苦楚，由是，女人第一次感到了温暖。但正如梦醒才知是一个幻境，她从金钱万能的社会丑恶和残酷的现实中，既看到了公爵的纯洁和天真；又看到了他的软弱无能，他太苍白无力！女人决心自己挑战了，她烧掉十万卢布！由此提出一个针对现实的尖锐的问题——面对邪恶的社会如何保持人性的崇高品格？天哪，这是何等高尚而精湛的艺术啊！

    看1950年译制的苏联电影《玛里契》，片中提到“斯大林”，又出现他的塑像，全场三次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激动万分，回忆起1953年3月5日伟人辞世，消息传出后，武昌处处呈现哀恸的景象，树上扎了白花，人们带上黑纱，武昌十小集合全体师生，张校长上台颤动地宣布这一悲伤的新闻，一边说一边就抽泣起来，我们都放声大哭。晚上，我在解放路一家商店门口听广播，哀乐声声，一个抱孩子的父亲满脸泪流，对不知人事的婴儿喃喃地说：“他叫斯大林......”举行葬礼的那一天，下午三时，汽笛长鸣，所有人原地伫立，我在致哀的人群里。今天，听到斯大林的名字，我相信几十年后，苏联历史会重写。反修，是我们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主题，电影《以革命的名义》尤其要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就是背叛！我常常涌动悲壮感、使命感，想着想着会热泪盈眶，对照自己这个小天地，思想实在太狭隘、生活太缺乏意义了。

     从德国学成归来的丁扬忠老师虽然还没有开课，一种吸引力让我们对他产生好奇和倾慕，同严成荣、潘健、张振国、张荣奎上门求教，说起来丁是戏文系五三届的，与晏学、谭霈生老师都是同学。眼前，留学生此刻坐在藤椅上，面对我们围成的半圆。丁扬忠老师亲赴布莱希特家乡研究布莱希特，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专家了，可是布莱希特在中国，就是戏剧界也并不熟悉，对此他很有感触，决心努力改变这样的局面，让戏剧三大体系之一的布莱希特的理论和剧目在中国开花结果。他讲了许多德国的风俗人情，非常欣赏德国人的严谨、守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希望我们注意可与中国梅兰芳为代表的表演美学体系和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表演体系媲美的布莱希特体系三者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特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核心是戏剧与现实的“距离说”，让观众看戏时保持清醒而客观的立场和评价。就是说观众始终应该从俯仰的一个高度观察、认识剧中发生的一切，冷静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布莱希特似乎更符合我的口味，应该是自己今后着重把握的对象。这几天实际上我已经看了一点关于布莱希特的文章，我感觉自己认识上似乎就有布氏的“距离说”，与现实中的人和事保持视觉或感觉的距离，以一种审视去分析和认识对象。高中时读哲学，受到哲学分析事物的启示，对自己也常客观化，我有时成了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外界一切的“第三者”。布氏对戏剧的冷静、开场即有意告诉事态进展与结果的旁观式叙述，会强化自己超脱自我的理性化思维，因此，我感到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困境、问题，在不断流逝的时光中都应该保持清醒的理性的姿态和心态。布莱希特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但他又格外理性，这好像很矛盾。布氏生于1898年，三十岁写《三角钱歌剧》一举成名，1933年希特勒纳粹上台，他流亡国外达十四年之久。代表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其中《灰阑记》根据我国元代杂剧《灰阑记》重写。丁扬忠老师反复叮咛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切时间，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学习，才能知道自己的无知”，“要狠下功夫打基础，先经典后专题，从面到点，脚踏实地做学问”。离开老师的一路，想着这样的话：雪地容易留下足迹，石头上要刻出痕迹，扑向学习的海洋，从今往后不敢再浪费一点一滴时间！

