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60-1965，在中戏戏剧文学系的五年，多次去农村，宣传中央有关政策如贯彻十二条、六十条或者参加整社如社教；唯有毕业前的文化实习是个例外，没有什么具体工作任务，就是体验生活，更多是参与农村文化生活。1964年到北京密云的几个大队，完全由自己安排，一日三餐轮流去社员家吃饭（交粮票和钱），更利于了解民情，特别便于观察、体会各种人生。但重点自然是农村文化活动和与年轻人打交道，毕业分配工作后有空就回忆和写出那些难忘的往事和人物。

   回忆，常常把生活给予的最鲜明难忘的印象和激动自己的种种感受，像一幅幅连贯的画面浮现出来。奔腾的生活涌起无数跃向红日的浪花，不时地在心底翻越，使我更加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人民真正需要的东西，才是最有意义的。凡是自己确有体会的时候，都恰是与贫下中农最接近和感到亲切的时候。今天追忆那些色彩丰富的生活片断，特别是回忆活跃于其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所以叫“文化生活纪事”，这是因为自己总是以从事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身份出现的，但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更广泛得多地接触不同阶层的人，获得许多宝贵的感性素材；同时也多方面触动着我的灵魂。我知道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自己才有了进步的足迹！

   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的大普及，是个方向性的问题，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这也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大提高的一个雄厚的广泛的基础，想到不久一定会有一个农村文化普及的更大高潮，回忆自己经历的农村文化生活，可以说这样的内容就是这高潮到来的过程中，一滴颇有概括意义的水珠吧！                                            1979.3

    【羊山的传说】 我首先想到叫“羊山”的地方，是个上千人的大村庄，坐落在与公路平行的河岸边。宽敞的河床上，在春季缓缓淌着一股三米多宽的水流，洗衣和淘菜的妇女身后，可以看见在阳坡修补渔网的男社员。进村口的公路一边，有片苍翠的松林，其中稠密的深绿色处围着一圈朱色的院墙，里面有一高耸于人们视线之上的石碑和一个弧形的亭子，这就是最早的满族居民何以迁来羊山的起因证据：大约距今二百年前，清王朝两名公主葬在这里，据说这儿风水好，随之而来守墓的是一批满族群众，他们就是羊山农耕的开拓者，人们至今感激祖辈所做的奉献。后来，大约是民国元年前夕，一伙流窜的盗墓贼，趁浓厚的夜色，巧妙地打开了两座公主墓，从流沙和长流水的护墓设施后，掏走里面的器物，传说有金盘玉器等值钱的东西。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发现被盗。“天爷！谁想得到会有这样的事？！”今天，这件事仍像魔术师未被揭开的秘密在年轻人中流传，每个新来乍到的人，都会装着这样的关于羊山的故事进村，我自然也不例外。

  【被什么吸引】

   但是真正吸引自己到这里的直接原因，是羊山村剧团。那是从中戏来到密云文化馆的第二天，我们就认识了羊山村剧团团长和一位文艺骨干，他们用热烈的语言表示欢迎后，坚决邀请先去羊山，说他们有一篇登报的题为“一十四年春常在——羊山剧团配合中心演出现代戏的事迹”的文章，正在写反映阶级斗争的小戏，名字暂定“问题不在小鸡上”。团长，长得瘦小，脸上畧有麻子 ，眼里透着机灵和热情，说话间很容易感觉他是思想感情凝结于村剧团事业的戏迷，随时在言谈中带出几嗓子评剧，有时比划着说快板，他说“我是吹拉弹唱一身扛”！另一个骨干，是个结实的小伙子，眼珠儿始终盯着我们，表示他对城里来的文化人的尊重。他们姓龚，是兄弟俩。进城拉化肥同时像走亲戚一样到文化馆串串门，问问新近动态，以便与后起之秀一比高低。龚团长兴奋地嚷;“这回太值了，请上了北京来的两位师傅（我和同学隋书杰）！”并且硬性规定了我们的行程。

【盖房与构思】

     羊山村剧团龚团长希望写一个宣传晚婚的剧本，虽然我上的是中戏，实际并没有创作实践，并且也没有将来从事创作的考虑。自己又不能推脱，只好硬着头皮承担。陪我到处走的是羊山敬老院院长老王，唇上有些稀疏的胡子，话声带着尖声尖气。头次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戏剧创作”的许多问题，才知道龚明芝说的自编小戏《问题不在鸡上》是他写的。内容是一个老地主报复贫下中农，其表现非常简单。但老王津津乐道，最让他得意的是，敬老院一帮六七十岁的老人被组织起来，个个变得分外天真，十分认真地演他的“戏”。一问一答，“大家说敬老院好不好？”“好呀！”“为啥好呢？”“毛主席来领导，老人晚年幸福呀！”“我们演一个‘大家说敬老院好’怎么样？”“好！”老奶奶站一排，仍继续一问一答。老王说这个敬老院是北京市的一个点，经常来人参观。

   我们商量如何写宣传晚婚的剧本，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出去转悠，因为羊山流传着民国盗墓的故事，不自觉地就走到了公主墓附近的松树林，听到另一件事，那儿正盖五间房，主人是个老成固执的中年人，说：“眼看要成功了，我娘临死的心愿算达到啦！她活着看到咱们的翻身，后来喘病太重了，是旧社会苦挣的病。从前，我们没有一间房，十冬腊月还挤在一颗老松树下的草棚里，做梦就想一间房啊。土改后，分到三间，我觉着就理想着，可娘指望自己盖房，临死叫我们兄弟，留下了一句‘盖房’的话。这不，眼看就得了，我兄弟一直不同意，嫌我只顾个人过日子，他是队干部！”

   这件事使我受到触动，春天的农村处处都在盖房，这是生活中累见不鲜的现象。如果通过“盖房”写晚婚题材的剧本呢？王院长听了非常高兴。但我进一步发现，有些人为什么晚婚？实际又体现着“为什么而活”的人生观。联系龚明芝、王寄生二人各自的自由恋爱的经历、他们十多年前为婚姻自主而斗争的故事，为什么至今还会流传？因为那是人生观的一次革命。十几年来，人们并没有原地不动，革命在继续，可是有些人当初曾经是革命的，后来在某些浪头上摔了跤，有的再也爬不起了，他们满足于个人安逸的生活，这在多次农村工作中，不是听到过不少类似的事吗？那么，这种人当年的活力和锐气而今又到哪里去了？！

   于是，在羊山构思了如下的故事和人物：在一个有两兄弟的家庭里，因为盖房，二人发生冲突。哥哥张得福，曾经是民主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斗地主，分田地，反封建婚姻都以坚定的行动起了榜样的作用，他在土改中入党。后来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直到今天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中，却越来越满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口头语是“知足长乐”。集体事业渐渐与他的干部身份不协调，矛盾越来越大。他总是回忆年轻时没日没夜地为集体的辛苦，以解释今天图清闲的原因。他对弟弟张得志说：“你知道我当干部时有多积极吗？农村事儿，软了不行，硬了不行。如今还犯得着起早摸黑？到头来还不是顶着石磨跳加官！吃力不讨好！”他全力以赴盖房，真心诚意关心弟弟的婚事，实现母亲的遗愿，于是盖房成了他眼下的精神寄托。他以队里购木料之名，去邻队买到便宜的木料，而这却是邻队支援他们队盖粮仓的。他极力把爱人玉凤变成心目中“只知道丈夫和孩子的一心做家务的女人”。剧情开始在盖房与盖粮仓的时刻，身为团支部书记的弟弟为抢在雨前盖好仓库，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兄弟间冲突越来越尖锐。因为木椽不够，弟弟要动用哥哥刚刚弄来的木料，哥哥千方百计阻拦。此刻，玉凤受到弟弟的影响，悄悄走出家门参加集体劳动，得知了仓库急需木料，为此与得福第一次红了脸。这时，弟弟的对象巧珍来办事，发现买木料的人就是她未来的大伯子，家里原有的矛盾更加表面化。巧珍与玉凤谈起十年前看过的一出戏，说戏里女主角让她姐姐受到教育，终于冲破封建束缚获得婚姻自由，而玉凤就是那个女主角，回忆让玉凤的思想复活了，毅然投入抢修粮仺的战斗。得志、巧珍和玉凤站在一边，他们以行动取得思想斗争的胜利。生产队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变化，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不容置疑地使一切人受到考验，晚婚实际上是事件的具体表现，揭示今天农村公与私矛盾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后来写了《盖房》，关于农村盖房的思考，又于1976年为参加全国话剧汇演以此写了五场话剧《洪流》。）

