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岗办事，转岗兑现；在位用权，退休回报；离职下海，索取收益…… 严查期权腐败

　　退休不到5年，湖南省株洲高新区党工委原书记、天元区委原书记谢高进游遍全国近20个省份，挥霍上百万元；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城市资产公司原副总经理陈某，为规避组织调查，直到离职后才欣然笑纳某资产管理公司的80万元“感谢费”……近期，在多地拍摄的警示教育片中，都出现了“期权腐败”的案例。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要求，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现实中，个别公职人员为贪腐打起“时间差”，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约定在一段时间后或自己退休、离职后兑现。期权腐败有哪些具体表现？查处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记者进行了采访。

　　个别领导干部在权钱交易、滥用职权时更加隐蔽，期权腐败表现形式花样翻新

　　“莫急，等我退休后再说吧。”近日热播的警示片《忠诚与背叛——2022湖南反腐警示录》披露了谢高进的相关案情。

　　“谢高进的腐败问题主要是期权交易。”湖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介绍，谢高进跟行贿人约定退休后再兑现，还大言不惭地说：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对此，谢高进有自己的“小九九”：“大额的钱是用不出去的，收了以后也是当一个保管员而已。等我退休以后，等我平稳落地了才把钱给我，我的钱就进入了保险箱。”

　　“退休前走遍世界，退休后游遍中国。”除了饭局赴宴，谢高进最热衷的莫过于游山玩水。在担任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期间，他利用公务出国机会游遍50多个国家。有了利益关系人兑现承诺，临近退休的他，早早开始考虑之后十年的“游牧生活”。退休后，谢高进彻底“放飞自我”，游遍全国近20个省份，挥霍上百万元。

　　然而，退休不代表“平安着陆”。2022年3月，退休近五年的谢高进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查，谢高进涉嫌受贿2606万元，其中，期权受贿1593万元，占受贿总额的61%。2022年9月，谢高进被开除党籍，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近年来，个别领导干部在实施权钱交易、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行为时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段，期权腐败表现形式花样翻新。

　　他们或为了官运亨通伪装廉洁，或提心吊胆“不敢收”，或企图“放长线、钓大鱼”，到了退休离职时，则收紧“渔网”，肆无忌惮地从曾经关照过的企业索取回报。

　　浙江省建德市监委委员项栋梳理一系列相关案件发现，期权腐败多为以下形式：一是在岗办事，转岗兑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岗时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人员谋取利益，待其转任至其他岗位，与相关人员无管理服务关系时再兑现约定利益。二是在位用权，退休回报。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为请托人办事，当下不收取或退回贿款，约定在其退休后再支付好处。三是离职下海，索取收益。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未辞去公职前在拆迁补偿、工程项目、股权转让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事成后辞去公职到相关人员公司任职。

　　“钱来得太快了，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这笔钱以后能拿到手，害怕的是组织迟早会发现。”2022年9月，江苏省宝应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杨新军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经查，杨新军与他人合伙成立中介公司，并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影子公司”承揽融资项目。扣除相关费用后，杨新军实际分得1317万余元。为规避组织调查，他将其中1023万元暂存于合伙人处，约定退休后再取钱。

　　“期权腐败多涉及巨额贿赂。”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张广大告诉记者，即便是约定事后兑现，行贿受贿双方也会规避直接转账交易，转而采取现金交易、汽车房屋等固定资产无偿交付使用、高消费买单、特定关系人代收贿赂、合伙经商分红等隐蔽方式完成行受贿。

　　期权腐败多发于工程招投标、土地招拍挂、政府采购、贷款审批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领域

　　小小一张危废许可证，背后却满是“生意”。浙江省仙居县环境监察大队原大队长、原仙居县环境保护局污染控制科科长王雪平，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台州市某贵金属公司办理危废许可证，且在环保监管、执法等方面多有“关照”。按照约定，2017年上半年，王雪平从原岗位退下来后，以合伙做生意方式收受该公司法人李某某635万元。2021年9月，王雪平被给予开除公职、取消退休待遇处分；2022年1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万元。

　　“该案是典型的以权力寻租‘零存整取’实现腐败期权化的受贿类职务犯罪。”仙居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徐佩华分析，王雪平对企业多加照顾，不求一时回报，不求小利，而是谋求今后一起合伙做生意、赚大钱。“‘事先约定’是期权腐败的典型特征，违纪违法人员妄图在约定和许诺中打一个时间差，来模糊两者间的关联性，借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草蛇灰线，绵延千里。”湖北省武汉市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副主任唐红涛表示，期权腐败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隐蔽性强，个别领导干部把权力当作资本，分期入股，当时不求回报，等到退休或辞职后再找当事人兑现利益，当时当地很难发现其腐败行为；二是危害性大，严重损害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三是查处较难，不少期权腐败都披着“合法”外衣，表面上看难以与职务犯罪直接关联。

　　“从以往案例看，期权腐败多发于工程招投标、土地招拍挂、政府采购、贷款审批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领域。公职人员通过贱卖国有资产、高价收购等手段为管理服务对象量身定制‘福利套餐’，进而严重扰乱正常市场秩序、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重庆市九龙坡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多地纪检监察干部表示，相较于“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等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期权腐败问题线索更隐蔽，取证更复杂，定性更难，查处难度更大。

