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强院长在2013年7月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冤错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极大伤害，要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要正确理解和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个审判领域都要坚决防止冤错案。

与此前沈德咏副院长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后的“轩然大波”相较，应当说该文则是“波澜不惊”。稍作分析不难发现，周院长所强调的一直是法治、司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既在很多法治国家经受了实践和时间的洗礼，也被写入我国的宪法、刑法，并被世人认可，所着眼的主要在于强调其原则性、重要性。而沈副院长所阐述的则是司法实践中的的确确存在的现象，且这些现象无疑为前述原则所不容；可是，它又的的确确发生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造成这些原则不能落实到实践中的“操作者”——人民法官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沈副院长的文章，自始至终似乎一直贯穿的观点是：法官在冤假错案中还是有功的。给片面理解该文人士的印象是有为法官开脱之嫌，引起“轩然大波”自然在所难免。

理论与实践脱节、要求与现实不符，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同样在所难免；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出现，就不仅仅是脱节、不符所能解释的。犹如人们分析吏治腐败现象指出的，一个、两个贪官倒下了，那是个人问题；三个、五个倒下了，那是偶然；但前“腐”后继、成群结队倒下了，那就是制度和社会问题。周强院长到任后，曾有媒体以《周强任职最高法两月多地密集平反冤假错案》为题广泛报道。需要注意的是，该题目冠以“多地”、“密集”这样的字眼，报道的内容部分则使用了平反“一批”冤假错案的小题目。由此相较，如果还是把冤假错案的发生归结为法官个人或某个法院，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就需要我们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大环境着眼，而不是紧盯某个个案。当然，错误的个案必须纠正，同样是不容许有任何余地的。“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最高法罕见的作出的这种表态，足以显示了最高法纠错的坚定决心，同时，从这样的语气中也预示了前进道路的艰辛，且似乎还有一种悲壮的情绪。

纠正冤错案，无疑是事后的一种纠错，有些损失已无可挽回。尽管对纠错本身好评如潮，还是有人在反思：是谁制造了冤错案？尤其那美满家庭的破裂、鲜活生命的消失、冤屈者经历的惨痛，令人痛心疾首、叹息不已。如果简单的从案件判决是由法院作出的得出结论，冤错案的制造者只能是法官。但如果真的就此下了结论，法官们不但不答应，恐怕他们还会向冤错案的冤屈者那样为自己鸣冤叫屈。这样解释，想来对法官们的指责同样亦如潮涌。

是的，法官们应当对法律负责，且不说刑事诉讼有多个执法、司法部门参与。如果你静下心来思量，仅仅是从某一角度，对生命负责难道不可敬吗？用沈副院长的原话，赵作海案、张氏叔侄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难道我们一定要因为坚持选择宣告无罪而将赵作海们推向“死罪”这一绝路上去吗？或许，有人会说，未必只有这两种选择。是啊，所以，才有了“留有余地”的判决。用到这四个字，不知道比喻是否恰当。有人说政治是折中的艺术，当我们用政治手段解决法律问题的时候，“留有余地”岂不是最符合实际、又最能为各方所接受的。

表面看来，“留有余地”是除被告人之外皆大欢喜的结果。局外人不知是否思考过，身为一名法官，尽管中国的法官难说上精英化、职业化，但其在办案时，不得不出于政治的需要用政治的艺术而非法律的手段来裁断案件时，其内心的煎熬又有谁能体会。不再“留有余地”的李怀亮案，或许才是法官们更愿意看到的。

“留有余地”，不是法官们所追求的；纠正冤错案，同样不是法官们所期待的。我们期待，每位法官都能“正确理解和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坚决防止冤错案”。

刘振厚  作者：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