   【王桂贞】

   羊山俱乐部里，收音机经“外交”调弄，响着评剧音乐，一群群男女青年拥进门，推推搡搡，都好奇地朝我们看，一个在《夺印》中演“烂菜花”的女演员走过来，大方地说：“老师，你们看，给何支书送元宵是不是这样走？”只见她扭动腰，仿佛就要打喷嚏，一只手将手巾从上往下扫：“何——支——书！吃元宵嘞！”就听有人“扑哧”一声，是四姑娘在笑：“啊，到底是我们的名角喂！”空气里像是带着挖苦。

   “哼，反角我本就不想演！谁成谁就来嘛！”“烂菜花”两手插在腰间，活脱地分明就是剧中人。

   “她叫王桂贞，老演员了，论年纪才二十岁。演反派还是头一回，开始硬不肯，做了多少次思想工作。”龚团长解释着，又瞪了他弟媳一眼：“咋？别看你能，让你演这个角，怕顶不上桂贞一半！”

   四姑娘生气了：“我知道，你向着她，就是不培养新生力量！”冲团长发怨气后，却转身搂住桂贞：“我开玩笑，你呀就是演得好，听说，你十岁上台......”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到一边去了。

   “外交”喊：“开会，开会！不许说话！”团长热情地说了一番客气话，希望我们这次来给剧团多写几个节目。他弟弟、龚明信不耐烦了：“我说，还是抓紧排戏，趁着老师在！”“对——”王桂贞带头嚷嚷。

   “麻雀掉进瓮里了，吵吵嚷嚷，咋的？连个法规都没哇？”“外交”激动起来，烟锅子乱飞。“得得得，现在是您老踏踏实实看戏的事！”一群热闹的女子一拥而上将“外交”拖走。

   “桂贞，排‘送元宵’一场！”团长宣布决定。

   王桂贞立刻又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

【羊山村剧团】

    从俱乐部出来，团长和一群活跃分子陪着我们去住处，原来就是王桂贞家。明芝刚落座，话匣子就打开了：“村剧团历史，那得从解放初农会和民兵连说起，那阵农村文化活动比现在还热火，开始分七个股：广播、夜校、创编、黑板报、剧团、歌咏队、科技，后来由团支部管，可是团支书是个文盲，本人又不爱文娱，结果越来越凉，最后剩下一个剧团坚持活动。羊山剧团是土改时成立的，1950年演了评剧《喜鹊登枝》，宣传自主婚姻，群众说：‘这个戏不赖，自由恋爱还抓了个狗特务。’男主角是王寄生，那年22岁。”

   王寄生在炕沿坐着，一个留分头、穿干部制服的壮实汉子，“我演的是男主角！”他大张嘴笑，露出洁白的牙花，下面一排还有一颗金牙。他如今是党支部委员，说：“那个戏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当时我是民兵队分队长，你想吧，戏里讲解放了，狗日的老蒋还往咱解放区派特务，我们有婚姻自主的好日子，他搞破坏，要毁掉我们的好日子，所以我感到身上担子重，在台上真动了感情，狠命揍特务，演员都受不了哪！”“看他那样子，我急忙拉了幕！”团长想想又觉好笑地说。

   “1951年演《赵小兰》，唉，戏是好戏，可没有女演员，群众说‘好人不演戏’，姑娘媳妇谁敢上台？我这么个人，演了好几年旦角哪！”团长说着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当年的团长演女角是个怎么样的扮相？！团长接着说：“那时，只有刘玉书，就是王寄生的爱人，现在是大队妇女主任，第一个上了台，演‘赵小兰’，人们担心闺女演戏这还了得！长大了不听爹妈话了！玉书泼辣得很，说‘看不惯？我偏演，气死你！’谁知真上了台，看着都觉得好，慢慢就习惯了。大伙说：‘还是戏里说得对，自由恋爱就是好，免得结婚后吵嘴闹仗、怪媒人、骂爹娘。’你不知道，寄生和玉书就是演戏自个选上的，她娘知道后气得连鞋底都给断掉哩，就是不认她的闺女了，现在老丈人还怪丈母娘思想封建呢！那年，寄生还演 《换牛》，宣传互助组好，农民说看了戏：‘互助组人多力量大，有个天灾野病的，地也丢不了。’1952年演《刘巧儿 》，那时的人觉得只有城里人才自找婆家，看了戏说：‘王寄生、刘玉书两个不就是自己对上的吗？’1953年，王春兰去保定戏曲学习班学习带回《妇女主任》的剧本，演出后影响可大了，王春兰那年19岁，‘妇女主任’就是她演的，现在她嫁走好些年了。群众说：像桂蓉（妇女主任）这样的媳妇真少有，都同情她，骂她男人不懂事，许多妇女都羡慕桂蓉这样的人。1954年，演《新事新办》，寄生两个就带头‘新事新办’，剧团给扭秧歌。他们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四近村子都有学他们的。”

    “从土改到1960年，都演新戏，还自编了一些；困难时期，剧团松了劲。有人要搞老戏出去当吹鼓手，复辟封建迷信，那时上台的支书说什么演老戏红火，从外地花钱请一个老婆子来教，我们好多人看不过眼，不去剧团了，等到那个支书撤了，剧团才又上了正道。”

【桂贞母女】

   王桂贞家是中农，从陈设看属于中常自足的小康生活。桂贞娘盘着头，动作干爽，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剧团的贵客”住吧，她整天不停地抹桌子扫地收拾屋子，同时说不完宝贝女儿桂贞的话题：“给她找女婿，人家非得自找，听说有来信的，我说在前头，女婿一定要上门的。昨天，送信的一进门就嚷嚷，‘快买喜糖啰！瞧，又是从矿上来的。’我说吃吃，吃你老娘一扫帚！我问这事可是真的？他笑了说：‘嚯，姑娘大了不由娘，这么大的事，把你都瞒住哪！假不了，在矿上当工人。’我急了，这哪行？！跟上一个挖煤的，不是要出自家跟上走嘛？你们是北京来的，给劝劝，一句话，咱不嫌啥工不工作，就要本村四近的老实娃。”

   桂贞爹过世，一家尽女人。桂贞是小个子，穿着打扮有几分妖艳，雪花膏一天抹几次，香得腻人。说话时掏出小镜子照个不停，虽然她东张西望地欣赏自己，但模样的确不怎么好看，鼻子有点上翻，发脾气时似乎有股粗气冲出来，演“烂菜花”很合适。

  “王桂贞！取信！”外面邮递员喊。

  “你们快看看，哪里来的？”桂贞娘急急忙忙跑过来。

  “季庄？！”我看见地址。

   “季庄？县城西边第一个村子？”桂贞娘奇怪地问：“这又是哪一个新招儿？”一把接过信，迫不及待地扯开封口，“哼，看到底说些啥？”

   我们看了信，觉得怪有意思，“这事儿好！”

   “啥？还好？”桂贞娘失声地喊。

   “季庄也有个叫桂贞的姑娘来的信，你听：桂贞姐姐，你好！听说你今年满二十岁，我才十六岁。今年春节在县上看了你演的戏，把我迷住了，你真有本事，到底是老演员呀，我认识你，你是不是认识我呢？最近，咱村也要排《夺印》，打听到你是自愿演反面角色，可我不愿意，原来是陈桂芝演，她偏偏得了病。我不知道该咋办？写个信问问，望姐姐回信提高我的思想，我还想抽空到羊山，请姐姐教教动作。我长得很黑，别人叫我黑蛋。我也叫桂贞，姓杜，你不嫌弃就认我当个妹子吧。敬礼，杜桂贞。”我念信时，桂贞已经进门在一边立着。她下地回来，两只手整理有些蓬松的头发。

   “杜桂贞？”她极力回忆，“黑蛋？不认识，季庄人好虚心，我要回信说要上他们那儿，听说她们有个陈桂芝戏演得好，我去学学。娘，我去总得给妹子送件礼物呀，送啥？娘你平日咋咋咋的，这会不吭声！”这封信引起我们的议论，两个村子互相学习交流，反映出农村文化生活中出现的新气象。