　　以杨新军案为例，杨新军成立中介公司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材料，把1023万元利润分成暂存于合伙老板处，同样很隐蔽。他“认为退休后就安全着陆了，再拿这个钱就不会被组织发现”。

　　项栋注意到，期权腐败双方鉴于自身利益会严守相关约定，同时部分腐败分子具有较强警惕性，在谋划、实施期权腐败的过程中精心设计。有的腐败分子为规避风险，会“上下打点”形成错综复杂的腐败链条，并多用照顾干部家族生意、为其子女办理出国、提供生活费等方式实现利益回报，给调查带来困难。

　　做实对领导干部的全周期管理，防止“带病离职”“带病退休”

　　“查处期权腐败类案件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时间跨度长、对离任干部关注度低等方面。”唐红涛解释称，期权腐败通常横跨在职、离职两个阶段，在职的职务犯罪与离职后的利益获取可能间隔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时间跨度越大，受贿行为的关联性就越弱，相关的犯罪证据就越难查实；相较于在岗在职干部，对离退休或者辞职的干部关注度较低。

　　去年以来，“逃逸式离职”多次出现在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不同于正常的领导干部退出机制，‘逃逸式离职’是一种新型的腐败通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除了退休、离职后直接“兑现”外，有一些领导干部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兼职，以看似合理的方式获取高额报酬。

　　党内规章、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各类公职人员离岗后从业行为有明确约束。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提出“三年两不准”要求，即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也有相关规定。

　　离职不能离监管。之所以要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离退休后的任职、从业作出严格限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期权腐败。庄德水认为，要着眼于领导干部的全周期管理，既要防止“带病离职”“带病退休”，又要重视辞职、离职、退休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原有职务、岗位和部门特点，分层分类纳入监督管理范围。

　　“严格日常和离职退休前管理，可以有效降低期权腐败发生的几率。”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副主任王斌认为，应大力推行干部回避和轮岗制度，破除因干部在某个岗位任职时间过长而形成的关系网利益圈；细化完善公职人员离职审批程序，若有群众反映强烈、信访反映集中的，应暂缓批准离职，对查实存在问题的，应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严肃处理，防止“带病离职”“带病退休”。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强与审计机关等的协调配合，截断“期权”变现之路

　　为防范破解期权腐败问题，多地加强对离职退休公职人员，曾任职于重要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监管，加大违法乱纪行为查处力度。

　　北京市纪委监委开展离职公职人员违法乱纪问题专项整治，推动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将党委(党组)管理监督离职公职人员情况纳入全面从严治党(党建)工作考核检查范围，强化对离职后去向、行为的了解，重点对曾担任领导班子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职人员离职后3年内，其他公职人员离职后2年内的从业情况开展梳理排查，并全面起底离职公职人员违法乱纪问题线索。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要求，加强与审计机关协调配合，用好审计监督成果。在严查期权腐败工作中，审计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主动辞职、离职或退休人员，多地做实做细任内经济责任审计、离任审计和事后审计，查清可能存在的个人经济或责任问题。

　　去年以来，江苏省常熟市纪委监委推动市审计局围绕领导干部经济决策权、政策执行权、经济管理监督权和遵守廉政规定情况等方面，对地方党政及部门离任的“一把手”开展审计。

　　“由派驻纪检监察组‘嵌入式’参与业务分析，对审计发现问题分析研判、全程跟踪、捕捉线索，并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审计机关完成领导干部的经责审计项目后，将审计结果抄送给我们，以此作为日常监督、研判政治生态、评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为提前预警、介入、调查期权腐败问题打下坚实基础。”常熟市纪委常委、市委巡察办主任周志新说。

　　在涉及期权腐败的案件中，公职人员对行贿人“订单式”照顾，行贿人给予“定制式”回报，既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又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多地深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

　　“治理期权腐败问题，除了要监督好党员领导干部，还要整治好市场秩序，规范好公权力的外部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减少‘围猎’情况发生。”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建议，进一步探索和规范对行贿人不正当获利精准追缴方式方法，遏制行贿意图动机，从源头上铲除期权腐败滋生的土壤。

　　打破数据壁垒，精准锁定线索，破解期权腐败“难发现”“难查处”等难题。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纪委监委联合区人社部门，利用大数据手段整合信息资源，开展退休干部兼职取酬问题大排查，通过数据碰撞，提前预警、介入，为查处期权腐败提供了有效路径。另有受访纪检监察干部建议，可探索研发离岗公职人员违规从业筛查系统，截断“期权”变现之路。

　　多地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坚持边办案、边剖析、边教育、边整改。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纪委监委查办该区城市资产公司原副总经理陈某案件后，细致对照期权腐败案件的发案特点、当事人犯案心理等方面进行总结提炼，强化对全区工程项目建设全程监督管理，建立工程项目数据库，健全监管机制，对工程类项目招投标、验收、资金拨付环节实行动态监管；以案为鉴，及时通报并召开庭审教育，拍摄警示教育片《正风反腐不停歇》，努力营造严的氛围。(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柴雅欣 管筱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