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视点版推出的“关注年终公务消费新变化”系列报道第一篇，关注了“节俭令”下公务消费呈现的新气象。今天我们要聚焦的问题，是群众更为关心且久受社会诟病的公款吃喝问题。

　　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发出厉行节约的号召，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大力整治“舌尖上的腐败”，继“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次下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确宴请标准，禁令甚至细化到了菜品。三令五申之下，酒店生意清淡了，公款吃喝、舌尖浪费的景象日渐消退，公款吃请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高档餐饮进入萧条期

　　位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对面的湘鄂情旗舰店，如今已改弦易帜，成为“刀王铁板烧”。

　　被称为“部委街”的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是国家部委最集中的地段，亦是湘鄂情、美林阁等高档餐饮的驻扎之地。进入2013年以来，此类高端餐饮企业普遍进入萧条期。

　　住在月坛南街的北京市民陈静说，往年这里停车场爆满的场景今年再没出现过。

　　另一个细微的变化是，每到逢年过节，王化中都会发送短信拉拢老客户，但今年，这位湘鄂情的前员工取消了这项“业务”。

　　也许数字的表述更为直观——2013年一季度亏损近7000万元，这是湘鄂情经营历史上最大一笔季亏。

　　7月12日，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预计亏损额达到1.6亿元至2.4亿元。

　　为此，湘鄂情不得不关闭全国范围内的8家门店，其中有北京的南新仓店、西南四环店和万泉河店3家。

　　7月15日，湘鄂情发布《关于重大经营环境变化公告》，公布了被关闭门店的具体盈亏情况。从盈亏数据看，2012年这8家门店全年净利润979.2万元，而今年一季度的亏损额即达900.5万元。

　　对于出现巨额亏损的原因，湘鄂情的公告称：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来，公司酒楼餐饮业务收入出现大幅下降，2013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三成，亏损近7000万元人民币。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湘鄂情对酒楼餐饮业务进行了经营政策调整，包括停售高价菜、取消了厅房服务费、不设最低消费、酒水平价销售等措施。

　　刀王铁板烧便是湘鄂情经营政策调整的结果。其隶属湘鄂情旗下，面向大众，现在主推的家宴套餐5位共888元。

　　“原来人均消费至少三四百元。如果是政务宴请，加上酒水、参鲍鱼翅之类的，人均最低消费怎么也得上千元。”曾经是湘鄂情常客的陈静说。

　　湘鄂情的公告显示，经营政策调整后，从今年第二季度运营情况看，已达到逐月减亏的效果，酒楼业务有所好转，但仍然有部分门店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且扭亏前景不明。

　　在全国，餐饮业亦是如此。

　　中国烹饪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餐饮业自改革开放35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今年1月至2月，我国限额以上企业的餐饮收入1278亿元，同比下降了3.3%，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亦显示，今年1月至2月，全国餐饮收入4030亿元，同比增长8.4%，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36.8%。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餐饮业1月至2月数据第一次出现个位数增幅。

　　政务酒宴订单的减少，是高端餐饮低迷的最直接原因。

　　“像湘鄂情这么贵的酒店一般人谁会去？”在北京某公司工作的刘元说。

　　刘元的公司作为甲方经常会宴请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今年此类宴请少多了。“往年临近年尾，会有很多饭局，今年少了很多，少了50%肯定是有的。”

　　刘元说，作为北京总部，以前上下游公司每年到年底都会搞一些宴请之类的饭局，今年也都取消了。

　　12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2013年11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在公款大吃大喝问题上，11月的查处问题数为50,处理人数为58,与今年10月相比明显减少——查处问题数减少了49%，处理人数减少了70%。

　　一位在部委工作的人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现在一般不会去这些高档餐馆去消费了，没人敢“顶风作案”。记者廉颖婷

　　阳光预算遏公款吃喝

　　对话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 　

　　《法制日报》记者 　　　　　　廉颖婷

　　记者：公款吃喝其实是个老问题了，从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提倡“四菜一汤”，直到今天，问题依然存在。

　　刘剑文：这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影响；其次在制度建设上，对于公款吃喝治理基本停留在党规、行政法规的层面上，并没有法律层面约束；再次是执行问题。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不好都形同虚设。此外，个别官员并没有认识到，公款是公共财产，要珍惜、要节约。

　　2012年12月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其重要意义不亚于任何一项重要政策，这是新一届领导班子整顿作风、赢取民心、树立威信的重要举措，因此效果也是明显的。

　　记者：公款吃喝的真正危害在于埋下了腐败的种子，即官员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越密切，政策放得就越宽，不仅破坏了既定的规则和制度，也为权力寻租敞开了口子。

　　刘剑文：从危害性来讲，公款吃喝首先是对纳税人权利的蔑视，其次败坏了党风政风。最重要的是，公款吃喝跟腐败有很大的关联性，吃喝虽然是一点一滴的事，但是会形成吃——用——拿这样一条腐败链，最终形成权力寻租，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记者：公款吃喝不仅是官员违纪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政府的财政预算与财政透明的法律制度的建构。因此，遏制“三公消费”的根本，是要有严格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严格预算管理。

　　刘剑文：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财税法是反腐败治理的关键手段。通过阳光财政、阳光预算，可以遏制官员敛财的冲动以及控制三公经费的支出。

　　以前我们的工作流程是人——事——财；现在通过财税制度的建设和改革，这个流程应该是财——人——事，即通过财政透明，来控制人、控制事，以此来遏制“三公消费”。

　　制度的顶层应该是法制，通过良法善法来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比如通过预算法的修改，我们的社会治理将从管理社会转向规范政府行为。

　　记者：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款吃喝的现象明显减少，我国餐饮业甚至出现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首次负增长，特别是高端餐饮企业增速下降尤为明显。公众更关心的是，对于公款吃喝如何有效地治理？如何长期可持续性地治理？

　　刘剑文：制度建设对于治理公款吃喝至关重要，需要强化立法，如通过修改预算法，加强预算支出的公开性、透明度；将八项规定等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将党的意志通过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目前这些制度建设都在逐步完善中。