   “送送，咋不送？你去供销社架子上看。嗯，你也说说那矿上的事儿吧，说哇——”当娘的和盘托出早已憋不住的话。

  “哪有！怪不得这两天都吵吵吃喜糖，告诉你吧，没有的事，是我要去矿上当个人！人家说了那边有姑娘干的活，我是要出去看世界到底有多大！”女子连珠炮似地放出一堆话。

   “人家说，人家是谁？！”娘更急了。

  “迟早就知道！”姑娘撒娇地说。

   “矿上苦！成天黑人似地，你受得了？”娘带着哭音，四下看着，仿佛说傻女子，你丢得下这个安逸舒适的窝？！

   “人家能受，为什么我不能！”桂贞强硬地。

   “好好，女大十八变，翅膀硬了不由娘，我命好苦......”娘真地哭起来了。

   女儿慌了，“娘，你想哪里去了，人家是个女的，一个矿上工人的媳妇，是我在县上演出认识的，她叫我去，说还要帮我介绍个对象哩！”娘破涕为笑，“死女子，哪里也不许去，听不听娘的话！”

   “听听，娘快做饭，工作组通知了，我们去听一个忆苦思甜教育会哩！”

   “放心，误不了，娘也要去。”

   小康之家响着母女尖利的笑声。

【王寄生和刘玉书】

   羊山大队党支部希望我写一个提倡晚婚的剧本，这是个很棘手的题材。我不能不点头，开始搜集素材，他们首先介绍的是党支部委员王寄生与大队妇女主任刘玉书的故事。在俱乐部已经多少听说了些许，而且在王桂贞家也见到寄生。

   一个下午，在炕的两头分别坐了一男一女，寄生低头吃吃吃地笑，“哎，叫人咋说呢？”

   “看把你熊的，有啥抹不开？我说！”眼前是一位精干的妇女，剪着齐耳短发，两颊红到腮上，眼睛睁得杏仁似的，格外有神，鼻梁高高的，笑起来端庄而舒展。她正了正身子说：“一晃眼十几年了，土改那会刚刚十八岁，论乡俗就该结婚抓娃了，可那会被社会上的事儿着了迷。我家是中农，爹妈根本不许我出门，说姑娘家在外丢人。只许规规矩矩坐家做针线活路，还给订了一门亲事，听说是下面庄的，人品也好，念着初中，也是中农成分，爹说这叫门当户对。土改时，农会对咱们青年抓得紧，开始是拿个纸筒儿搞宣传，我妈气得一次把我反锁在房里，嘿，那时寄生一伙子就故意上我家宣传政策，趁空儿我就跑出门，老人发现后在街上骂了一路。我是演戏时看中他的，寄生这人有时愣痴痴的，不多话，看他做什么事都认真，老老实实，是个死心眼儿。我们一起演过《妇女代表》，寄生一上台可就不一样了，活泛得很，唱得入耳，做派也像，可就是对我不懂事的样子。有一次，我说我们都是团员，办啥事都要新事新办对波？他嗯了一声，就说什么办墙报、喊广播，气死人！其实他是明白人，他说咱家境穷，分了房和地，但人口多，娘多病，心里想成个家，又怕姑娘太受委屈，不肯上门。我就明白地告诉他，穷人不是天生的，就不兴变？！就是穷，只要咱们心里美滋滋的又怕啥！他听了再也不哭丧脸了，唱戏更有劲头，只有我知道是个啥原因。现在叫自由恋爱，那时叫自瞅对象，主意定了，村里风声可大了，家里更是紧张，我妈哭哭啼啼，倒像我要发丧一样。我说妈，你从旧社会过了多辈子。不知道强迫婚姻的苦处吗？拿我姐说，她受了多少气，不是打就是吵，身上青一道红一道。我妈才亮出真心话，原来是嫌他家太穷，我搬出新道理告诉她世上啥不是穷人干的，如今就是穷人的天下，我相中谁跟谁，反正是马上墙头再不后悔，我过日子又不是你过，你心虚个啥？！这一来把我全家惹下了，搬来了大伯二舅三姑四姨，走马灯一样天天来劝说，我说你们横直不想我呆的话，我有地方去，22岁那年，年三十夜里又大闹一仗后，我妈端了一桌彩礼，说下庄子等着娶亲！我一气把东西掀翻，‘反了你！’我爹气糊涂了疯了地吼。我妈从箱子一下把我的衣服一件件扔出窗外雪地上，‘你走！我没有你这个闺女！’我说你们这样待我，只好走！‘滚得远远地，不许你上门！’爹娘一起喊。我收拾了一个包袱，放了一双自己做的鞋，我妈一见是给寄生做的，拿来把菜刀狠狠地从中间断开，说：‘从今往后就像这鞋，一刀两断！’我含着泪没有回头就走了，天知道，那时寄生一家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敲开门，他们一家发了呆，他妈一会乐得合不拢嘴，‘天爷造的福，快做饭，把鸡都杀了！’我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王家的人，有事一起做。一阵阵，村剧团的人都知道了，全过来凑热闹，真的是新事新办，又新鲜又省钱，庄里人好些都巴望这样办哩！喂！该你呢，别光是大张嘴笑，你也说两句！我说的实际啵？”

   寄生仍然还是笑，搓搓手，看着他的女人，就像第一次看见一样，“咋不实际，那天，我又喜又急，再说怎么也是办喜事呀，连忙出门找村干部，找明芝他们商量，当晚，就来了秧歌队，给我长精神呢。一年后，玉书生了个大胖小子，我们的日子也好起来，还是过年的时候，我那老丈人提了一挂肉、一壶酒自己上门来，只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笑着说：‘明天抱外孙到家去，你娘可想你了。’玉书装着生气，‘那妈为啥自己不来看我呢？’丈人叹了口气，‘唉，在家给你们准备吃的哪！’第二天，我们换得一身新，提了堆东西，抱着孩子去了。丈母娘没啥说的，半会只说了一句：‘唉，还是新式的好哇！’往后，两家人来来往往可欢哪！”寄生扬了扬头，胳膊使劲展开了：“我说完了！”

【龚明芝艳史】

   大队党支部介绍的第二对，就是龚明芝与他媳妇。

   龚团长当年也不简单，人们都说他福大。那天，他一人来桂贞家，对我们讲述一段难忘的往事，堪称一首乡村爱情浪漫曲。“我告诉过你，当初演戏没有女演员，女角归我，你也瞧见了，我这副模样，怎么也让人不敢相信能扮女妆，可老婆偏偏就是因为我这事看上了我。开始哪敢想，我这天花是旧社会没钱治病得下的。解放了，娘担心最大的事就是怕娶不上媳妇。有一次倒来了个媒婆，说山上有个百里挑一的，只要男方人厚道，长得差点都没啥。我悄悄约了个伴去看了一回，我的天，当真百里挑一，站着只有桌子高，还是个傻子，把我吓跑了。那以后，有半年时间，到了演剧的时候了，土改后农村主要宣传婚姻法和走互助组，我演了“赵小兰”。过了几天，我的大姨找我说她有个侄女，对你有点心思。说看戏那晚，侄女挨着她坐，一边看一边问演女角的是谁？有媳妇没有？家里咋样？说她十九岁了，如今讲究自由找主儿，要我给问问，人兴许你见过，就在前庄也是好唱好跳的，论人材不差事，同意，就给你们牵线，我有啥可挑剔的。

   一天下午，我出村上供销社买醋，后面有人叫我：“到底是当团长的，名角么，眼里没人！”原来竟是她，手里提了个空瓶，嘴撅起却眯着眼笑，顺手将辫子甩了甩，脸红一阵白一阵，看样子是从好远撵上来的。我问：“你到这里有啥事？”她说：“跟你一样。”举起空瓶子：“可我还有别的事，想麻烦你稍带一次，行不行？”我高兴得不得了：“那买下了咋给你？”“还在这儿！”她说完转身跑了。远处有颗大树，我见那里还有一个女子，后来知道是她妹子，小她一岁。等我买了醋，却是她妹子候在那里，说：“我姐说谢谢你了。”几天后，我到商店买铁钉，一会又遇上她，说要我“捎一束线”，就这么一次次捎东西，我和她有点情况了，一次故意问她，“让我捎东西可以，为啥单要我呢？”她大大方方地说“反正将来也是你的事儿！”说得我倒不好意思了，问她：“你看中我啥？”“看中你人好呗。”“那我这脸上的疤疤儿也不嫌？”“你想哪儿去了？过日子不是看脸势的。”我赶紧问：“你是同意了？”她反问：“看你是啥意见？”“我还有啥说的！可你家大人同意吧？”“如今的事儿自己作主。”我说：“你还是问问老人的好。”“我就不问，可有一个条件，你得先让我参加你们的剧团！”我犹豫了一下：“不在一个庄，咋样提出来呢？”“我不管，就看你的了！”我回来左思右想，可巧那时正好提出联村宣传互助合作好，这样很快就吸收她进了羊山剧团，我们装着不熟悉，那时农村还封建得很。她唱得好，渐渐成了主角儿，我和她一起演戏，时间一长，大家看习惯了，有人开我们的玩笑。谁知她爹坚决反对，说什么‘十个麻子九个怪’，把我气得发抖。这时，王寄生自由恋爱、新事新办的事儿发生了，我女人找着了样子，同他爹闹得掀房揭瓦，一口气提着包袱上了门，咱家是有准备的，巧了，也是大年三十，办了个喜上加喜，鞭炮响了一夜，你知咋的，我那位老丈人也挤在人堆里看，不知是谁发现了，大叫：“快！迎接丈人呐!”丈人跑不迭地走了。回去羞得喝了一通酒，醉成烂泥。三天后，我们大步流星地回门，去了她家还演了一折戏，她爹娘看得直打哈哈，你说有趣啵！”