    1962年，反修浪潮越来越高。我和同学们轮流抢读苏联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我一口气赶着看完，几次落泪，深感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真是幸福。当一些人侈谈什么阶级斗争熄灭、不需要“革命”只须“建设”。不需要战斗的真实，只要“普通人”、“小人物”和内心复杂的所谓英雄时，这部小说仍然突出了苏联现实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修正主义行径予以还击，叶尔绍夫兄弟的事业一定能够继续前进。他们的回忆、激动、苦恼和不幸，无不发人深思。由此我想起杜鹏程的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有与《叶》的共同性，要求每个人回答面临的现实问题。这部作品是我在高中读得最认真心灵又受到震动最大的作品。即使在和平建设年代同样会遇到是革命还是背叛的严峻考验，有的人感到疲倦了，自动退出火热的生活，成为新时代的逃兵！考中戏面试时，我就谈到读这本书后的感想。今天读《叶》，让人生出一种自觉要求严肃地生活和投入斗争的神圣感。

    读赫尔岑的《喜鹊贼》，一些内容居然与我过去的某些东西接近，如“一个年轻人的回忆”，不少哲理大可结合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引用。十九世纪俄国文坛群星灿烂，真是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值得思考。而我国长篇小说太少，“名著”过来过去只有“四部”，还是古典的！读赫尔岑（1812--1870）的《偷东西的喜鹊》，公爵视女演员为玩物，而这位伟大的女演员说：“即使最弱小的动物，也有它所不容剥夺的权利。”最后为了洁身竟被折磨致死。传说喜鹊爱攫取光亮的东西，1815年，法国高涅和杜皮斯的历史闹剧《偷东西的喜鹊》中讲一名女仆被诬偷窃，最后发现系喜鹊所为。1816年这个剧在彼得堡上演（赫尔岑是年4岁）。1846年，赫尔岑34岁时写了这篇著名的为弱者呐喊和闪烁人性光芒的小说。

   “不管人回忆什么，首先想起的总是自己。”小说中的一句话。

   “少年的欢愉已经悄逝，像朝霞，像梦那样不可寻求。”（普希金）

   “我的回忆在我振奋的头脑里滋生萌芽；我低声吟唱我的诗句，一边走一边唱。”（雨果《我的童年》1823年）

     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主人公拉赫梅托夫具有迷人的性格，善于思考和工作，让人感动极了。据说这个人物，对俄国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生活尤其影响了无数参与社会进步潮流的革命者。车尔尼（1828——1889）生于萨拉托夫——我高中通信的苏联女学生塔玛娜就是那个城市的。作家1862年被流放西伯利亚，《怎么办？》正是在1862--1863间创作的。说明苦难曲折的人生，虽损伤作家的身心健康，却对他的创作大有好处。

    反过来想想我自己，所有的经历又有什么值得写的？

    高中班主任黄秉嘉老师来信，周正道在大学评为模范团员。我不能埋怨环境，自己的确争取得不够。高中同学聚会时，曾经给我一封与会者签名的祝福信，在京的七位同学一直说应该会面，至今并未实现。唯上月25号（星期日），我同洁相会与颐和园，她像过去一样快乐，因为得到不少人真诚地关心。生活教育人，说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行为、思想是各种关系综合作用不断显示的结果。每个人都需要问一问：从中看见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而非那样地做？人的行为无非是从自我或他人出发。袁只从自我出发，幻灭了希望。人如果尚在旧意识束缚之中，总会呈现此时或彼时的悲剧性因素。友谊万岁，友谊地久天长，友谊的力量首先让人启发智慧，对生活充满信心。一年来，关于这个话题，在所有同学间泛起波澜，许多人思索再三，发出没完没了的感叹。在我看，应该付之于行动，关键是真诚并有共同的思考。我意识到现在是青年期心理和生理都敏感多变的时刻，根本问题是自身应该如何去做，做什么，怎么做？

   “当友谊使人幸福时，春月也如春日一般温暖，这日子，永远将成为我内心的节日，虽然这节日只留下回忆给我。啊，友谊，友谊，它要来和要去都一样不容易。我永远怀念那些回忆起来已经是千金一刻的时间。有人过了一生，连这‘一刻’也不曾有过；也有人仅仅过了‘一刻’，已经是生命的永远。”《小城春秋》

    【后记】翻看大学日记，那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1960-1965）前期，看到自己不时发出的种种感悟与叹息，如今都飘忽似地消失了，时光一去不回来，剩下的都是“曾经”及残留的记忆。人生似乎总有种悲壮感，人啊，珍惜有过的一切美好吧！走过的岁月不会回头！202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