【季庄演戏昔与今】

     在羊山了解村剧团演剧活动，让我想到之前去的季庄。那是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我到村中心大庙，今天的生产队饲养场，同老农和文化活动热心青年聊天，获知季庄许多戏剧演出的情况。

     大概在清同治年间（即1854年前），距今110年前，大庙原名吉祥庙，逢年过节有社火，老百姓叫“糊涂戏”，那时作兴河北梆子，因为敬庙，一年有时演几十台戏，不过得依年景好赖而定，有了富余，唱戏的自然就来了。听老人们说，庄里出了个傅二膘子，走会当领班，唱《走阴山》、《三娘教子》、《二进宫》。后来，兵荒马乱的，中断了八九十年。距今20年前又有走会，高跷、小车、大鼓、十面弦，边走边唱，“桃花开，一片红，唱一个罗成征西穆桂英......”从县上来了对老夫妻，艺名二宝红，单唱老生，河北梆子、评剧都拿手。演的是《秦香莲》等老戏折子戏，庙上一唱几天，四村八邻，人山人海。

    季庄人自己演戏，是1949年后的事。刚解放时，有了高跷，兴起走会。1950年开始演新戏，男女演员40多人。演的是歌剧，拔尖的有李玉兰、袁秀华、陈广霞，如今都抓几个娃不中了。演了歌剧《模范军属》、《大妈护短》、《解放军战士》、《兄妹开荒》、《捉懒汉》、《新事新办》，演得最好的是《刘胡兰》，刘胡兰是林经奎扮的，当时没有女演员能演。看的人多一半哭了，现在的六队队长李福当时受影响最大。1951年到55年是季庄演新剧的高潮，每年在年关演一次，一次三五天。村公所把存布给剧团当幕布，群众摊钱搭台，演罢抢演员分别上各家吃饭。那时候，小学毕业生都稀罕，文盲为主。有个小演员用一书包小米换回几本演唱材料，如《解放军战士》、《新事新办》。演了《小二黑结婚》、《刘巧儿》（都是男扮女装），《小女婿》、《七夕泪》（阶级忆苦）、《小姑贤》、《李三娘拉水》，也有老戏《高文举中状元》、《王连保借当》，每天三场，后晌一场。每场开始大合唱，接着歌剧和小戏。 1952年抗美援朝时，李德仲自编宣传材料，《转先生出马》，写一个男巫跳神露了马脚。我们上县演《小女婿》、《张相跳船》还得了奖。56年转高级社，修水库，只上大唐庄庆祝成立高级社演了一次。57年唱开评剧，团长王正涛、郭家锐，有40多人。58年成立公社文工团，人都去了，庄里停演到63年。 1963年秋，恢复村剧团，一批学生娃为骨干，从64年春节开始演出，三天五晚，《秦香莲》、现代戏《夺印》、《箭杆河边》、《卖鸡》、《把关》、《两个队长》、《审椅子》。大家说：“老戏没见过，又要行头，又难学，还是唱新戏来得快”。

    现在的剧团是团支书李淑君参加县文化会后抓起来的。大队开始嫌麻烦、怕误工，演出效果好才重视了。演员都认真，如跟着话匣子学唱、哪里有演出就追到哪里看（杜桂贞就是在县上看了羊山剧团的《夺印》后，给羊山王桂贞写信要求拜师的）、没本子全部手抄。过去看热闹，如今看思想，做宣传工作是改造社员思想的大事儿，我们自己不好能教育别人吗？派角色时，有人只想演大戏、扮主角，反面角色很难找演员，这回陈桂芝自愿演《夺印》里的“烂菜花”，带了个头。社员们对本村演戏可欢迎了，多好哇，看戏就在家门口！大家对男男女女一起演戏也看惯了，还有人主动送子女进剧团哩！

    不过这仅仅是个提纲，县文化馆通知我们立刻赶到季庄抓点，同时配合工作组开展文化活动，我们不得不匆匆离开刚刚熟悉的羊山。而这个构思，后来久久盘旋在我的脑际。（注：后来写了独幕话剧《盖房》2020.5.25）

【杨景云.猪倌】

   重返季庄仍然住杨景云家，他母亲过世，家中只有他和爹二人。爹显然是火爆脾气，对儿子高中毕业回乡和当队长都有微词，又无可奈何。最集中的、每天叨叨的话题就是责备儿子只顾队里、根本不把个人婚姻当回事！许多时候，我成了景云爹唠叨时的唯一听众，一边帮着务弄红薯秧；一边等着老人断断续续地讲话。

   他说儿子刚回来时，是喂猪......

   我听许多人描述，景云当猪倌，越当越欢，给二十多口猪一一取了有趣的名字，每天念念有词地同调皮的大嘴们又说又笑。他精脚片片，手不离一根竹棍，眼里挂了血丝，人瘦了，头发更加蓬乱。只要一口猪不好好吃食，有了病，他就整宿地守着。社员们看在眼里，夸他为集体操碎了心。他爹嘴上骂儿子“傻”，但儿子喂猪的成绩让他忍不住在人前笑起来。景云踏踏实实的劳动表现，很快得到群众的信任，回忆养猪的日子，他很有感触地说：“那是我回乡后的第一课！”

【杨景云.放水】

     我进季庄遇到小麦灌水，日夜两班换人不停水，前一时期天旱，现在麦节儿就等痛痛快快地喝个饱。水渠靠近六队，景云就在那儿灌水，已经整整两天了，熬得眼睛通红，嘴唇干得裂开似地，脸颊也有些泛黄。第三天下午，他回家吃饭，谁知端上饭碗，一手夹着筷，人却睡着了！他爹又生气又心痛，“唉，是铁也熬不住啊！咋这么死心眼？！人家傅奎当队长哪里歇过枕头？再忙还不是睡得实实在在。就他！还得当爹的做饭、料家，谁叫他娘走得早哇！”看着景云没有吃一口饭就睡着的样子，我心里百感交集，他爹的一席话更让我感动。我问：“还没有瞅门媳妇？”这话杵到爹的心头，更加上火，“人家要革命！革命，我不反对，我们不革命让地主干？可谁见书记主任的没成个家？！张罗过几次，人家条件多，相不中！”“听说他高中毕业时有个相好的？”“呸，还提，我说赶紧娶进来，让爹也清闲点。人家回农村，女的不满意，戏台拉帘子，完。”

   景云斜靠墙贪婪地睡，一手托炕沿，一双筷子还吊着，爹生气地：“躺下！外面能得很，回来，不还得你爹伺候！”说话间，一把将儿子推倒在炕上，给支了个枕头。

   “景云！景云！”门外一个女的喊。

   “叫！叫！刚睡，没回家！”老头气哼哼地回了一句。

    “没在？他二爷，等他回来告诉一声，又为放水吵开哪！”门外是个面嫩嫩的姑娘，上气不接下气地。

     “又为放水，活见鬼！去，告诉他们，队里的水要爱惜！”老头俨然用队长的口气。

     “什么？放水？！”景云霍地爬起来，以为自己在值班：“为什么吵？”

    姑娘立在窗前没头没脑地：“嫌我们开水沟，让六队用水，挖苦说你这个新队长想当模范......吵得可厉害了！”

    “同谁吵？”

     “傅奎呗，可凶了！”

     “好，我就走！”景云跳下炕，才意识到将一双筷子踢下来了。

     “不行！吃饭！”爹一把拦住。

     “不饿！”景云飞也似地跑了。

     “不吃不喝，你图弄个啥！”老头吼。

      七队机井旁围了一堆人，一眼可见前队长傅奎摆出的架势，正改头换面地讲从前如何为大伙的功劳，“我早说过，沟不能开，这是为大伙的事，当了队长（指杨景云）也不调查调查，哎，难啰......”几个声音附和着：“是呀，你当队长，我们都托了点福哩。”

     景云大步流星地上前，看见沿机井正开一条沟，朝六队方向去的。景云问：“为什么停下来？“

     前队长笑了：“你的突击队呗！”

     年轻人生气地：“啥？就是你阻挡，还说谁！”

   “怎么？不同意支援六队？”刚才找景云的姑娘急了，她叫任书红，初中毕业回乡，是七队妇女组长。

   “老傅，我问你，这沟为什么不能开？”景云单刀直入地。

    傅奎撅了撅有黄胡子的嘴：“道理吗，简单，我们自己的水还不够用！”

    景云说：“我们队浇水三天了，六队还在等水，你明明知道他们队机井坏了，现在就是从季河引水也得五天，麦子扛得住？你有经验难道不不清楚？！”

   前队长语塞：“那，那也得讨论！”

   “是得讨论，可你也不能朝下巴支砖吧？！”景云反驳。

    “我，我这是为集体嘛。”傅奎摇摇手。

   年轻人一伙嚷：“我们是为个人吗？！”

   前队长嚷：“关我屁事，我又不是队长了，真是驴槽里伸马嘴，唉，不吵了，不吵了！”傅奎吆喝身后的人走。

    “等等，还有一件事，开沟要经过什么地方？”景云指了指。

    “什么地、地方？”前队长似乎心虚。

    “自留地”，景云说：“我发现这块地特别大！后来知道这地就是你傅奎的自留地！”新队长比划：“是你私自扩展的，一些人也学你的样，篱笆都扩大到便道上了，我问你，你不让开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前队长喃喃地倒退：“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不知道有几斤几两！”说话间就慌忙溜了。

     景云引着大家看准备开沟的地方，一些社员恍然大悟：“弄了半天，才是他把自留地开到队里的地上了！”景云说：“都看看，他偷偷把队里一长条地扩大到他自留地了，所以害怕开沟！”

     这件事比开始只是开沟支援六队看来又复杂多了，是啊，一个队给另一个队“让水”，在旧社会和单干时都是没有的事。从前为“争水”甚至闹出人命，如今队与队为了一个目标，“让水如救命”。但此刻又牵出一个人人关心的“自留地”问题，过去几年傅奎不动声色将自己的自留地扩大了，在他的影响下，队里出现一股侵占集体和其他社员利益的歪风，而事情复杂还在景云爹也悄悄跟上把自留地扩大了几脚宽！

   晚上，前队长上门将了一军：“景云，要含糊呢大家都含糊，也就过去了，别瞎子养了近视眼多一道缝儿，光看别人看不见自己。”景云不明白：“你说清楚了，什么意思。”傅奎故意压着声：“好，我问你，我自留地右边是谁的地？”“不管谁的地，有问题都查！”景云毫不含糊。景云爹吼起来：“想咋？！给我儿子穿小鞋？那地是我的，两年前是你叫我往外挪几脚，我有私心，这事我儿子压根就不知道，是他爹的错，傅奎，还有啥，你都说！”景云爹气得胡子翘起来，用烟锅子往空中戳，一手拍着胸。这时，傅奎的女儿傅玉兰气鼓鼓地站起来：“我爹太不对了，带头扩大自留地，我回乡后就对他做的事有意见！”“你，你敢骂你爹！好哇，墙倒众人推，前几年我累死累活为大伙，现如今功劳都踩脚下了！走，跟老子滚回去，少在人家新人面前现眼！”前队长愤愤地走了。 新队长杨景云必将面临“自留地”问题的更大考验。

【杨景云之丈量自留地风波】

    给六队让水，意外“让”出一场自留地风波。新队长杨景云请示支部后，召开队委会，决定重新丈量自留地，把违反“六十条”的私自扩展自留地的部分收归集体；同时，调整一些夹杂在大田的自留地。这可捅了马蜂窝，各种怪话、猜疑都出来了，前队长老傅低声下气地串门，说：“人家要争先进，故意同我比高低，拿社员利益邀功。”景云并不理会，坚持重新丈量，“不能让少数人沾便宜，不能让多数人吃亏。”我和工作组的老曾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挨家挨户走了一遍，最后查出多占集体地共达十几亩！

   接着，在一个月色皎洁的晚上，生产队场院发生了一次性质严肃却颇有喜剧色彩的风波，活脱脱比舞台上更有戏剧味。个别以“群众利益”之名为自己牟利的人，自以为聪明，结果其私心暴露无遗。一些跟风沾便宜的人，无不遮遮掩掩，顾了头又露了屁股，是喜剧性的又一表现。会前，杨景云准备了有关文件，他说：“就是要公平合理，谁闹也不怕！”这时，一个中年女人进门：“队长哇，要划自留地了？我家那地一是一、二是二，那是按国家政策办下的，谁想打主意，我是不好惹的呦！”女人吐了口唾沫，“喔，听说有人磨了好面包饺子哩，我来给报个信。大侄子，我也有这个心哪，都怪二山那个老牛筋不懂事，今天还赶大车拉化肥，不知道开会这码事，你可要为我多操心，婶子不会亏待大侄子你的！”女人是有名的铁算盘，常把自家鸡群赶到集体地上，谁有意见，她就质问：“你见了？是哪只？什么花色什么冠？我的娘，活了一大把岁数还看不住几只鸡？好，你馋就送给你，说，哪一只？别不好意思！”景云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是个厉害角色，让她到会上放开说。

   景云为开这个会，准备了一张“比例图”，上面一目了然可以看见：集体地有多少、年产量多少、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少；而国家对农业的支援又是多少，从中看看农民每年到底给国家贡献多不多？再看看社员个人多划了多少地，使国家、集体受到多大的损失。这个自小生长于家乡的年轻人，显示了开阔的视野，有着自觉的责任感，一分一厘在他眼里，绝不是枯燥数字，那代表着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和利益，是活在心里的感情寄托。他清楚，农民多出的一分一厘地，一当认为属于自己，就成了他们的生活内容、赋予了感情的一部分，如今要重划出来，将是痛苦和难舍的。景云反复想着，出了门，到场院。有着几百年寿命的老松树正静静注视着这里的老少爷们。景云看见他的战友和支持者：福海大爷、唐柱大爷、玉兰、淑贞、淑英、向奎、少刚等，他们互相对视，充满临战的豪情。

   下面是会前和过程中几个人物的活动片断——

      能头爹六十多岁，平日喜欢形容别人自私，一遇问题他不加掩饰比别人更自私。二山婆是车把式赵二山之妻。会前记罢工分后，他们二人走了一路。

      能头爹（试探地）：二山婆，有眉目了？东坎的好地给谁？

      二山婆：给谁？今早量地的一来，果不其然硬把那多出点的疙瘩地算进去了，我去问，得，新队长说“就你个别，开会没听见吗？”还说“你少走点私心”，谁有私心？！你说说——

     能头爹：得得得，我说哇，谁没个私心？

     二山婆：我有私心？几斤几两！长的、短的、扁的、园的？

     能头爹：你呀，耗子上称杆不知轻重。敢说没有？一人一分四的地，你那地自己长出去，都跑上车道了！

     二山婆：老家伙，没嘴葫芦，说话得负责！说正经的，那东坎的好地到底谁捞上了？

     能头爹：反正不是你我。

     二山婆：豁出去了，不要自留地，我就要看谁走私心！

     二人互相问晚上开会是不是都去，谁料二山婆竟说她“不去”，让男人出车回来参加。

     能头爹看二山婆走了，有些泄气：快刀嘴不去，没热闹瞧哇。能头，能头！

   能头（小队饲养员）：喊啥？我在这等景云哩。

   能头爹：好小子，长心眼了，给老子打听打听，我那东坎上的地划给谁了？你就这么说哇，“景云兄弟，地量完了，看把你累的，都是那些自私迷害的，啊，东坎那地......”听清了没有？悄悄问，完了回来吃饭。

     能头看着爹离去的背影：他惦记那块好地，我惦记西坎那块坏地，可别轮到我头上！

   【赵二山赶车回来，看见能头。】

     能头：二山叔，你呀，还不知道吧，晚上开会，听说自留地要从西往东推，分到谁是谁。

     二山：我知道！我那地百里挑一的好地，不行，得打听究竟分给谁？

     能头：你怕啥？有婶子哩！

     二山：靠她？耗子尾巴上的疖子，没大能（脓）耐，得我！

     能头：我咋办？早清儿，队长见我说：“能头，别让私心糊了眼”，什么意思？

     二山：哈，准备了一顶“帽子”哪，分块坏地给你，你不同意，就扣上啰。

      能头：我的娘耶，屁股坐在刀尖上还不知道，我得回去讨个主意。（下）

      上面出现能头、能头爹、二山两口子，他们都咬定“新队长要重新分地”，其实“分地”这事是前队长傅奎和一伙扩大了自留地的人推测的，认为新队长“出风头，拿前队长的错误耍人，必定简单地来个从西向东推重新分地”，于是纷纷猜测“好地”分给谁。前队长也是量地小组成员，他故意散布新队长要从西向东重分自留地。开会时，景云与他们当面对质，强调队里根本没有从西向东重新分地的考虑，问他们“分地”是谁说的？这时，前队长傅奎和二山等人一个个躲躲闪闪，二山婆这时赶来，还没搞清楚在议论什么，以为已经抓住新队长的把柄，大笑起来，无意间将前队长私下说景云的坏话抖落出来。二山看着不对劲，一把撂掉吆喝牲口的鞭子，大叫：“不干了！不干了！”岂料，景云当场决定由福海大爷接替“车把式”，福海站起来又当众揭发二山出车后倒卖化肥的事和傅奎提出从西向东划地，原来是傅奎认为他自己住东头，可能得到好地，傅奎一下子蔫巴了，躲在树荫下一声不吭。

     会上，景云引导大家拿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比，最后同国家的需要比。贫下中农发言热烈，他们说：“扩大自留地的是少数十几户，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会一气进行到深夜三点，最后大多数人喊：“就是要重新量地！”

     能头开始时说：愿把自留地同他后来开的荒地对调，因为荒地靠着水，大家表示同意，一会他发现那里将开沟排水便慌了神：“我糊涂，我错了，我不换了！”

     二山婆家紧靠集体一块洼地，每年她都放出那群肥鸡窜进集体地，大家要求在那里撒药，二山婆顿时哭了，“不行呀不行呀，我的鸡呀！”于是，她提出将插在集体地里的自留地同集体洼地对换，当大家同意后，她人不见了。那时是深夜两点，一会儿，二山婆全家三代蜂拥而至，二山向大家道歉：“婆娘头发长见识短！她换地的话不算数。”原来，二山婆自以为得计回家报喜，遭到臭骂：“你不想想，那洼地容易积水，鸡往哪里放？”但队里经大家同意，决定将夹在集体的自留地全部调整，以利机耕和以后水利化，二山婆换地要求也已经得到一致同意，不再更改。二山大为失望，臭骂他老婆，二山婆一贯是控制男人的主，此刻恼羞成怒，破天荒地与男人对骂：“你能！不是你叫我一招一招使吗？！你说，你说，是谁的主意？叫你后台傅奎来，鸡呀我还不要了呢！”惹得全场一片哄笑。

      第二天，还是那个场院，平平静静，压根不曾发生事儿似地。

      新队长没有休息，守着一头病牛，对我说：“紧张生活才有意义！”

      社员们除了嘲笑二山一家的自私表现，也看清了前队长傅奎的 鬼花招，奇怪过去为什么让这样的人领头？有的人口口声声为集体，哪一样真心为集体？一夜之间，许多人眼界开阔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像亲近了！

【李福的故事】

      杨景云给六队支援水，六队队长叫李福，这也是我到季庄后耳闻最多的一个名字。他比景云大十岁，是位老资格的生产队长。景云的七队发生自留地风波后，我去找李福，才知道他去北京市里开农业会议，今天后晌回来。在六队饲养室，人们不禁谈起队长来，大家说李福不论出门开会、参观，一回村子，立马先下地，从不耽误劳动。他的心总是与集体连在一起，有年冬天，渠上淌水，李福发现一个大缺口，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挡，上来时一身冰疙瘩，走路咯咯响，还不肯换衣服，说：“回家费时，干吧，出身汗就烘干了。”

   下午，得知李福回来就直接去了青年试验田，大家伙看见他高兴得跳起来，争着问：“队长，给咱们带回啥新品种啦？”

   “嗨，多着哩，一挎包！人家的先进经验就更多了。一会歇晌开会，突击队这回要发挥大作用。”李福敞着白粗布衣襟，露出红背心，上面印着水利先进生产者一行字，黑裤管挽到膝盖。

   我上前自我介绍，他听了一把拉着我的手：“走，上我家！” 李福家，两口子、两个娃，还有弟弟李录。墙上贴满奖状，概括了李福走过的路。他谈起今天发现的一件事：“为什么都说瑞兰那姑娘好争工分？过去我也这么认识。今天和她一起锄地，看她干活踏踏实实，又快又好。可记工呢？总是老六分，我估了估，好些男人还赶不上哩，她不是争，是争理呀，不是为个人，那是为妇女哩！”

   李福的女人给孩子喂奶，说：“就是呀，人家是给我们大伙说话！为什么干一样的活，男女不一样，就因为是爷们？！”

   “我看同工同酬问题要开会辩论一下，不能重男轻女！”

    “这才像男人说的话！”他女人夸道。

   李福简单地说到他自己：“土改那年，我刚二十，干啥都一股子火，我是民兵班长，那时最爱看戏，村里演《刘胡兰》，看到敌人拿铡刀时，我上台抽了‘大胡子’两嘴巴，演员急了：‘你怎么打人！’我说谁让你拿铡刀？！我还为戏里的事儿哭过，决心向刘胡兰学习。

   那时唱这样的歌：

   千年仇来千年怨，无处诉来无处算。

   如今来了共产党，清算斗争把身翻。

   达达里来活喇叭，土改牲口分给咱。

   党说农业合作化，集体就是我的家。

   一日胜过多少年，阴天过去晴了天。

   东方红，太阳升，穷人孩子把书念。

   瓦房沿，真方便，穷人不再窜房檐。

   跟着救星毛主席，一步就是一重天......

   我一身劲使不完，可是思想觉悟跟不上。一次在桥边站岗护守水文仪器，谁知发了大水，我一手举仪器袋，一手夹铺盖卷，拼命跑，遇到抢险的书记，他拍拍我的肩，‘小伙子，你救了一个仪器包很好，要是你的那只手不是铺盖卷，是国家的器材就更好了。’一句话说得我冒汗。从那以后一心想集体的事，只是水平低，有时跟不上形势！”

   李福苦难的家史，是在一次偶然的走访中知道的。为了搞好六队青年工作，我上门找团支部副书记李玉良，敲门后，好一阵才听里面的声音：“谁呀？进来。”进门后看见屋里只有一位老大娘，坐在炕上的纺车后面，奇怪的是她并不在意来人，聚精会神地贴着窗，那纸糊的窗格间有一块玻璃。不一会由远而近传来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一声长鸣，声音渐渐消失，大娘才整个身子转过：“唉，还不来呀，喔，瞧我这个老糊涂，把客人这么怠慢，你是来帮助工作的吧？我给你泡茶。”我挡住要下炕的大娘，问：“玉良不在家？”

   “走了两天哪，同我闺女一起去北京了，玉良妈病了，他们一走，我这心啊空了，就急着听火车声，有时半夜里说醒就醒，等着开门哪。”大娘摇动纺车，一会突地说：“玉良，我那女婿，是个能人，队里少不了他，前几年当工人，后来响应号召一家人回农村。我常说，可怜可怜我这当老人的，你们就安下心别走了。”

   我问：“听说李福是你亲侄子？”

   “那孩子就我这个婶哪，我行三，他爹在世是老大，那时日子苦，说来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老话，不怕你笑话，我一岁时，爹娘养不活我，撂在离这个村不远的路口，被我婆婆捡回来。穷人家娶不起媳妇，我算是童养媳。让你笑话了，我那伯母、婆婆、他二婶都是童养媳，我婆婆就是从路上拾回的。有一天，婆婆说笑话，‘奇怪，我们咋都是路上拾的呢？’惹笑了，又都眼红了。苦命人哪，遇到一起格外心疼呀。那年大旱，我们一家租的地被收回去了，一家十几口咋办？分开吧，要饭、当长工，各立门户各顾各，按规矩，分家要一个文，请来村里一位老先生，少说得吃顿饭吧，唉，一家囫囵完整的碗才一个，刚是一双筷子，我们平日用树枝儿。全家就一只鸡，杀了，借来一把盐，饭呢？还杂着麸子。那叫分家啊？欠老财一百多元，一家分了三十几债！我呢，还分到那双筷子，哭都哭不出声来。分开后，李福他爹不两年就死哪，李福那年十二岁，拉着妹妹去跳河，妹妹说：‘哥，你瞧，妈也来了。’娘三个抱在一起哭，我知道了把他们一顿骂。唉，那时候地主家谷子生了虫，穷人家锅锅照见人。”

   第二天见着李福，听说我去过他三婶家，说：“那是多好的老人哪，不是她，我们兄弟活不到今天，可我那弟弟李录还气她哩，不懂事！”李录，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他常常直截了当问工作组：“什么时候发展我入团？”遇事不大动脑筋，一个姑娘挑水回队上的白薯炕，李录以为是回家了，不问青红皂白就骂她自私，姑娘哭了，李福知道了实情，批评弟弟，弟弟委屈地嚷：‘说我不关心队上的事，我管了又不落好。’一次，李录发言后要记录看，只有他的名字，没有他说的话，大喊：‘你们工作组瞧不起我！’一直告到公社。哥哥李福耐心地说：“积极也要注意方法，人家工作组记了主要的事情，没有记你原话，那晚上我在场，你说了千家万户可说了个啥呢？怎么记？以后凡事要考虑周全，实事求是。”说得弟弟眼睛瞪园发亮。

   李录发誓：“以后你说咋我就咋！”

   哥哥笑了：“看看，又片面了，以后要多听大伙的，我的缺点毛病不少，这次整党给我提了许多意见，你说呢？”兄弟俩都笑起来，好甜。

【季庄青年.1】

     在季庄，每天和一大批青年相处，关于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已经成了农村党政干部重要议事日程上的大事。广阔天地涌现着新式农民，他们长在红旗下，有文化，富于理想，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新一代，占据今天农村风云变幻的斗争史的重要一页，许多新事物是紧密地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傍晚，团员会讨论人活着的意义这样严肃的话题后，一个青年靠在村中心的大树下，少有地陷入沉思，他问：“刘胡兰是伟大的，可是今天哪有过去那样的斗争？平平淡淡，干活吃饭，有我也可，没我也可，我怎么能成为英雄呢？”他说：“每看一本写英雄的书，都激动得坐不住，可是一出门，冷风一吹，还是吃饭睡觉干活老三样！”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环境中，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的问题。

   像新队长杨景云那样，并没有很多时间遐想未来或者这类问题，他们整天忙忙碌碌，认为“紧张才使得生活有意义”。他们自觉地并且也清楚地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斗争激流，矛盾就在他们的行动和周围错综复杂地展开。在农村，还可以看到许多正在要求进步的青年，入团申请书有这样的话语：

    “我发誓，永远跟党走”，“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请上级批准吧”，“我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一次不批准，我是不是灰心呢？不，不是”，“只有扎根在群众中才能开出美丽的花”，“要像水那样永远流着”。一位农村姑娘找我代写入团申请，说：“我想入团，可是先感到惭愧，去年自己思想走了下坡路，整天晃晃悠悠的，没个准星，干活不落后也不向前，开会不迟到也不发言。通过阶级教育，我懂得了一个青年处处要看一个立场，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后又清楚了党把希望放在咱们身上，再也不能走中游道路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把集体办得更兴旺，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好。同样是人，有的在上游，有的甘居中游，都是一辈子，我感觉应该做前面一种人。”她讲得多么朴实、发自内心啊。

   李福很有感慨，“土改那阵，好些娃娃跟在民兵后面，拿土喇叭喊话，搞宣传，耳边听的是口号声、锣鼓声；现在他们长大了，成了农村三大革命主力军。”

【一封信】

     工作组清华大学讲师老曾说：“你是搞文艺的，这封信可以当素材保存。”下面是信的原文——

 老曾同志：

   自从您到村快半年，总也没能跟您谈过话，我那天晚上倒粪，您从景云家出来，说要约我，可是至今也没有谈成。我两次去您住处，都未找见，只好用写信的方式。

   我由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在机床厂，干了三年多。1961年支援农业回家。工作时写了入团申请书，填了表，还没有批，就回农村了。回乡后我仍像工厂时一样认真干活。不惜力气。但使我苦恼的是，我父亲的问题，我想一人做事一人当，家庭不应该阻碍自己的进步。

   工作组进村以来，我不能参加活动更谈不上参加会议，特别看了在大庙办的村史后，我想父亲以前作的事，现在从政治上对我影响太大了。自己抬不起头，感到悲观失望，我非常恨父亲。一次开社员会，我去了，结果把我叫出去了，回家后真是悲痛欲绝，想不通，父亲的问题是父亲自己造成的，我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连参加一个社员会的资格也没有！于是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没有一点朝气了。

   今年写家史，那天挖粪回家，看见一地碎玻璃，是我妹妹摔了相框，还把大相片也撕了。原因是，我妈讲工作组来家，看到我们挂的大相片，说你们这样以后谁还信？妹妹一听当时就将镜框扔掉，对她爸发脾气。我听了，对工作组的做法有意见，写了份东西投进意见箱。过了好些天才对人说起，别人批评我：你不对，工作组是党派来的，执行的是党的政策。后来，我想通了，父亲帽子还没有摘，工作组当然不能按照同志对待。可是提意见，泼出的水收不回来，就总想找工作组谈一谈。

   今后，我一定像从前那样，鼓足干劲，处处为集体着想，一定要拿出青年人的朝气。我的想法不知道同谁说，现在都给您讲了，希望根据我的情况帮我分析，请您伸出友谊的手，给我指出生活的明路。

                                              岳    1964.4.14     

  【季庄青年.2】

    农村青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成长中的问题也常是当代所关注和应该解决的问题。他们走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文艺理所当然地要积极表现他们的生活。

     记得一次从文化工作座谈会上听到一件事，有位上门女婿，来队后领导村剧团演新戏，结果同旧戏班子的乡邻发生尖锐的冲突。过年时，双方搭台唱对台戏，最后大多数观众涌向新戏台下，使旧戏威风扫地。领唱旧戏的是大队长，恰是外来女婿家的至亲，威胁上门女婿的丈人，如不阻止女婿之行为，大队有权驱逐外来人口。可事实是连丈母娘都站在女婿一边，他们向旧戏班挑战，准备在正月十五再唱对台戏，旧戏班如愿改弦更张，可以联合排新戏。正月十五早上，趁支持新戏的大队书记进城开会，大队长率众闯进外来女婿家大闹，将女婿的被盖用物统统丢到村外路上，说：“你是外来的狗，当初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支书开会后正好从那条路回来，拾起被丢的东西，问女婿：“今晚演不演?”“演！”女婿回答。支书对大队长说：“他们这不是演戏耍，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你不但要看他们的新戏，还要上台当众检讨自己的问题！”上门女婿演新戏的故事非常生动，季庄年轻人听后反响热烈，说他们一定要坚持演新戏，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领农村阵地。

   季庄的文化活动，按县文化馆要求是进行综合性试点，这也就是我们文化实习的一大内容。在一个普通的农村之夜，如果从季庄西头顺村中心便道走完三里路程，将看到什么呢？

   今天是星期二，每逢这一天，各队青年一路欢歌，互相吆喝，从四面向在小学的夜校走去。姑娘们照例蜂拥着，嗓门划开夜空，手里拿着《选种》、《除虫》等农业科技读物、笔记本。她们中间有的人从县中学回来不久，在校时就准备回乡，看了不少农村知识书籍，许多人参加课外农科小组活动，杨景云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我从西头，七队水井旁向坡上走，迎着落日的余晖，看到几个男女青年举着纸喇叭喊话。一些姑娘还在喇叭上涂了色彩，写上“宣传员专用”的字样。

   “我先广播”

  “我广播农民报”

  “我先喊一个通知”

  ......

  七嘴八舌的争执，伴着欢愉的笑声，一天的劳累不知去向。

  “响了！响了！”队长说：“我们的土广播响了！”

     广播筒一起响起来，在不远的房顶又站了几个学生，接着他们的话音，继续用土喇叭喊下去，一个个广播点连成片，原本寂静的农村之夜顿时充满洪亮清脆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季庄十三个生产队的青年展开比赛，有社员摇摇头说：“啊，吵死了！”岂不知就是这一叫即响的土广播还隐藏了青年之间的思想斗争。六队青年从产生喊广播的想法到爬上房顶实践，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反复考虑。

   “行不行？别热火一阵子！”队长李福问。

  “我也是有思想的，人还不兴进步了？”说话的是弟弟李录，正是他第一个坚决要搞土广播。只见他肩头斜跨一只纸喇叭，上面歪歪斜斜写了一行字：“六队广播组李录”。果然，季庄上空响起有名的“李聊天”的声音，村里人惊了，说李录“这回有点中用了”。

     谁知围绕李录，青年们争论起李录到底是不是真进步的问题。

    “过去哪一回不是热一阵，说得漂亮，八成又是虚套子！”

    “别门缝里瞧人，我看人家现在是窜起的苗子！”

    “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我直接组织了六队青年的评比活动，让大家从大处看人，充分肯定每个人出现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小伙子发言热烈，拿李录的过去和现在对比，说：“可不是吗？李录首先是不怕，敢在头里干。开会哪次不是积极当传令兵，挨门叫人，会开罢了，他收拾会场，扫地还东西。中午到饲养场帮着铡草，补牲口套。现在不就是他第一个上高墙喊喇叭吗？”从前的“李聊天”不见了！几天后，广播组又出现一位女青年，杨兰英，一个就要出嫁的姑娘，没有人再安排她干任何事，“她连枕头都缝了好几对了！”有人说。昨晚，李录在屋顶搞宣传，墙根站着一个女孩子，对他喊：“你累了，让我试试。”

     “啊呀，是兰英，大家以为你是泼出去的水，怎么还要喊喇叭？”

      杨兰英爽朗地喊：“水泼到哪，还不搞宣传了？”

     “欢迎！”李录和他的伙伴一起鼓掌。

      今晚就是杨兰英广播，她表扬队里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来出现的好人好事。一些妇女笑起来，问她“是不是看中队里哪个了，赖着不走呢！”

      程支书很高兴，说：“对着哩，在队一天就要想一天队里事，出了门也要有这精神！”

      只有兰英娘不高兴：“就当新媳妇了，不怕人家那边听了笑话呀！”

      兰英说了句让人惊讶的话：“他要敢，我还不跟了哩！”

      在涌向小学的路上，各队青年纷纷议论队上的事：

      “听说东片小麦出现了黄锈病，上课时一定要我们的老师讲办法......”

      “该给试验田普遍上一次尿肥了，可有人反对，说大姑娘清早收集尿盆，丢人现眼！哼，干脆一起上他家，骂他个老顽固！”

     “后晌记工有些不合理，不争分也不能短分呀......”

     “地头读《愚公移山》好得很，就是有几个生字没有记住。”

     “喂，听说你借到了《军队的女儿》？别忘了我！”

   当他们走到几条小路汇合的地方，发出一片欢叫，又是一片歌声，他们感慨了：“我们再不是三饱两倒只同土疙瘩干的人，如今晚上有声气了，歌声亮了，广播响了，夜校上了，心情不同了！”今晚上课的老师是七队新队长、高中毕业回乡的杨景云，他在黑板上写“肥料种类和制作”，他兴奋地告诉学生们：“给小麦浇尿肥已经取得了成效！”大家叫好。“可不吗，连保守的老汉都说今年这麦子长出劲了！”学生中有人喊。教室里足足坐了一百多人，还有各队主动来的老农，他们是参谋，又是最听话的学生。乘着月光、夏夜习风，农业技术夜校师生整队上七队试验田，在现场讲课，是杨景云的新点子。试验田很平整，四角有大槐树护着。地里插了好些小木牌，分别写着试验的品种名字。老师指着一处长得魁伟的麦子说：“看，那就是浇尿肥的，与众不同！”“你们搞得不错哇！”大队程支书和六队李福队长都来了。年轻人死劲鼓起掌来。“还有，大队要开展写家史、村史，各队瞅对象，组织青年上门访苦。”程支书接着说：“六队就写你们队长李福。李录呢？他就是听了他哥忆家史，变化非常大，大家要学习他！”李录粗愣愣地喊：“我同雷锋比差得远了！”其他人将他前推后搡地笑成一团。杨景云最后通知：“明天晚上大队召开青年比学赶帮誓师会！”

      这是农村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心情飞扬的夜晚！我静静地然而激动地见证了这一切。 

【老曹家的苹果树风波】

     季庄西头靠铁路附近，有片苹果树林。青年提出种苹果树时，那还是砂石稠集的野滩，不记得是哪年河水改道后留下的。党支部支持年轻人的建议，由于不懂技术，树苗死掉不少。有人说：“干河滩长苹果，我头顶地倒着走！”杨景云、李淑君、王惠珍不信邪，带头坚持下来。一个队长反对：“别浪费劳力时间哪，十年内能吃上苹果，你们踢着我走！”王惠珍很粗的嗓门回答：“五年让你吃，到时候别嫌分得少了！”在杨景云等的带动下，大队办起了农业技术夜校，请来县农技站技术员和有经验的老农上课、实地讲授，他们经常去新华书店买相关读物。果园不但有了生机，还培养出二十多位嫁接能手，梨同苹果、山桃与蜜桃，接活率逐年升高。

   集体种植苹果背后有故事，下面说的则是一个家庭的冲突，却表现在砍倒自家的苹果树。 我住的房东老曹家，院子里有棵苹果梨嫁接的苹果树，是儿子当兵前种的，如今，苹果成为老曹家日常一个进项。老头每天收工后，都会坐在树下，享受地喝茶、抽烟，这时就听老婆子事无巨细地唠叨，特别是反反复复说儿子的一切，老头子似听非听地眯起眼只盯着树。 曹大娘是村里有名的碎嘴，成天没完没了的唠叨，平日老头一忍再忍，听不下去就闷头咬烟锅。这天清早，本来该各做各的事儿，老婆子并不动身子，絮絮叨叨地说儿子寄来照片，儿子参军一年多了.....说着说着泄露了“天机”，她把卖红薯秧得的钱买回了镜框！沉默已久的老曹，一反常态地：“老子不过了！不过了！” 他的愤怒像火山爆发了：“老子节吃俭用，让你糟蹋，那镜框儿能吃还是能喝？败家婆！这家到底要不要了？”

   “老牛筋！”老太婆不甘示弱：“你说，儿子还要不要了？！啊！”

   “不要了，啥都不要了！”老头豁出去地，一气之下操起斧头，奔到屋外的一棵苹果树前：“有也让你糟蹋！要它干什么？”曹大爷竟然没头没脑地将已经为他家带来效益的宝贝一通乱砍；有趣的是，在近乎疯狂的举动后，老曹先是发呆，后来站起来吼：“日他娘的！谁把我的苹果树砍了？！”

   被吓得不吭一声的曹大娘这时有了精神，冲出屋子，大笑：“老不死的哟！谁？有脸问？看你做的好事！”接着一屁股坐在地上，汪汪大哭，惹得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娘就越上劲地数落：“老东西！我不就是进城买个镜框，儿子寄照片来了，你倒好，辛辛苦苦盘活的果树，都叫你糟践完了！”老头脾气更上火了，“老婆子，我叫你高兴！”他起身冲到自家园子，用锄头一通乱扫，好好的蔬菜顿时七零八落，“当我后悔？哼，就是房子我也拆！”到了这种地步，老婆子再也没有回嘴的声音了。

   一个家庭的冲突可以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是我没有想到的。老两口性格绝然相反，二人的矛盾实际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由是，我联想到农村中公与私的矛盾常是直接的、尖锐的，而夫妻间的吵架（矛盾激化的形式）如果是因公与私引起，就反映着社会变革的某种有意义的内容。老曹“放树”引起的家庭纠纷，可以联系许多农村中发生的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冲突表现形式。一棵苹果树，其实如同一个家庭其它的财产，都会盖上家庭成员程度不同的感情的烙印，甚至也会是有的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一当发生“变故”，往往由此及彼地演绎形形色色的矛盾，构成一个家庭内部意想不到的冲突，思想、感情都因之而剧烈波动，导致新的变化和新的表现。这件事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对生活与戏剧的关系有了比过去更多一些的感性的理解。

   （后记）我虽一直生活在城市，却对农村有种特别的感情，所以在1964年参加山西昔阳农村社教时，就提出留在公社工作，未被同意；1969年省级机关干部经过学习班洗礼，面临去工厂、五七干校、地县基层的选择时，我毫不犹豫要求去县上，下放成县后去了许多乡村，调地区创作组后，有机会到几个县农村体验生活。自己似乎同随意见到的农民都能拉家常，很容易了解村里情况。1971年，在成县抽空写了《农村生活纪事》，仿佛完成一件令自己满意的大事，那些难忘的农村所见所闻至今仍是心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